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玮为何绑架学界 宣称《田中奏折》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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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否定《田中奏折》存在，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余孽替日本战犯洗白“破坏和平罪”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田中奏折》不存在是谁的“主流意见”?--冯玮绑架整个中国学术界为日本洗地

三、冯玮否认《田中奏折》，是试图把918事变的战争罪推卸到中国头上

笔者在前两论中已经用详实的资料证明，复旦大学教授冯玮长期通过学术造假，为日本军国主义洗脱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本文对冯玮替日本洗脱“破坏和平罪”做一点重要补充。1927年日本首相呈递日本天皇的《田中奏折》，写明侵占中国是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该文件是确定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文件之一，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否认该文件的存在。冯玮也反复否定该文件的存在。冯玮比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走得更远就在于，他以中国知名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身份，不惜造谣称：“中国学界主流意见认为，《田中奏折》系子虚乌有。”公然绑架整个中国学术界，为日本洗脱战争罪名。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主流学术界，还是世界主流学术界，都没有冯玮所谓“《田中奏折》系子虚乌有”之结论。冯玮的这个结论，只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主流结论。冯玮这种动辄绑架整个中国学术界为日本军国主义献媚的做法，实在是学品极差、毫无底线的表现。当然，学品差、没底线，也是冯玮的价值所在。冯玮清楚，只有把从日本右翼那边抄袭过来的观点说成是“权威”、“主流”，才能够蒙骗更多的中国人，才能够做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传声筒”。

一、否定《田中奏折》存在，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余孽替日本战犯洗白“破坏和平罪”的一个重要手段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记录，“东方会议”一共进行11天，但有档案记录的却只有5天，另有6天时间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这6天的会议何以秘而不宣，当时的人们不得而知。《对华政策纲要》确定了所谓武力防卫“满蒙”的方针：【关于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而且为了保护这块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

关于侵略中国东北的方案，日本在会议之前就已经充分酝酿，“东方会议”只是加以汇总和进一步说明。比如参谋本部铃木贞一主张：“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可见，“东方会议”正式形成了大陆政策，明确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制定对中国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政策。这就从国策上把占领中国东北确立为日本的战略目标。“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起草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并上奏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着的《田中奏折》。《田中奏折》里明确写道：“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1927年日本秘密会议“东方会议”及其文本体现《田中奏折》，是确认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罪行及“破坏和平罪”重要历史证据。日本于1931年发动 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策划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都是在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基本计划步步推进。东京审判时，编号为169的重要文件《田中奏折》，是能够确定日本顶级战犯及日本“天皇”战争罪行的重要文件。而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余孽替日本战犯洗白“破坏和平罪”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二战结束后，日本军政界的一些关键人员仍反复声明，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

冯玮在讨论“九一八事变”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仅仅以所谓“下克上”拿日本下级军官给日本“天皇”和上层顶缸和挡刀，对于“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这样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要么是矢口不提、故意遮蔽，要么极力否认。冯玮在微博上多次彻底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冯玮称：“中国学界主流意见认为，《田中奏折》系子虚乌有。”

二、《田中奏折》不存在是谁的“主流意见”？--冯玮绑架整个中国学术界为日本洗地

冯玮认为，《田中奏折》不存在是中国学界主流意见。然而，事实真相如何？2015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70周年)，《人民日报》在理论版重要位置发表着名的主流学者李文的文章《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史三个重大问题》称：“日本右翼一些人试图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各方史实均证明《田中奏折》的出笼是确定无疑的。”

早在1999年，《光明日报》就刊登了《<田中奏折>真伪之争》，该文指出：“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从大量线索入手，进行了深入调查考证，认为断定奏折非真品的说法依据不足。一个证明，就是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而被冯玮视作宝贝、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战时日本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提及，他曾向田中义一查询奏折情况，田中答复“非出本意”，意思说奏折是按“东方会议”精神写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冯玮与日本右翼否认《田中奏折》的意图十分明确，即试图否认日本早就有侵占中国的计划，洗脱日本的“破坏和平罪”。不过，比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走得更远的是，冯玮为了替日本洗地，造谣全然没有底线，把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主流意见，说成是“中国学界主流意见”，这一下把“中国学界主流”都给连带着坑了。

  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主流学术界，还是世界主流学术界，都没有冯玮所谓“《田中奏折》系子虚乌有”之结论。冯玮的这个结论，只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主流结论。

据2015年06月02日 《北京日报》的报道：

【1995年，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刘建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田中奏折〉探隐》的论文，他在论文中详细分析了《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这篇论文引起了与会的中、日、美、俄等多国学者的热烈讨论。……“《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视，又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否认它的存在，是因为这个奏折的内容充分展示了日本的侵华野心，换句话说，它证明了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这是日本一直不承认的。”刘建业认为。国际史学界并不承认《田中奏折》不存在的说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的专家做了大量的考察，认为《田中奏折》是真实的。”刘建业自己也在80年代末成为中国抗战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后，开始了对《田中奏折》的研究。

从1993年以后，中日双方对《田中奏折》的真伪争论得越来越激烈。在刘建业宣读论文的那次研讨会上，中日双方专家的争论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刘建业记得，当时一个日本老专家站起来驳斥他的观点，说做学问写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要以事实为基础，而《田中奏折》不存在就是事实。刘建业问：你怎么证明它不存在？对方说，他用20多年时间翻阅了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却没有发现《田中奏折》的存在。刘建业当即反驳说，这个奏折应该是在天皇的图书馆，根本不在外务省。这时，另外一个日本专家又站出来说，他来参加会议之前在日本皇家图书馆查了4年，目录里都不存在这个奏折。刘建业说，这会儿查当然没有。日本曾经自己说在美国对东京的5次大轰炸中，皇家图书馆被炸了，损失了很多资料。此外，日本战败后，用两天两夜来销毁资料，你能否拿出被销毁资料的细目来，证明这个奏折不在你们销毁的资料中？对方被问得哑口无言，那次会议上，日方基本上是败下阵来。】

由此可见，认为“《田中奏折》系子虚乌有”的日本右翼主要学者们，早就在中国主流爱国学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刘建业等人面前败下阵来了。

抗战纪念馆研究员王家淼认为，“《田中奏折》引起国际争论的意义，不在于关于真伪的问题，最重要的意义是日本的侵略本质。日本自明治维新制定了大陆政策，《田中奏折》中又有了具体生动的体现，而且最后成为日本发动战争的一步一步的蓝图。”事实上，正如他所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日本所有举动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设计来的，这也是《田中奏折》的存在不容置疑的重要原因。

主持“东方会议”、《田中奏折》作者的田中义一是大陆扩张主义者，他在1913年考察东北以后，在《滞满所感》一书中宣称：“我们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就已经开始觊觎中国东北，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侵占中国，是日本政界、军界和学界主流的长期战略目标，1927年的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无非是以文本的方式确定下来而已。

三、冯玮否认《田中奏折》，是试图把918事变的战争罪推卸到中国头上

冯玮否认1927年《田中奏折》存在的用意，是试图把918事变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责推卸到中国头上。因为，冯玮所兜售的历史观点是：1928年开始，中国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导致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既然如此，倘若日本早在1927年就确定侵占中国，那么冯玮把战争罪责推到中国头上的逻辑就无法成立。为了洗白日本的“破坏和平罪”，冯玮否认《田中奏折》势在必行。

冯玮在凤凰卫视2012年9月13日《全民相对论》节目中指出：“1928年国民政府要提倡推行民族工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而且因为当时的抵制日货最后和九一八事件发动军事扩张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在抵制日货他有，当年是最后引发战争的”：

【当时日本对华投资占81.9%，对外贸易是21.4%，也就是说当时是对华贸易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但是后来，我跟你说，后来为什么，就是中国为什么出现抵制日货呢?1928年国民政府要提倡推行民族工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而且因为当时的抵制日货最后和九一八事件发动军事扩张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是第一点，接下来就谈一点，现在抵制日货他有，当年是最后引发战争的……】【见视频地址：http://v.ifeng.com/news/live/diaoyudaoweiji/index.shtml 44分40秒左右】

关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这段历史，冯玮替日本洗地、把战争罪责反推给“国民政府发展民族工业”的观点是一贯的。冯玮还曾发表文章说，“日本侵略中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1931年9月是偶然的。”他说，“中国持续高扬的民族主义的冲突，就是得到国民政府保护民族工业政策推动的抵制日货。”阻碍了日本扩张，日本从而从经济侵略转向军事侵略，“日本的经济渗透战略和中国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产生了正面冲突，矛盾已难以调和。自1928年以后，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对日本实施战略转移，以军事手段侵略中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原始资料见截图】

 冯玮对此文又做重要补充说：【1928年蒋介石上台，致力发展民族工业，鼓励“抵制日货”。但9·18事变前日本对华投资占对外投资81.9%;对华贸易占外贸24.6%，必然冲突】。看看其神逻辑：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日本对华投资和贸易很大，因此必然冲突。然而，918事变前，国民政府民族工业推行到什么程度、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受到什么损失？冯玮拿不出丝毫的证据。

事实上，国民政府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日货的口号和战略并没有真正实施下去，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原因根本不是中国的民族工业路线和抵制日货口号。1928年之后到918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经济侵略在逐步加大，日本已经垄断了东北经济：

【1930年，日本对东北输出396714海关两，输入306999海关两，分别为1907年的1624%和864%，出超89714海关两。日本从东北输出的产品以大豆三品等农副产品为主，占东北输出总额的73%——78%（1926——1930年数字）。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则以棉纺织品为重头，有日本学者评论称，“在政府资金、军政、满铁等国家性、军事性的支持背景下，成功地驱逐了美国的棉布，获取了日本棉布的市场支配地位”。……在金融存款方面，1928年日本官私方在东北日金融机关的存款额达1.6749亿日元，为东北地区银行存款（5188万日元，1930年数字）的三倍。投资方面，九一八事变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资本对东北投资总额为24.2亿日元，其中日本17.9亿日元，占72.3%；苏联5.9亿日元，占24.3%；英、美、法、瑞典、丹麦等国合计投资比率为3.4%。另据1932年的统计数据，截至当年，东北工厂总数为3883家，投资总额为2.4232亿日元，其中东北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为3081家，占工厂总数的80%，投资额6798万元，占投资总额的28%。日本资本经营的工厂虽然只有727家，占工厂总数的18%，但投资额为15.437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64%。其他外国资本经营的工厂数为75家，占工厂总数的2%，投资额1997万日元，占投资总额的8%。以上不难看出，日本资本通过垄断经营铁路、港湾、海运、金融、煤铁矿业、农副产品加工及其他工商业，逐步占据了东北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其他列强无可比拟的经济强势地位，同时排斥和挤压东北民族经济的有序发展，形成了垄断强势。】（见《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强势地位的构建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14年6期）

 由此可见，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中国，绝非国民政府推行民族工业、抵制日货，恰恰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真正推行民族工业。抵制日货运动主要由各地反日会和全国反日总会组织发动。各地反日会、全国反日总会及抵制日货运动，是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中国爱国民众的自发运动和自发组织，后来主要由反蒋的国民党改组派控制。这并非蒋介石主动提倡，而是中国民众面对日本步步侵略的自发回应。蒋介石对其是先利用这一运动及组织来对日进行和平谈判，后来由于1928年10月中日首次外交谈判，蒋介石自身卖国面目暴露后受到全国反日总会的抨击和抗议，蒋介石随后开始打压全国反日总会和抵制日货运动。918事变后，全国性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明确禁止抵制日货和反日活动，全力对此镇压。总之，无论是发展民族工业还是抵制日货，蒋介石都未曾真心贯彻，918事变前，日本实现了对东北的经济垄断，为了保护其经济利益，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中国领土是必然的结果。发动918事变、侵略并占领中国东北，是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而日本“东方会议”则是更具体的战略部署。

当然了，宣传中国民族运动引发九一八事变，也不是冯玮的发明，而是他再次抄袭自日本右翼的翻案说辞而已。已故日本庆应大学法学教授中村菊男在分析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就把责任推到“中国民族运动的抬头”。值得注意的是，冯玮曾于2007年至2008年赴日本东京庆应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