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这一切，关键就在于弄清楚中国人的心结到底在哪里，而不是一味自我反思，皮毛都没理清楚，就断言中国人太丑，中国人在搞民族主义了。而在未来，如果傲慢的西方不选择改变，继续践踏中国文物和民族尊严，继续抹黑中国，那么存在于东西方社会之间的隔阂也将更加难以愈合。解决东西方社会矛盾的关键是在西方人怎么做，而不是中国人怎么做。

帝国的大国已经不能相信“慈善的帝国”的神话，也不能继续肯定由外国资本进行的剥削和掠夺对于“国家的建设”有用处。于是帝国的意识形态借助扭曲与争取解放的斗争有联系积极的观念、将民粹主义与霸道的理论和倒退的政权相结合。掏空了民粹主义原有的解放的内容，将其与一种反动的、种族主义的、排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和每一个群众的人民运动独立于它们的社会经济背景，被认为是倒退的。以同样的方式将民族主义与想赶走少数族群和移民的新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必然的结果，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向美国和欧洲的帝国权力提出在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它是民主的价值唯一的担保者。

摄影师Espen Rasmussen花费了近两年时间记录下了右翼极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其中的一些组织，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和英国的不列颠第一(Britain First)，已经成为了它们所属国的主流政党之一。而许多右翼分子如今端坐在欧盟议会里，使用着他们本该摧毁的组织所提供的资金——他们正试图从二战时席卷欧洲的法西斯遗风中汲取经验，以解决欧洲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展示这些新纳粹组织的一举一动，Rasmussen的照片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右翼极端主义的力量正在使欧洲四分五裂，而非使其团结。这种仇恨在欧洲蔓延的广度和速度令人深省。

《敦刻尔克》所描绘的英国精神，恰恰是西方右翼基于“民族国家”理论虚构出来的精神，带着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之一，“民族精神”在英国那里一直是帝国主义争斗的工具。英国近代史上一直凭借对自己“民族精神”的优越感来实施征服与侵略。

在英国BBC的眼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是西方的专利，它搞就是正义、就理所当然，别人搞就是威胁，就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而这恰恰证明了英国BBC才是民族主义的最佳体现者。英国BBC除了骨子里对中国不信任以外，除了借用批评民族主义来拥抱民族主义以外，还将种族主义深深的镶嵌在灵魂里，但它从来就不会直接说出来。

一个时代的故事需要一个时代的主角。与好莱坞千篇一律的剧情不同，《战狼2》的情怀，有家国使命，有亲情友情，有军人的责任，有男儿的血性。更重要的是，支撑起这个故事所展现的宏大场景，其实是我们这个国家。这部影片荡涤了一些观众长期以来的自卑，提振的不仅仅是票房的信心，更是提升了那些曾经只知道西方大片的观众对国产片和这个国家的信心，而这正是BBC们最不愿看到的。

本文通过回溯20世纪范畴的诞生与190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中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与20世纪紧密连结。它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在于一般时间，而是对此独特时势的把握。在此独特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为现代中国创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别中国在全球视野中的独特位置。后半部分以20世纪初思想论争为线索，研究这一独特时代意识在政治论争、历史研究和哲学-宗教论述中的呈现，分别论述时间轴线上的社会形态之辨、空间维度上的中华之辨、内在性维度上的交往与自我表达（语言的性质）之辨，以及超越性维度上的普遍宗教和“正信”之争。在帝国主义与文明论双重阴影下，中国思想对独特性的探寻抗拒和解构了伴随帝国主义时代而来的普遍历史，但其基本方向不是确认特殊性，而是重构普遍性。

新财阀与军部激进派借用右翼军官不断的恐怖行动对皇室施加压力，将日本推上了危险的道路。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开始生效。日、德、意缔结了军事协定，轴心国正式出笼。出于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日本被打造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绝对崇拜的军国主义国家;连旧财阀与军部和内阁中的不少保守分子也开始觉得不认同这条道路就无以解决日本的经济危机。此时日本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了，放开手脚实现它的图谋，也就是获得北一辉和近卫所说的“在公正基础上对世界的重新划分”。此时的日本，除了没有一个类似希特勒的人物之外，完全形成为一个典型的法西斯国家。

统治精英已经找不到任何其他方法来维持经济增长了。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他们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预见，世界市场正在变成决斗场——接下来的一年中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这一情境令人感到似曾相识。世界经济的崩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20年代的十年间，资产阶级统治者使尽浑身解数试图重返一战前的美好时代。但所有举措都失败了。

从2016年11月8日这天起，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权在美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这不在当下发生，那么也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这种政权会操弄民族主义和护国主义议题，蛊惑煽动对少数族群、宗教信徒和其他长期受压迫的群体的恐惧，空口允诺要解决普通群众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困境，但却将种种问题归咎于外国民众与外来移民，把他们当做替罪羔羊而不是面对真正的“病灶”。

爱国主义是我国各阶层人民群众观念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如果中国社会长期冷落爱国主义，人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烈火就会慢慢熄灭。对待爱国主义言行上的偏差，要纠正，但也不要矫枉过正。我们依然要理直气壮地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让中国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爱国主义者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的崛起大唱爱国主义赞歌!

面对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国内外观察家忧心忡忡，时常冠以“极端”“愚昧”和“非理性”的帽子。

对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必须保持警惕。同时必须看到，在社会思潮谱系中，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都存在一定的重叠。如果从认识上将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对这些思潮不加厘清，那么，关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批判，就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造成对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误伤，最终影响中国道路探索的正确选择。

西方学者关注中国民族主义，原本很正常。但一旦讨论当代中国，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每逢中外关系面临摩擦紧张，或国内政治风云际会，西方学者和媒体常常会搬出民族主义来说事。归纳起来，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可归为三类：一是“愚氓”，二是“傀儡”，三是有心理创伤的“病人”。

通过“想象”“困惑”与“问题”，作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结构性分析，而且还牵涉宗教、海外华人、分离主义政治等维度，尤其强调“社会革命”视角的重要，也足以证明《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乃至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之间充分的复杂性。

欧洲经历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经济低迷和地区冲突等各种危机叠加后导致欧洲社会紧张，引发恐慌，刺激极端民族主义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