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奢求一劳永逸的改革，如果步子迈得太大，房价大幅下跌会导致大量银行坏账，诱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造成玉石俱焚的最糟结果。我认为更现实的方法是“搁置存量、发展增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用更高的收入水平来稀释高房价的痛苦感，让老百姓买得起房。待时机成熟再放开土地供应，最终走出这场社会危机。

房地产税改革的本质就是打破房地产既得利益的格局，而这个既得利益的格局持续了20年，怎么打破?但是这个既得利益的僵局不打破，什么改革都成了泡影，因为土地是生产要素的根本。去看看历史，每一次根本的转折性改革，如果土地相关改革不突破，其他的改革都是沙滩上的城堡。如今房地产税改革的意义也在于此。

我们一定要搞清房价有控制的、比较缓和的下跌与房地产业崩盘的区别。崩盘是不可控的，就像堤坝决口一样，其危害非常大，会造成经济的大衰退。经过征收房地产税等调解手段，使房价下跌则是可控的，虽然也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不会使经济出现大衰退。

在中国经济全面失速，形势空前严峻的档口，中央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速推出房地产税政策，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中央的背后有高人，谢教授眼里的不合时宜正是在危机局面之下中央强大控盘力的体现。房地产税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安全气囊。

最近房地产税成为社会焦点，一时千夫所指，特别是拥有多套房者坚决反对，称之将导致楼市暴跌，酝酿经济金融危机云云。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吴裕彬先生的这篇文章通过对美国等国的先例的理性分析，指出房地产税可以大大降低房价的波动性，实际上实施了房产税的西方国家，极大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限制了房地产上涨的空间。
其实，中国楼市的崩溃风险，恰恰是中国过去对土地70年使用权一次性拍卖、地方政府屡屡使“面粉价”超过“面包价”，再加上印钞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和投机炒作所致。如果能实施了对新房土地成本价入市，而对新房每年征收房产税，这将是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如同时对于人均超限房部分征收资源多占用税，则可以立竿见影地控制楼市泡沫，对再造中国竞争力非常有利。
平心而论，我们却对这种“新房土地成本价入市”的“房地产税”、超额占用土地资源的“房地产税”不抱幻想。最后不排除房地产税是新房、旧房在土地招拍挂价格基础（实际是70年房地产税一次性征收了）上，再叠加新的房地产税——这就变成了双重征税。
倘若如此，那么这个“房地产税”就不仅不会成为公平正义的工具，而将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