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不具普适性，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失业问题的适用性也是一个问题，至少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对中国的失业问题具有解释意义和政策指导价值。

近三十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制造业已受到冲击，流行舆论宣扬向服务行业的转型能带来就业希望，但是，现在服务行业的白领工作也将受到机器人冲击，金融、媒体等领域的白领精英也可能蓝领工人一样失业，除非我们让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否则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机遇就会变成噩梦。

尤瓦尔提出，随着技术发展我们可以用机器替代出租车司机、医生以及其他职业。少数精英阶层创造大量的人工智能，绝大部分人将变成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无用阶层。数以亿计的人将找不到工作，这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可能是21世纪最大风险。

只要是资本主义，工作被机器人淘汰就是死结——资本主义确实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但是是“牺牲生存求发展”——牺牲多数人的生存谋求少数人的发展。更确切地说，是“牺牲多数人的生存确保少数人的发财”。只要按资本的游戏规则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就必然造成大规模生存危机——资本主义体制下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是柄双刃剑：一方面提高效率，一方面断人生计。

博士后职位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技术学徒在欧洲非常流行。在美国，博士后职位数量的增长并不是联邦政府的政策促成的，而应归因于经济和政治因素。美国博士后群体数量的第一次激增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冷战的开始促使联邦政府增加了在科学上的投入。20世纪70年代，博士学位萧条的劳动力市场和由于外国学生进入而造成的研究者供给数量的上升迫使许多科学和工程学毕业生不得不选择博士后职位。

无所不在且日新月异的信息通信技术，使得人们担忧其会使更多工人下岗，并且有可能拉大贫富差距。技术发展和人工智能正在快速重新构建我们所在社会的传统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