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只要对照一下他所掌握的“独家证据”的文本，便不难察觉冯克恶劣的手脚。首先是他隐瞒了毛泽东针对薄一波的工业报告而发的这一语境，继而在征引毛的插话时刻意删去毛所说的“要完成（大跃进的工业）计划，就要大减项目。1078个项目中还应该坚决地再多削减，削到500个。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这一内容。反而是别有居心地把毛泽东说的工业问题，扭曲成粮食问题；把毛泽东表露的让一半基建下马的决心，变成了毛泽东蓄意牺牲一半中国人的狠心；“不如死一半”的形象比喻，成了毛泽东行凶的证据。翻检《大饥荒》一书，多处征引以丑化毛泽东为业的李志绥及张戎的着作，便可想见冯克写作的倾向性。冯克当然有权利表达他的道德价值观和个人偏见，然而历史的写作，毕竟不是中世纪的道德剧。即便存心丑化或美化，抹黑或漂白，学者必须首先忠实于史料，立根于证据，而非扭曲史料，篡改证据。

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对于饥荒有切肤之痛的人只是灾区的少数幸存者，这些人本身就没有多少话语权，即使真的写出了什么回忆饥荒的东西，也不会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的人有多少共鸣。那些人就好像《祝福》当中那些不耐烦的听众一样，如果老去回忆可能还会招其厌烦。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把饥荒带来的痛苦平摊到了每一个人身上，有话语权的上层人士也可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其他的那些亲历者同样会由于切肤之痛而产生共鸣。就好像《祝福》当中的祥林嫂一样，说上千百遍也不会厌烦。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和我国的一些人采用美国人口学家的说法，即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有三千万人因饥饿至死。通过分析美国知名人口学家科尔在其相关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和计算方法，我们发现，美国人口学家在论证“饿死三千万”的过程中存在虚增出生人数、夸大死亡人数的作假行为，而其用于估算“饿死”人数的“超线性死亡”理论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而且严重的质疑，既不客观，也不科学。因此“饿死三千万”的说法根本不可信。我国学者和媒体对于西方所谓的“公认”的说法和论断，应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其加以验证，切不可盲目偏信，因此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