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神；是立足于中国大地、中国历史、中国人民中的领袖；是善于将普遍真理具体化，善于团结百分之九十，善于学习和兢兢业业奋斗的领袖；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尊敬的领袖。在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摆在面前的时候，周恩来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这样科学地确立核心意识，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自觉搞好“两个维护”，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人生的目标能够砥砺强大的心灵，磨炼坚强的意志。周恩来前往日本、法国学习考察，如饥似渴地探求各种新知识新思想，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激发出改造社会的行动自觉，勇担使命，鞠躬尽瘁，在自己的人生考卷上写上了精彩圆满的答案。面对人生道路的种种境遇，周恩来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从早年周恩来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不懈求索的心路历程。

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粮食部负责人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 经常同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总理在自己家里同李先念及粮食部负责人 4 人讨论粮食问题， 到了中午，邓大姐招待他们吃饭， 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盘子也不大。

笔者觉得“君子”作为人格名词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体系似乎还是个未定之数。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务系统到民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员”这个名头都是受到尊崇的，它不仅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也代表着一种风气和品格。斯大林讲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浓缩了共产党人全部优秀品质的话，曾经在各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闪烁灿烂的光辉。那么现在的中共党员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竟然需要把“君子”这样一个涵义复杂的人格标志作为高于入党誓词的理想追求呢？

现在很多人宣称，那个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懂经济”，特别是“不懂国际经济贸易”。可是看看周总理当年做的事，足以让今天不少号称“懂经济”的人汗颜。我们今天在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时，也完全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要牢牢记住一点：美国是希望自己的文化能够影响中国的。在这方面，其实中国是主动的，不仅有进口产品的选择权，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经济利益。比如说，美国的NBA等四大体育赛事要是想在中国转播，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收取播放费，并且采取竞标的方法，价高者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周恩来为新型政党制度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天我们缅怀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学习他们不忘初心、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力争作出新的贡献。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定的《周恩来人生纪实》的记载，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看的卓别林的影片，是因为批判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黑暗而被美国方面禁映的《城市之光》，并不是某作品中介绍的《大独裁者》。随后，其在和卓别林的会谈中也主要是称赞了《城市之光》这部电影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体制黑暗的揭露，而且正是如此才让受到美国反动势力迫害的卓别林深受感动。

正是在艰苦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形成了救亡图存谁也靠不住的意识，同时也树立起救亡图存我可以的信心。当年北伐军面对英国军舰绕过去了，解放军就不绕过去，而是炮打得他们升白旗。物质条件差距依然，但在国格人格上，中国人首先站起来了。

1972年2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我国应邀参加了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在他的指导下，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9月8日，他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召开会议，再次强调要治理工业“三废”问题。随后，我国第一批关于环保的法规陆续出台，各省环保机构陆续设立。1974年10月，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环保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毛泽东、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26年，毛泽东始终是核心决策者。毛泽东是周恩来一直在寻找并真正信服的领袖。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周恩来能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具有“君师合一”、军政合一、战略和战术合一、诗哲合一等才能。

1948年7月1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强制施行币制改革。四天后周恩来判断：国民党政府以“币制改革”为名强制发行金元券一事，这将导致一次更大的通货膨胀。同时指出：“这次蒋发行金圆券，是对人民的‘最大的欺骗，也是最大的掠夺’，要在宣传中给以‘最大揭露’。我们应把解放区的法币抛出去，换成银币和物资。”对国民党发行金圆券的目的及未来之命运做出了成功的预断，宛如未卜先知。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周恩来做出成功的判断是建立在掌握详尽资料，运用唯物辩证法之上的。

周恩来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员干部终身学习的榜样。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就需要扶贫干部扑下身子、放下架子、迈开步子、走出院子，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多搞调查研究，综合钻研贫困地区扶贫难点，寻找脱贫致富路径。

1966年4月7、10日，周恩来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等有关单位的科研人员，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题。他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加强研究，对地震工作要狠抓，抓到底；对地震中的各种现象，任何微弱的变化都要记录下来，综合、辩证的分析，争取从邢台地震中找出地震预报的头绪。还说：搞地震工作不能只是为了写论文，要解决现实问题，这才是有价值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经济高潮的兴起，文化建设的高潮也随之而来。乌兰牧骑是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从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文化生活贫乏等实际情况出发而建立的宣传红色文艺轻骑队。时代在变化，但乌兰牧骑的红色基因没有变异。2017年，在建队60周年之际，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的16名队员联名给习近平写信，汇报乌兰牧骑60年来的发展情况。习近平回信鼓励他们“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2018年3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同志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

周恩来1943年8月2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有过很好的总结性的结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