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来看，作为平均意义的中国家庭，已经进入到小康阶段，而不再表现为贫困阶段的消费特征。对于绝大多数乡村而言，在绝对贫困逐步减轻之后，相对贫困的问题会长期存在。这是未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伴随着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递嬗变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理论阐释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类型界定及其相互关系、各类危机的发生机制及其作用影响却一直存在严重的理论纷争。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未来发展必须完善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上的“中间环节”分析，科学阐释资本积累的“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及其演变如何导致资本积累矛盾的深化从而引发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合理解释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各类危机而不断发展前行同时也逐步走向“崩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越来越难以把控的时代。经济增长疲乏、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负利率的无奈、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危机和气候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 “新常态”，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困惑是：一旦人类步入 “非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 “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

。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