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既热情而积极主动，又明确而保有底线。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在会见英国工党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中法建交过程中，他又认为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不失时机；他还巧妙地利用斯诺这个国际友人于中美之间“捎信”，推动了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思想，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海伦认为：毛、朱、周三人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又各有特点，相辅相成。她形象地比喻三个人：毛泽东是头脑、理论家，朱德是心脏和军队，而周恩来则是执行的左右手。他们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都是用优质材料制成的。

1971年，斯诺患癌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国政府派出医疗小组帮助治疗。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于日内瓦。毛泽东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要安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的未来。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在那里，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做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当年，外国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们不惧艰险，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并报道延安；西方观察员和军方代表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积极肯定中共在延安的作为。他们收集的大量当事人的一手资料，不仅使得对红军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展示出了“窑洞里的预言家”——那些红色领袖们出色、坚韧、敢于担当的领导群体形象，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自1927年建立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此行的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该书成功地撕开了国民党新闻封锁的铁幕，向全世界报道了关于中国和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和对时局的主张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解开了当时许多围绕着红色中国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