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和底气，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理论界正在摆脱对西方话语的路径依赖，不断增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集体自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试图通过西方理论的植入和西方话语的中介来讲述中国，最终呈现的不过是不着边际、不伦不类的中国形象。如今，是否能够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不是看是否符合西方的价值逻辑、贴近既有的历史经验，是否有某些政治人物、思想人物的概念作话语基础；而是看是否能够从中国实践中升华出中国理论、展示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是否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解码中国样本、破译中国密码。

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体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做东西方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性话语,反映了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观察和分析本国历史、现实及变化趋势,解释和阐发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整体面貌,思考和应对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当“普世价值”的思想俘虏。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批判和抵制“普世价值”,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中，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中国法治的“元理论”和“元知识”，只有转化为或体现于具体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法律原理、法律文化、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亦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才能够实际地成为指导法治实践的理念，否则，难免会变成一种飘悬的政治倡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有被置放或还原到法治话语之中，与法学理论传统和知识谱系形成对接，才能够获得必要的理论和知识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