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是毛泽东生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战略发生于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国家工业化压力空前的基本国情。其内容的根本构成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的过程，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与挫折的探索过程。透过弥漫的历史烟云，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探索，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难得的经验借鉴和思想准备。尤其习近平同志关于农村必须推进“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倡导，关于中国农村“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的重要思想，更是对于这一战略探索合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据舒同讲，主席对着到会的省委书记一个个地问，为什么这样严重的问题(指“共产风”、“浮夸风”)不向中央报告?会议期间各省正在遵照中央《党内通信》召开六级干部会。一天接到几个电报，都是汇报各地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毛主席隔几个小时就有一个批示，指出一些做法对不对。毛主席通宵达旦地工作，作出批示有的是在凌晨2点，有的是在凌晨5点。会议中间，要求刮“共产风”上缴的财物全部退赔。一定要退回去，各省必须开退赔的六级(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会。毛主席抓得可紧了。当时有些干部也认识到错了，但希望不算旧账，不退赔。毛主席坚决不同意，严厉批评这种错误的想法。

从目送丈夫远航的渔家女，到登船出海劳动的女社员，胶东渔村的妇女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角色转变。在这片不起眼的渔场上，资源、技术和政策等要素共同搭建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俞正声主席的赞扬，王宏甲的总结，都准确概括了塘约道路的实质。塘约道路，在骨子里承续着大寨和大寨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血脉道统。塘约道路的成功推广，是新中国合作化道路在新时代的魂兮归来，必将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