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我们党的经历有关，其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其最重要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他讲教育要革命，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都要这样做。他重视在实践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回头看我们赢在哪里？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深谋远虑的人才尤其是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布局，我们可能也会重蹈苏联的覆辙。苏联的垮台，很重要的一条是政治人才短缺，国家治理能力跟不上。

毛主席说过，“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读读毛主席的这段话，看看今天那些被糖衣炮弹击倒的腐败分子，培训归来的学员们，一定会更深刻地认识到开展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主题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每一个学员需要做的，就是把延安精神、梁家河精神落实在自己的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让延安精神、梁家河精神在广灵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陈嘉庚对延安浓厚的民主氛围也多有感触。一次他与毛泽东会谈时，因为场地较小，人员较多，很快座位就坐满了。这时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硬是挤身坐下。只见毛泽东向这名士兵望一望，微笑着把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他还看见，一次吃饭时，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饭，杂在勤务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联想到重庆国民党官员的等级森严、作威作福，陈嘉庚不禁感慨万千。他后来感叹道：“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由是他断定，“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人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从胡盖乱建中走出来，走向了青山绿水，这说明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重回延安。延安的变化，也是我们国家变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从那些什么知识也没有，却自大的不得了的所谓经济学家的误导中走出来，坚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不应排斥开放学习，但是要学习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而不是书本上的教条。

毛泽东此前找了那么多作家谈话，并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却仍然有不少文艺家在这样公开的场合发表相反的观点。这说明1942年之前的文艺界还是很活跃的，艺术家们不但可以与党的领袖展开平等对话，还敢就某一问题发表“过激”言辞。由此可见当时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是多么大，文艺家们真正从思想上接受党的文艺政策、观点，确实需要一个漫长而不平静的过程。

曾经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这样会宣传，使得大家都说你们好，你们还可以教育日本人。”我答，“没有别的奥妙，就是共产党为人民劳苦群众服务的，适合这一条的事我们就做，如果不适合这一条的我们就修正。因为我们有这种精神，也可争取教育许多日本人，团结自己，团结人民。”

铭记历史，是为了昭示现在，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历经90余年风雨，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答案只有一个：它能够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

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的未来。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在那里，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引进的正规化教育模式，其内部隐含着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工农大众、理论与实践、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国民党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没有群众路线。只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目标下才产生了群众路线，才产生了精英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数量和质量或者所谓的普及和提高，反应的实质是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对应的是精英和平民的阶级对立。这种现代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之后，重复并且加强了中国传统教育下教育作为社会晋升阶梯的功能。传统的科举制就长期忽视实际生产和生活实践需求，宣扬蔑视体力劳动等一系列的价值观。在新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下，这些价值观和社会晋升功能取得了新的内容。中国近现代在突破正规化教育模式、争取阶级平等、改造教育目的上所做出的种种尝试，为我们今天反思、批判、和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及时消除可能不时出现的“要不得的”想法，始终赢得人民的信任和信心，肩负起历史使命，都必然要求我们党的作风过硬。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作风状况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共产党人要应对风险挑战，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就必须在作风建设的熔炉中不断锤炼自己，不断加强和改进自己的作风。

在党的凝聚力、决策力和执行力方面：“延安作风”助益中共提出、制定并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使之得到坚决的贯彻和实施，推动革命事业和党的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则内部纷争不断，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军政机能十分低下，自蚀其力现象严重，不但决策难以与时代、人民合拍，并且其计划、决策普遍难以达成，“势”与“力”呈现不断消退的态势。

据《陈嘉庚回忆录》，在延安的7天，陈嘉庚考察到哪，往往就在那里就餐，都是比较简单的。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数次到陈嘉庚住宿地拜访恳谈，一起就餐。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见的大米饭，最好的菜也就是鸡蛋。中共领导的廉洁之风也吹到了底层。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陈感到几天来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招待所服务员辛苦了，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但被婉言但很坚决地谢绝了。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钱的情形，恍若是生活在两个社会。两相对比，陈嘉庚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毛泽东领导制订国家发展长期计划时，首先考虑的是基础工业和战略基地。1964年期间，他在研究“三五”计划设想时特别强调，不仅要抓好农业和国防工业这“两个拳头”，还要抓好基础工业这“一个屁股”。他不断提醒人们：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把一切都准备好，敌人要来也好办；没有准备不行，要有备无患；任何工作，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和部署。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有效反击，成功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和诽谤，同时坚持“斗而不破”的原则，始终高举团结抗战大旗，最终赢得了这场舆论战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直至取得抗战伟大胜利。

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看着，想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为了让参加劳动而上不了学的青年人获得学习的机会，古元利用工作之余绘制一些带文字的画片分送给各户人家。得知老百姓喜爱家畜，于是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些木刻作品分送给乡亲们让他们提出批评。这意味着古元不是将农民当成教化对象。画家在农村平凡的生活中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民众放平，将民众的人格与自己的人格对等。他拿自己的作品给农民看时，只会认真倾听他们讲述自己依照生活经验而来的感受和意见，而不去给农民解说，更不会以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教育农民，即他是通过作品让农民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新文化。这种谦和的态度让他接触和了解到民众更为真实的生活，为艺术创作储备了素材，也促使他对艺术“大众化”问题形成相对深刻而准确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