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说：整个媒体都掌握在反对派的手里，你看电视新闻每天报道内地负面的多，还是报道正面的多？这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有没有负面不重要，重要是媒体怎么扭曲报道这个才重要。在香港真理部是掌握在反对派手中，所以你说什么都是白搭，就这么简单。

西方媒体和香港反对派媒体在香港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是一面镜子，让人们看清楚与他们狼狈为奸的国内一小撮人追求的所谓的“新闻自由”是什么东东？以及如果放任他们胡作非为，会给内地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些什么。

广告资助媒体这一制度设计是一种政治选择，英文叫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经过算计的自由化。西方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从媒体的体制和机制层面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如果中国还希望建立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还希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说，共产党在媒体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上，就不得不认清和面对这一现实——如果让媒体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建立。

历史和实践都说明，新闻自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范畴内的产物，其性质和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动和利益的调整而发生变化。比如，同是讲“新闻自由”，我们就强调要弄清新闻自由的内涵与实质，不要笼统地、抽象地讲新闻自由，而主张要将“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注意在行使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抑或在恪守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行使新闻自由权利，要防止不负责任地滥用新闻自由。

对于某些西方民主建制派来说，强调当下民众对“真相”的守护固然重要，但是最好不要健忘以往自己篡改“真相”的丑行，否则只会暴露道德表象下赤裸的相对主义。我由此想起整整十年前一个不应被忘记的时刻，2008年的4月19日，柏林、伦敦、巴黎、洛杉矶等世界主要城市的华人举办集会，向全世界发出“支持北京奥运，反对西方媒体片面报道”的声音。“做人不要CNN”，在一片红旗招展的背景中，我依稀记得那响亮的口号。如今，面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恐慌，人们最终要问：“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

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一直以民主斗士、自由勇士、人权卫士自居，对民主、自由、人权这些西方引以为傲的价值观进行了大量脱离现实、超越实际的宣示和输出。举凡“民主”，就必须是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否则就是伪民主，不管你的民主模式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更有效率、是否更能代表民意;举凡“新闻自由”，就必须是“私人办报”“独立媒体”，否则就是宣传机器，就是罔顾民意;甚至言及人权，也抱着“何不食肉糜”的高傲姿态，质问那些民不聊生、生存权堪忧的国家，为什么不保证国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有甚者，直接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入侵他国。今天，人们已经发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繁荣，西方社会的繁荣也不是依靠其民主、自由、人权，而是依靠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靠对其他国家的剥夺。

广告资助媒体这一制度设计是一种政治选择，英文叫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经过算计的自由化。西方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从媒体的体制和机制层面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如果中国还希望建立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如果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还希望坚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说，共产党在媒体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上，就不得不认清和面对这一现实——如果让媒体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之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建立。

媒体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这样一支“军团”，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那真是太天真了。这支国际“军团”之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它发动的战争没有硝烟，同时它一面暗暗进攻，一面释放“你不要民族主义啊”、“要开放”、“要宽容”、“要酷”等一堆冠冕堂皇的麻醉药，令多数人意识不到人家已兵临城下。“军团”的攻击能力来自安插的每一个关键人物都深知使命。美英打个喷嚏，法国必有原版回声。偶然出现异声，发声人事后必遭暗算。“军团”之“令人信服”还在于周围有一群被豢养者提供必要的回声，他们中有作家、电影人、出版商、“专家”(实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非政府”组织成员、教授、工会头目、政客等，要在茫茫人海中分辨他们，有一绝招，即各类“国际”大奖或传媒声名的宠儿。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一文思想丰富：出版自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是相对的；坚持出版自由就是炮制资产阶级舆论的自由；坚持出版自由就是坚持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不可能医治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国“新闻自由”论的主要观点与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一文中所批判的主张，在实质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要认清“新闻自由”论的本质与危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逐利的商业性本质，常将传媒带入尴尬境地，甚至引入歧途。目前中国，传媒商业性渗透于传媒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绩效考评制度中，记者日渐成为新闻生产链条上的螺丝钉，新闻生产服务于企业利润和记者私利。传媒商业性还迅速扩展到互联网中，技术平台成为传媒企业谋利的工具，广告形态的变化使其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平台谋利。对利润和利益的追求，缺乏行业和职业伦理的约束。需要对此有所反思。伴随着新闻专业主义口号的传媒市场化改革，使传媒摆脱了政府的直接管制，但这只是资本和利益的独立，而非传媒行业的真正独立。

新京报常年累月的表演，似乎透支了它的公信力。抓住一切机会炒作雷洋案的政治目的已经人尽皆知。既然警察非法，那自然没有绝对现场执法权，自然可以暴力对抗——“颜色革命、街头暴乱”。我国确实存在部分“恶警”，但这实际上应当归功于南方系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

美国媒体一向自诩“新闻自由”，但其实早被金钱政治“深度绑架”。财团权贵控制媒体，传媒资源高度集中，曾经的“媒体精英”早已“不接地气”。媒体公信力连创新低的同时，也在不断撕裂着美国的社情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