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地现在许多主流学者眼睛就局限在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一讲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王老师的研究就是针对“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和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很容易误入歧途。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意识形态化，而要扎扎实实读书做学问，既要有专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节制，又要思考一些超越专业的重大问题，从而推动跨学科和跨专业的研究。

近年随着儒学和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兴起，康有为又重新成为学界的热门人物。而章永乐另辟蹊径，从国际政治、国际体系的维度出发，将康有为放置在全球史视野之下，重新激活出一个不同往日论述的思想者形象。文章不仅从康有为的视角看维也纳体系、“一战”等重要全球历史事件，也能指出康有为思想的局限，和对今天的启迪。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格局并未因分化重组而明朗，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引入马克思“两极相联”概念，并加以拓展，用以概括全球秩序趋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成长为全球能动性大国，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仍然是全球性强国，而其他国家与区域共同体不具备成长为与中美相抗衡的全球性大国的条件。现存全球秩序具有进步性与不公正性的双重性，中国作为现存全球秩序的保守性力量与变革性力量，作为全球性大国一“极”，同时也是作为美国对立统一的一“极”加入全球秩序构造，从而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新两极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制衡与补充，相互依存与协作，中美共同发挥领导力，打破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两极相联”还意味现存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往更加公正与均衡的方向变迁，它并非G2，也并非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全球秩序新局。

对于自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人们大多熟悉于从“美苏争霸”到“一超多强”的历史叙事，却忽视了美国这一“超级权力”崛起的过程；以及更为隐蔽的，全球秩序从“以欧洲为核心”到“以美国为核心”的“权力转换”。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亨廷顿就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予以了论述，他一方面看到了美国替代欧洲支撑起新的全球秩序这一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他同时对未来全球秩序变化中的“美国命运”提出了“远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