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下的"高等收入陷阱"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为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但实际上，它主要源自一国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逾越的。与此相反，社会发展中却真正存在着一个“高收入陷阱”，它受困于一国政策上非此即彼的冲突，从而更具“必然性”。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察经济全球一体化下的资本和商品流动，需要剖析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所衍生的经济效应差异。长期以来，资本输出都被视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掠夺和抢占第三世界原料和市场的工具，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工具，也是不合理国际分工和经济秩序的根源。似乎资本输出对发达国家“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以抵制。既然如此，为何当前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输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呢?那些不能融入全球经济中的很多国家为何迟迟无法摆脱贫困呢?本文就此作一剖析。

二、“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个伪命题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推行“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就是传言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正逐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侧重需求的传统政策对此无能为力。事实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5年上半年就指出，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从而需要采取五大措施：(1)减少粮食补贴和鼓励农产品进口的农业改革，目的是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2)打破户口障碍和允许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目的是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将人口转移到真正稳定的大城市;(3)否定和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目的是让企业和员工个体自由决定就业和工资关系;(4)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建立没有政府的买卖双方自主交易的土地市场;(5)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社会保险改革，目的是适当降低社保费率以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社保机制。[1]显然，这五大改革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资源流动和引导资源配置，间接地也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产品的有效供给，从而也就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基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增强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任何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将“中等收入陷阱”当做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进而将“供给侧改革”视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剂灵丹妙药，那么就有问题了。究其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源于特定经济政策的失败，而不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规律。

事实上，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历史实践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继续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真正的二律背反，也不存在政策上的根本冲突。因此，从本质上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从经济史上看，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法国、美国和德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的东亚四小龙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都步入或接近步入了高收入国家行业;相反，被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指那些经济取得起飞和快速增长后转而出现停滞的国家，典型国家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和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其次，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有二：(1)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未能成功地根据生活形式变化而进行发展模式转型;(2)后来的经济停滞又进一步为盲目推行的新古典主义政策所强化。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此时，如果采用了不当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就会导致发展后劲乏力，导致收入也无法继续提升;相反，如果运用的政策有效得当，就可以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是源于政策的失误。从起源学上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也是在拉美推行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芝加哥男孩”所炮制的，它将收入增长的停滞提升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实现为其政策失败进行辩解的目的。[1]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特殊事物，我们可以梳理一下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机制。首先，一般地，与经济快速增长的赶超战略相适应，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式的。一般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具体政策有二：(1)通过收入分化政策来提升资本积累率，(2)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寻求需求支撑。其次，随着财富的积累和收入的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就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这时就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般地，政策上需要作两大战略转化：(1)提振国内需求，需要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2)提升竞争能力，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最后，从历史实践上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有这样两大特征：(1)由于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而无法有效地实现消费市场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2)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制约而无法成功地进入国际中高端市场进行竞争。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具有不同的两大特征：(1)大多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避免市场需求出现的断崖式下降;(2)大多能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而得以继续维持海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1]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会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在于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生产投资、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低端的制造品竞争、海外资本的涌入、世界市场的成长以及国技术外的引进，而一直没有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构建出有效的自主创新体系，从而也就很容易受到世界市场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左右。

三、“高等收入陷阱”具有普遍必然性

不同于“中等收入陷阱”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需求结构转换而得以摆脱，发达国家却面临着更为一般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和收入水平停滞的现象，经济长期衰退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乃至一般规律。这就是“高收入陷阱”，它体现为发达国家的持续经济中潜含了政策上的二难困境。这里对此作一解说。

(一)富裕国家必将趋向经济保护主义

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有不断提升的市场需求，而这往往依赖一个不断扩展的海外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尽管各国往往依靠军事和经济两种力量进行海外市场的扩张和掠夺。不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国家对海外市场的拓展程度主要依赖其经济竞争力，而决定经济竞争力的则有两大主要要素：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其中，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资水平之间的比率越大，国际竞争力就越大。相应地，在生产率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那么其产品就缺乏国际竞争力;此时，往往就只有依赖保护政策才可以建立起稳定的工资体系，从而就会趋向于保护主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在建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地广人稀使得劳动工资比西欧要高很多，几乎是欧洲平均工资的4倍;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几乎免费的土地，如果没有很高的工资，人们宁愿到乡下去建立自己的农场而不是在工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受到保护，美国制造业根本无法与欧洲竞争。为此，当时美国学派代表如凯里父子、雷蒙德、约翰.雷、埃弗雷特、汉密尔顿以及富兰克林等人都反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和高等教育中的自由贸易偏见，而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以避免本国市场受到欧洲低成本的倾销。[2]

事实上，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1年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一系列促成工业发展和保护制度的纲领和措施，这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进口禁令、补贴、主要原料的出口禁令、工业投入品的进口自由化和关税退让、发明奖励、生产标准的管制、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汉密尔顿的政治遗产为后来的亚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等充分实施。相应地，从独立建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50多年期间，美国一直都在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工业品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3]40-41同时，不仅处于落后的美国如此，即使在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也开始宣扬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但在实践中，在斯密《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依旧实行了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得多的关税，见下表。戈德斯通就指出，“发生工业革命并高速增长的英国，同时也正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关税最高和对贸易、航运管制最为严格的国家。”[4]134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只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此时的英国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能力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也仅仅是3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开始遭遇新兴经济体德国、美国的严重挑战，乃至又转而回到以前的保护主义政策上。

部分欧洲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平均关税税率[5]222

表略

事实上，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就有逐渐接近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就越来越成为决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当前世界中也是如此，由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因而除非在一些技术水平和生产力遥遥领先的特定行业，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中必然会逐渐落于竞争劣势，甚至只有在政策保护下才可以生存和发展。相应地，随着竞争力的下降和经济发展的停滞，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诉诸于市场保护政策。正因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主义思潮在西方迅速崛起，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往往充斥着保护主义论调。譬如，2016年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维持以市场经济第三国的相似商品价格而非中国商品的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对进口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究其原因就在于，欧盟一些企业和工会组织担心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响欧盟就业。同样，美国领头打造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目的也就在于将中国产品排挤出占全球经济40%的市场之外。当然，这些国家内部也存在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因而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也在不断增加，如德国舆论大幅转向反对与美国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就TPP而言，不仅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的舆论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最大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美国两党准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已表示反对。

(二)富裕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二难困境

尽管富裕国家会逐渐趋向于保护主义，但在技术急速扩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护主义政策对富人和企业主是不利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普通劳动生产力并不比发展中国家高多少，因为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等具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工人工资却数十倍于发展中国家，如瑞典人的工资几乎是印度人的50倍。显然，在制造业受到政策保护之下，即使本国产品可以免受外来竞争而在国内维持生产，但企业主也只能获得低微的利润;更不要说，伴随着国内高涨的劳工运动，以及相对于劳动力更快增长的资本积累，都会进一步迫使工资水平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中，无论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还是巴斯夏、凯里等，都充分认识到利润率的下降倾向。不过，所有这些对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都是基于一国封闭经济而言的。问题是，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更高利润，因而它只要以有机会就会努力寻找新的投资点和利润源。例如，穆勒就曾指出，“一国如果长期以来生产规模一直很大，一直有巨额纯收入供人们借以进行储蓄，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有能力年年大大增加资本(但不象美国那样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那么该国的特征之一便是，利润率实际上总是接近于最低点，因而该国总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边缘。”[6]299

由于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逐利的资本必然就会在全球流动，流向那些资本短缺而利润更高的地区;显然，在开放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就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相应地，现代社会中发达国家就会遇到一个二难困境。一方面，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中，日益激烈的外来竞争将会抑制本国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工资水平长期无法提高，甚至还会出现实质性下降;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引发广大工薪阶层的不满和抱怨，与发展中国家不断上升的收入相对照更加会强化这种不满情绪，从而会出现不断升级的社会抗议和街头运动。另一方面，在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国内高昂的生产成本必然严重削弱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利润率的下降也会刺激资本外流;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制造业的萎缩还会进一步影响就业人数，最终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一般来说，为稻粱谋的社会大众和工薪阶层更关注日常生活，更关注当下的生活水准;相反，为长远谋的政府官僚和企业家更关注经济发展，更关注提高竞争力的全球布局。相应地，在民主时代，政府在选择和推行经济政策时也就会面临这种短期和长期的抉择困境：一方面，基于选票的近视考虑，在野政党往往会发表种种保守主义的锁国政策宣誓，那些争取连任的政府也不得不努力迁就声势浩大的民粹声音;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在野政党也不得不接受大公司、大商人通过各种隐秘途径所施加的影响，现任政府更是不愿意公开实行会受到大公司反对和抵制的的封闭政策。

显然，上述困境很难彻底摆脱，至多取得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暂时平衡。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就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高收入陷阱”：一个社会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国际竞争力就会逐渐下降，从而导致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具体表现为：国内投资低迷、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严重、失业率不断攀高、收入不增反降、社会两极分化、创新能力下降、产业升级不畅、出口能力下降，外贸赤字剧增、政府债务膨胀、经济停滞不前。[7]从现实情形看，欧美和日本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高收入陷阱”。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就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就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而言，从1973年到2006年的年增长率为0.4%;就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从1983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是0.2%，从1992年到2000年的年增长率是0.1%，从2002年到2007年则根本没有任何增长。[8]148同样，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年不断爆发出的反对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民粹主义运动中窥见一斑。其实，根据H-O-S定理，生产要素的价格具有均等化的倾向;在经济全球化倾向中，工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试想：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付出的同样甚至更高的努力，创造了同样乃至更大的财富，为何就应一直拿如此低的工资，过如此糟的生活呢?但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些激进人士往往将过去所享有的富足和富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随着大陆生活水平的提升就滋生出日益强烈的不平衡情绪，甚至转化为反大陆的民粹主义运动，但这最终只会扼杀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资本输出与“高等收入陷阱”

现代发达国家之所以会陷入“高收入陷阱”，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1)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2)发达国家对外输出的主要对象从商品转向了资本。显然，这两大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不同。究其原因，资本的流动将伴随着就业岗位的转移、生产力的传递、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则与劳动分工有关。同时，无论是对生产劳动的需求还是技术的应用都依赖于一定的资本基础，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拓展还是市场规模的拓展也都依赖于不断积累的资本。[9]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重视资本积累，将资本积累视为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例如，穆勒就强调，“节省会使社会与个人富裕，而花费则使之变穷;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会因用于供养和帮助生产性劳动的支出而变富，会因用于享乐的支出而变穷。”[6]93同时，这种认知不仅体现在古典经济学中，而且也体现在奥地利经济学中。米塞斯就写道：“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10]515

其实，从社会分工的两大层次——劳动分工与产业分工——来说，古典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奥地利学派所着重阐发的迂回生产和生产结构实际上就是产业分工，古典经济学重视的劳动分工则是企业内部的工序分工。而且，两大学派都将资本积累视为分工深化、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基础，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图略

(一)资本输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发达国家采取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处理它的过剩生产能力，对其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将会产生迥异的效果。

一方面，就商品输出而言，它往往有助于输出国的生产力提高。其发展逻辑如下：(1)它通过海外市场的开拓而获得规模经济，进而可以开发和使用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2)它通过贸易盈余而扩大了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3)资本积累的扩大有助于深化劳动分工，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新产品的创新;(4)资本积累的扩大会降低资本利息，从而衍生出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李嘉图效应;(5)资本积累的扩大还有助于劳动工资的提高，从而不得不研发先进技术以维系竞争优势。这样，经济发展就会进入这样一个良性发展路径：商品输出→资本积累→工资上涨和利息下降→产业升级→技术革新→效率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商品输出扩大……

另一方面，就资本输出而言，它对输出国生产力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应，并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其发展逻辑如下：资本输出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全球投资带来高额交换价值→高额交换价值降低以技术创新提升资本效率的压力→资本输出迫使劳动工资处于低水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更多的资本输出→更低的国内工资水平……。当然，这种分析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而对资本家或企业主来说，他往往只关心自身所能获得的交换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倾向于采用资本输出的方式。显然，这实际上反映出自由经济国家中的囚徒困境。

既然资本流动对输出国是不利的，发达国家能否通过立法等措施来限制资本输出来持久维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呢?这很难做到。究其原因，即使将资本限制在国内，也无法维持持续的商品输出和领先的技术创新。

首先，就商品输出的可持续性而言，(1)商品输出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最终反过来会抑制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更不要说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会对市场实行保护;(2)商品输出无论如何也会导致技术扩散，这必然会降低各国间在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上的差距，从而竞争优势也会逐渐减弱。

其次，就技术创新的持续领先而言，(1)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产业和技术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种路标，从而无论技术创新的速度还是成效都比较好，但对先行的发达国家来说，由于没有这种路标，因而技术创新的成本要高得多，发展方向和效果都更不确定;(2)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导致持续商品出口所带来的大量资金往往并不用于技术创新上，反而会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无效配置，甚至会造成富裕阶层的奢侈之风，从而更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往往会分散资本的投资，其中必有一部分用于资本输出以换取现实的更大交换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促使生产技术在全球的更快扩散。

显然，无论采用哪种发展方式，发达国家都必然无法持久维持其领先地位，因而“高等收入陷阱”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

(二)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输入就意味着资本的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增加，这不仅为劳动雇用提供基础，而且也有助于现代技术的应用。穆勒就强调，“维持和雇用生产性劳动的，是其工作所花费的资本”。[6]100关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一些文章已经着重介绍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9]这里转向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来说明。

米塞斯分析了1860年期间的罗马尼亚所面临的情形，并提出了两个观点。(1)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知识。其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仅大量的罗马尼亚青年在西方的技术大学里充分接受这些知识，而且成百上千的外国专家也准备将其知识和技能用于罗马尼亚。(2)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正是可以参照西方模式改变当时落后的生产设备和教条通讯设施的资本品。其理由是，只有存在足够的资本品，罗马尼亚才能使工人和物质生产要素用于时期较长的生产程序，才可以成功地生产那些建立初级工厂必要的工具，而这些初级工厂则再生产那些用以建立和经营现代工厂、农场、铁路、电报线和建筑物的设备。由此，米塞斯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积累资本，他就与他追求的目标距之甚远。这就是资本不足的含义所在。因为他过去不做这件事，中间产品就不够，尽管中间产品所产生的自然资源是有的。资本缺乏乃时间不够。这是由于人们为实现其目标动手太迟。如果不凭时间因素的‘迟’‘早’，那就无法描述可用资本品提供的好处和缺乏资本品贫乏的不利”;相反，“有资本品可以使用，就等于更接近追求的目标。资本品的增加，使我们无需减缩消费而可以实现较远期的目标。相反地，资本品的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本可以实现的某些目标，或者减缩消费。假定其他事物不变，拥有资本品也即在时间上占了优势。”[10]517

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取得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品呢?这有两个途径：(1)依靠自身的储蓄，这是早期封闭社会的根本方式;(2)依靠外来的资本输入，这是现代开放社会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李斯特在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时就说，在狩猎部落、畜牧业公社和农业共同体这三个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因而就无法快速发展生产;相反，通过交易可以获得交换价值，通过与先进国家接触可以吸收先进技术，从而就可以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李斯特写道：“一个国家，其农业愈不发达，愈没有机会吧自己的剩余农产品通过国外贸易换取外国工业品，在未开化程度上陷得愈深……这时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及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也就格外能起到促进繁荣欲文化的作用。”[11]155显然，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积累内源资本，更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来引入外源资本。所以，米塞斯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把一些资本品借给落后国家，这些资本品乃改变后者之生产方法所必须。这一来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增加其劳动生产力。其结果，对罗马尼亚而言，他们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现代技术带来的利益。”[10]516

可见，资本流动和商品流动所衍生出的发展效应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商品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等原材料。所以，米塞斯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 [10]522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资本输入而要提防过多的商品输入。米塞斯继续写道，“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缩减他们的消费了。” [10]517当然，资本之所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希望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能力，相反，根本上是资本家追逐更高利润的无意识结果。对此，米塞斯也有深刻的认识：“是消费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这样做，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障碍最终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的更多的纵向发展，不会有跨国的横向扩张。”[10]517-518

五、如何理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上面的分析指出，资本输出将会减缓经济增长，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资本流动将会引发“高等收入陷阱”，这已经为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所证实。但与此同时，我们在现实世界也似乎看到了一个反例：美国往往被视为资本输出大国，但它似乎没有陷入“高等收入陷阱”，而依旧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这又如何解释呢?一般地，我们可以从这样几方面加以审视：(1)尽管美国资本输出的绝对规模很大，但这是由于它的经济总量大，而资本输出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却并不高。事实上，从1990年到2013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占GDP比重从34.9%飙升至47.8%，而同期美国则从21.5%降至19.3%。[2](2)长期以来，美国实际上是资本净流入国，流入的资本维持了它的投资和生产。(3)美国社会拥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和竞争的市场机制，前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生产劳动和技术创新，后者则进一步激发了收入分化和资本积累。这里就最后一项作一补充说明。

(一)外来移民的经济作用

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如挪威、卢森堡、瑞士、丹麦、冰岛、爱尔兰和瑞典等国都超过了美国，但是，美国的生活水平却往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人们往往感觉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一些呢?一个直观的理由是，相同数量的美元在美国能够比在其他发达国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美元的购买力在不同国家为何有此差异呢?张夏准基于市场汇率和实际购买力间的差异作了分析：市场汇率主要由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所决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则由该国所有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来决定的。其中，在非贸易性的货物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劳动服务，如开出租车、餐馆服务以及理发等。显然，就打出租车或吃饭之类事情而言，在瑞士和挪威这样的高收入国家里就非常昂贵，而在拉美或东南亚等国则要便宜得多;究其原因，前者的劳动力价格非常昂贵，后者的工资则较低。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所构建的“国际美元”标准，富国的人均收入将低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穷国的收入则高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相应地，就欧美富国而言，按“国际美元”标准的人均收入也取决于劳务提供者的工资：以美国为不变标准，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大幅度下降。由此，美国人用其收入可以购买到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因而人们往往会感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

问题是，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为何如此之高呢?根本上在于美国存在大量低工资的制造工人和劳务人员。进而，美国的底层工资为何如此之低呢?这又在于有大量来自穷国的移民。正是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底层工人的工资比较低，工作条件也更恶劣，从而在美国打车和吃饭都要比在其他发达国便宜。相反，其他发达国家中缺乏这样的移民，工资就比较平均;相应地，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这提高了服务品价格，并降低了本币的购买力。例如，如果在瑞士日内瓦打车，一段8公里长的路程大约需要花费35美元，但同样的路程在美国波士顿只需要15美元。在挪威奥斯陆，吃一顿饭大约需要花费100美元，而在美国圣路易斯不会超过50美元。张夏准说，“美国民众(与其他富国的民众相比)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购买力，主要得益于不少美国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工作没有保障感，这在服务业尤其如此。美国人还比其他竞争对手国家的民众的工作时间更长。而且，在每一工时中，美国人的收入比起好几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明显偏低，即使是在购买力方面也低于它们”;[8]109进而，“相同数量的美元之所以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富国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服务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这主要归功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恶劣的就业环境的存在。”[8]102问题是，在这种环境下，尽管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大效用，但这却是以出租车司机或者餐馆服务员的较低收益为代价。这意味着，尽管美国有更高的平均收入，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的所有国民都比其他国家的国民过得更好，这与具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最后需要指出，要理解移民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对这些移民作一细分考察。(1)就低层次的劳务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生产劳动，拉动了商业和餐饮业等的增长。事实上，这些低层次的移民所从事的通常是那些需求量很大但劳动力供应很小的行业，因而不但与本土美国人构成不了竞争关系，反而会形成互补和分工。譬如，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美国的200万农场工人中，至少一半是非法移民，正是这些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为美国农业创造了高达300多亿美元的产值。[3]显然，正是这些低层次移民的大量存在，使得那些技术行不强的行业和岗位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不仅使得美国人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和农产品，也可以使相关行业的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2)就高智商和高学历的技术移民者而言，他们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增添了新鲜血液和力量，也为美国节省了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费用。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成年人42%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大约23%具有硕士学位。[12]因此，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出生于国外的移民，大学教师中移民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近期，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就称，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移民，另有10%实在美国出生但父母有至少一人来自其他国家。[4]显然，正是这些外国科技人员的流入，大大促进了美国的科学科技进步和提高了美国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并且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在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90年代，硅谷中24%的企业是由外国出生的工程师创建起来的。[13](3)就属于靠投资移民的富人而言，他们为美国带去了大量的资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例如，2012年，投资移民为美国GDP贡献了33.9亿美元，创造了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5]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则显示，截至2016年1月1日止，全美87家资本逾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中，有44家(占51%)创办人是移民，这这44家新创公司资本总价值达1,680亿美元。[6](4)由于移民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所交的税收增加了美国的财政收入，他们所交的社保维持了美国的福利保障体系。很大程度上，正是大量移民的存在，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诸如了人口红利。

(二)自由竞争与收入分化

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往往也被视为充分展示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张夏准就写道：“从美国模式赞赏者的角度看，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允许人们无限制地进行竞争，并对赢家进行无限制的奖励，而且不会受到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文化的掣肘。因此，该制度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可以随时雇佣和解雇工人，并允许企业自由灵活地处事，因而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这样，企业就可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快地重新调动并有效地利用工人，以及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在企业家得到丰厚回报的同时，工人不得不快速适应变化，因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确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但是，拥护该制度的人认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输家，他们也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结果，因为考虑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一因素，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托马斯.爱迪生、摩根或者比尔.盖茨。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努力工作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怪不得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8]103问题是，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也造就了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底层人民生活在收入水平低下和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中。张夏准就指出，“考虑到该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与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那么美国人在生活水平方面到底如何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在美国更低的健康指标和更高的犯罪率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平等。”[8]102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差距是最大。下表反映了1990年经合组织(OCDE)14个成员国中雇员工资最高10%与最低10%的比例。[14]11

表略

显然，单单采用人均收入指标，就会明显高估美国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因为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往往以众多人生活水平低下为基础。譬如，美国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医疗保健的统计数据指标仅位列世界第30名左右，美国的犯罪率也高于欧洲和日本。事实上，美国的在狱人数率是欧洲的8倍，是日本的12倍。显然，这些都表明，美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既然如此，为何人们直观上还是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呢?张夏准列举了两大原因：(1)这是美国比欧洲国家更不平等带给作为过客的旅游者的假象，因为“外国旅游者到任何国家都很少能够看到其贫困的一面，而在贫困方面，美国要比欧洲更普遍”;[8]104(2)数字上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反映收入背后的劳动付出，因为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比人均3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都长，通常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长10%，比荷兰和挪威长30%，如2005年的工资/小时(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居卢森堡、挪威、法国、冰岛、比利时、奥地利与荷兰之后而列第8位。[8]108由此，张夏准说，“一旦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从一国平均收入能够购买多少东西来衡量，那么，美国所谓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美国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意味着，它的平均收入在衡量生活水平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那么具有指标性，这反映在像健康水平和犯罪率等指标中，在这些方面，美国的表现要比其他国家更令人失望。”[8]109

最后需要指出，市场价格结构本身就与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一般地，收入差距越大，低层收入越低，底层的购买力越小，因而大众产品越便宜;相应地，上层收入越高，上层的购买力越大，因而奢侈产品越昂贵。因此，市场价格就是购买力的函数：消费者的购买力越高，他所需要的商品的价格就越高。显然，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低层大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必需品的价格下降;与此相反，上层富人的购买力则会上升，从而导致奢侈品的价格上涨。相应地，收入分化就必然会造成价格分层。维塞尔说，“财富上的不平等愈大，价格上的差别也就愈大。”[15]94进而，价格分层又会衍生出双重效应。一方面，穷人需求的必需品以及其他大众商品往往价格低廉，包括中产者在内的人都从中可以就获得极高的消费剩余，从而往往会感到生活指数高。维塞尔写道：“广泛使用的大众商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财富充足的买方不必要将他们的购买能力使用到极度就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面包在市场上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阶层的消费者需要都可以被供给，富裕的买方甚至可以到完全满足点，只有收入最有限的买者才被迫根据环境来节省。”[16]258另一方面，富人攀比式消费所追求的高档品和奢侈品往往价格高昂，这又不是一般大众所能消费得起的，从而根本感觉不到。维塞尔写道：“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和财富的阶层越多，最高和最低阶层的财力差异越大，价格分层就越显着。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和资产，那么面包和钻石价格之间的差异……就不会像实际中那样大。……钻石的价格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对钻石的评价;它只是一个支付能力特别强的阶层对钻石的评价，这个阶层形成对钻石的需求边际序列。大多数人对钻石的评价及给出的出价和通行的市场价格相比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没有购买欲望。”[16]259-260同时，富人对奢侈品的追求固然会诱发技术创新，相互攀比也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它也会加大社会矛盾，耗费社会资源，从而也会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六、本研究的政策寓意

本文的分析表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所衍生出的经济效应是不同的，这具体体现在对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不同影响。实际上，李斯特就强调，在私人经济关系中，交换价值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但在国家经济中，其决定作用的则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创造价值的力量。其实，世界各国都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这种差异，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各国所重视的经济增长指标已经从GNP转向了GDP。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却没有跟上社会实践，它依然重视交换价值而忽视价值，并且通过将交换价值追溯到使用价值的一般概念而将交换价值看做国家或社会的使用价值;结果，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忽视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差异，他们不仅混同了交换价值和价值，甚至以交换价值来取代价值。维塞尔就写道：“除交换价值之外再不承认其他价值的人每当碰到尝试告诉他这是价值问题时，一般总是让交换价值片面地去决定问题，或者无论如何，也要使交换价值占过大的分量。”[15]256显然，本文对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中不同经济效应的剖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高等收入陷阱”，而且还会对当前各国经济发展产生显着的政策寓意。这里，就我国的经济政策导向作一简要说明。

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上看，中国迄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甚至还处于世界后段。显然，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社会理应扩大生产和投资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内源资本不够则需要继续引入外源资本。但事实恰恰相反，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却正在快速转变：“中国资本”逐渐取代“中国制造”而成为中国的新名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我国2014年就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95.6亿美元，对外资本输出规模为1400亿美元，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从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算起，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7亿美元，在短短的13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约52倍。其中，中国五矿、中国人寿、国家电网、安邦保险等央企成了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主力军，而以平安保险、中民投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资本也在加快海外资产配置的步伐。例如，2014年成立的中民投在2015年就砸下10亿英镑打造伦敦新金融城。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公共产品陆续付诸实施，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17]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如何跨越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阶段而大规模进行资本输出的呢?主要原因有二：(1)就国内环境而言，收入差距拉大而造成储蓄率持续超高，需求持续疲软又造成投资需求不足。事实上，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需要通过合适的投资渠道获得增值，否则就会造成闲置和浪费。(2)就国际环境而言，海外市场的拓展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从而无法通过商品输出的方式来消化过量的资本品。事实上，一方面美国积极组建TPP来维度和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至今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不断地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来压制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目的都在于建立对中国的贸易防御和压缩中国的国际市场。但无论如此，我们必须清晰这样两点：(1)当中国社会欠缺资本而无力推动经济发展时，我们更应该积极引入资本输入而不是商品输入，否则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附庸，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2)当中国经济的崛起而积累起大量资本时，我们也应该致力于扩大商品输出而非资本输出，否则必然会重复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必然会陷入“高等收入陷阱”。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资本输入并不全是益处，它也会导致资源和财富的流失;同时，资本输出也并非全是坏处，只要投资方向应对得当就可以在维持自身生产力的同时获得巨额交换价值。因此，这里从两方面作一补充说明。(1)强调引入外源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起飞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所有行业应该无条件开放，而是应该考虑不同的市场特性和行业特性，一些文章已经就此做了说明;[1](2)强调扩大商品输出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要去投资，而是要加以甄别并设定限度，这里作进一步的说明。

就当前中国暂时过剩的资本输出而言，首先，它应该选择那些市场规模有明显限度且规模经济显着的行业，如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及能源等行业，而不是一般的制造业。究其原因，(1)在这些行业，谁先进入，谁就拥有先入优势和规模经济，甚至还可以带来其他连锁需求;(2)这种行业往往存在显着的行业标准和规则，先进入者可以拥有对设计规范、工艺流程等行业标准的制定权，并由此获得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的资格甚至是垄断权;(3)这些行业往往拥有核心技术，不仅技术创新依赖整体经济实力，而且技术应用和生产经济也依赖大规模市场，这些往往难以为后来者尤其是小国所仿效。其次，对一般制造业而言，资本输出的限制也不是绝对的。究其原因，(1)你的资本不流入，别国的资本也会流入，从而会失去高收益的投资机会;(2)制造业产业链向外的延伸，将会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海外市场，从而有利于提升本国经济和优化产业结构;(3)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往往有赖于一定的市场规模和社会分工，而依赖商品输出所获得的市场规模更容易遭到各种抵制。

但不管如何，任何行业的资本输出都需要作通盘而有效的规划，要防止资本输出对本国相关行业的影响，要避免对本国行业和经济的冲击和瓦解;同时，要确保本国行业拥有相对优势，这包括技术领先和高附加值垄断，这方面日本和美国等已经提供了鲜明的经验和教训。事实上，即使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行业的资本输出，也无法完全避免技术的流失。姑且不说，中国高铁在10年左右时间迅速崛起本身就得益于对其他国家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造，当前中国致力于全球推销高铁时也遭到各国分享技术的要求。譬如，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隆高铁”项目就要求中国为印尼提供技术转移(包括教育和培训印尼本土员工)，并且六成零部件在当地采购;美国联邦政府规定高速列车必须在美国制造，甚至很多国家都要求产品装备经过欧洲认证，等等。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的论断和政策建议主要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立基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正是基于特定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虑，就不存在普遍性的经济政策，相反，不同国家应该采用不同的经济政策。这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研究需要重视的，关于一点，我们可以重温斯密和李斯特的政策主张差异。大河内一男就指出，“李斯特在理论上——确切地说是在‘词句’上——固然是和斯密相对立的，但在他所从事研究的‘问题’上，或者说在他不得不专心致志要攻克的‘问题’上，却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要解决的课题相同。李斯特企图在德国，在各种各样不利的、落后的内外条件下来完成这些课题。……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经济理论及其正确性在英国和在德国是没有差异的，并不意味着1776年的真理也是1841年的真理。”[18]214李斯特之所以撰写出不同于《国富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其原因就“是‘祖国的现状’，是‘德国的利益’。如果他是英国人，或许他会写一部《国富论》，至少当时他会是斯密的信奉者之一。然而，由于他的祖国是德国，出于德国的现状及其利益而撰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换句话说，他指出经济学的成立，仅仅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状和利益为依据是不行的，而只有从‘祖国的现状’和‘德国的利益’出发才是可能的。从而，这件事又使得斯密经济学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了相互对立的性质，并以这种对立为归宿。”[18]215正是基于经济学的本土性和致用性，本文不是作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致力于剖析和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相应地，它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学”或“个体经济学”之上。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经济学家》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