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7、10日，周恩来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等有关单位的科研人员，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题。他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加强研究，对地震工作要狠抓，抓到底；对地震中的各种现象，任何微弱的变化都要记录下来，综合、辩证的分析，争取从邢台地震中找出地震预报的头绪。还说：搞地震工作不能只是为了写论文，要解决现实问题，这才是有价值的。

所谓建立评审防火墙制度，就是要求隐匿被评审内容的相关论文的发表期刊、期刊级别、影响因子、所获奖励等第三方因素信息，不允许这类因素作为成果评审的依据或参考。若评审者或被评审者不服，可以提请复议。复议同样要遵循内容评审原则，要屏蔽第三方因素信息。虽然完全隐匿第三方因素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但是在评审案卷上要求隐匿第三方信息，就已经排除第三方因素列为成果评审的法定依据。

文化领域的改革正在经历险滩，也在调整有关各方的生存状态与格局，考验着大家的生存能力和智慧。学术期刊承担传播文化文明的责任，但也还要活下去。活着与责任，有的时候便会激发出不和谐不友好不文明不道德。严厉要求学术期刊站稳立场、勇于担当、做社会正能量的播撒者和窗口，可谓始终如一。但是如此这般的性质规定与职责明确，还要在改革的浪潮中顾及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出现脱节或者背离，机会主义和交换行为便不可阻挡。

偏离实验或实践检验，痴迷SCI、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将只会劳民伤财、误国误民、害人害己。有学者将国内痴迷SCI比作痴迷鸦片，这是恰如其分的。事实也反复提醒我们：绝不能以论文的发表作为成果的认定标准。那些仍然在奖励论文发表的单位在发放奖金前应该先请第三方对论文的结论进行独立验证。

评职称、毕业、奖励都要看SCI、EI，国内就这么几个期刊，还有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还不如直接投国外呢。

韩春雨喜欢套用《喜剧之王》里的台词“其实，我是一名科学家”来表达自己的坎坷成名路——正如一个“龙套”对梦想的坚持让他成为巨星，小人物的科学梦也总会有闪闪发光的一天。但事实上，韩春雨的所作所为恰恰表明，背离了科学精神的所谓“科学梦”只能玷污“科学”二字。科学梦只会属于那些真正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坚守科学精神的人们。

西方某些科研制度与SCI标准的移植，使我国科研队伍逐渐丧失了对西方模式的鉴别能力。我们不禁要提出：这些人才，包括最高“学术称号”人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选出来的吗？这难道不说明：SCI及西方杂志的编辑部，远程间接操纵了我们的人才选拔，间接支配与操纵了中国大笔资金的投向。我们在科技领域搞了这么多“国际前沿”项目，是国际化了，还是被国际化了？以SCI为核心的论文挂帅，其客观结果是使我国的科学事业逐渐脱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方向。当然，不可避免地扼杀科技创造力，导致我国科技界贫于创新、贫于思想。

如果对当前存在的国际合作论文的结构和形态进行解析，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种学术合作的分工体系具有鲜明的“殖民”性质：中国学者提供有关中国情况的统计或实验数据，西方学者则在此基础上根据主流的写作范式作些计量分析;因此，尽管中国一些经济学人似乎也凭此在英文刊物甚至所谓顶尖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却始终是处于打下手的角色，所发表的论文中很少有自己的创新性思维在里面。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农业是低效的，无法维持，并把原因归结于缺乏激励。而最近李怀印的研究表明，集体农业并非对社员没有激励，而是采用了多种激励制度来评估社员的劳动贡献和决定社员的劳动收入。作者认为，仅仅是性格还不足以解释集体农业中的激励问题，所以进一步分析了集体农业中影响劳动激励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

近日，着名的美国反论文抄袭网站“剽窃监督”根据网友举报，从调查一篇剽窃的论文入手，顺藤摸瓜获得惊人发现：一些旨在敛财的“掠食性”期刊与代写论文的“枪手”公司狼狈为奸，疑似为研究人员批量生产、发表学术论文。这可能是世界科学史上论文代写公司与“掠食性”期刊或出版商瞄准中国作者的“最大丑闻”，这些“枪手”公司和敛财期刊尤其爱瞄准中国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