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和饥饿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政府时期还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达29‰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估计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超过2亿人。贫困和饥饿不仅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积弱和落后，而且成为引发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初，很多贫苦群众就是为了求生存、寻找吃饭生路而参加革命的。同样，共产党正是由于贫苦大众的支持才取得了胜利。

一边是大量饥荒，一边是粮食过剩，其原因在于，为了维持高额利润，几个大邦同时收购囤积了大量粮食，而印度中央政府又遵从国际债主的要求，限制给消费者提供食物补贴。不要意外，所有这一切都符合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只是我们要问，这种“自由”是谁的自由？是人民群众的，还是封建领主或腐败寡头的？

三年（1959~1961）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是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和分析。以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基准，结合1953~1964年死亡漏报及其纠正的状况，估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00~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年龄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造成此次非正常死亡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从单一的因果关系中寻求答案。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以抗灾能力不强引起为主、以地方救灾失误引起为次。尽管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教训值得反思，但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应对饥荒所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

发动群众灭蝗是打破封建思想对人民束缚，树立人定胜天信心;发动妇女纺织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改变了几千年来妇女传统“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思想，由此而来是“我们女人现在可能了”、“我也让女儿读书长大了也让她当干部”，初步改变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妇女积极的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从而使纺织运动成为深入的妇女解放运动;拔工组、互助组变几千年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组织起来集体劳动，从而改造了边区社会。这一切都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到访过边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说边区“是中国的试管”，一个崭新的中国将跃出地平线。

那么世界该怎么避免饥荒悲剧发生?第一，各国必须抛开分歧，在救济问题上紧急合作。第二，必须摒弃“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采取类似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政策。第三，必须结束单边的外部军事干预，它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化。

历史上欧美对非洲的殖民刚性统治，如今逐渐内化成为一种“隐性殖民”，依托民主、人权与自由等各种幌子，对非洲有着强大的欺骗性与隐蔽性。

今天去探讨大饥荒的原因，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到对工业化农业的迷思、以及这种迷思的体制化是最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