当乌克兰、格鲁吉亚爆发“颜色革命”以来，以“街头运动”推翻合法政权的政治动乱先后在多国发生。“颜色革命”无一例外地将有关国家拖入内斗不已、民不聊生的深渊，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的高度警惕。但是，我国依然有相当部分学者、官员不相信“颜色革命”能够在大国发生，那么，我国真的不存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吗？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繁华自由、光芒四射是真实的宋代，暗黑恐怖、积贫积弱也是真实的宋代，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绵延了316年之久，在中国自秦统一之后的大王朝中仅次于两汉排在第二，在战争中立国，也在战争中亡国。纵看宋代的兴衰，与今日的“中等收入陷阱”非常类似。

过去十几年的农村扶贫工作，党和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现有的扶贫模式也存在很多的问题。那么，农村的贫困根源在哪里？现有扶贫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让农民摆脱贫困？我们听听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张和清教授的分析。

任何行业的资本输出都需要作通盘而有效的规划，要防止资本输出对本国相关行业的影响，要避免对本国行业和经济的冲击和瓦解;同时，要确保本国行业拥有相对优势，这包括技术领先和高附加值垄断。这方面日本和美国等已经提供了鲜明的经验和教训。

环顾全球，除北美之外，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可能是全球安全动荡和经济低迷中的另一个避风良港。中国需要承受安全竞争的压力，需要维持相对中高速的增长，需要使得政府体系继续维持在改革开放中的良好运行，需要极其关注收入分配、实体经济和教育体制等问题。

有的部门、地区或单位的讨论情况或推出的实施方案看，往往侧重或聚焦于国有企业如何引进私有资本乃至外资，实行股份制、而后上市……似乎一提国企改革就只有“混”，一“混”就必是国企变“股”，而只要国企一旦变“股”就改革大功造成……毫不客气地坦言，这里存在某种认识误区!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市场空间的压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在深化，其前景越来越不明确。与此同时，缓和阶级冲突、熨平社会矛盾的“溢出效应”，也在逐渐趋于衰减。这种衰减，不仅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的恶性加剧，也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值得怀疑。

专家分析认为，拉美的主要“病灶”，是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对教育重视不够，创新能力匮乏;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失衡，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尖锐。

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将经济剩余转向支持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从而提高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最终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由世界体系金字塔的塔底跃升至塔尖，其前提必然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没有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升，当然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不等于否定问题的存在。对于中国现存的几大问题，我们还是要逐步解决的。但是有人断言，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51%，这就过于武断了，也过于没有自信。

一个自我否定，不尊重、丑化甚至诅咒本国历史的民族，很难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一些俄罗斯有识之士终于切身感受到了20年来在历史领域的惨痛教训：一些人瞄准斯大林，打中的却是苏联共产党;本意是批判或打击苏共，倒下的却是连同苏共在内的整个国家——苏联。

微信红包，原本是与移动社交相结合的一种娱乐方式，在一些地方却悄悄“变了味”，成为可随时随地开赌的虚拟聚赌平台。

“赵家人”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爱国群体的有组织性反扑，是战略性的舆论造势。可以预计，2016年中国互联网还将面临资本力量、网络公知、舆论平台，乃至境外势力合流炒作的多重挑战，一场巨大的、极具挑战的舆论场变革风暴正在来临。未来，用何措施抗击网络幕后势力颠覆舆论场的平衡和稳定，用何种方法消弭境外资本制造的网络雾霾和戾气，将考验中国网管部门的智慧。

加入SDR算是一个梦吗?也许，对一些金融人士而言，这毫无疑问。不错，昨天夜里我们看到这个梦已经成真。但说句心里话，我并不敢把它当成美梦，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一场“恶梦的开始”。

甘比尔说，使西方国家两极分化，即所谓的“摧毁灰色地带”正是IS奉行的阴谋。他们希望通过频繁发动恐怖袭击，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迫使政府作出过度反应，疏远和打压国内的穆斯林社区。

中国要脱离“美元陷阱”，不是亦步亦趋的紧跟日本，而是要学习效仿欧洲，建立自己的“赌场”，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