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

目录：

一、冷战与苏联“敌人形象”的确立

二、“独裁落后”

三、“红色殖民主义”

结语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后，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显，苏联扞卫自我安全的行动被美国解读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苏联、中国走向全面敌对，美国发动强势的反共宣传战，利用各种可能的媒介手段对苏联形象进行系统的歪曲，将其描述为“独裁者”、“红色殖民主义者”，极力渲染共产主义的“邪恶性”。总的看来，在美国关于敌人形象的解构性话语结构中，“黑暗”、“独裁”、“残酷”、“封闭”、“落后”与“扩张”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藉此反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美国对苏形象宣传在本质上是一种歪曲与颠覆。

敌人形象，即指“对‘他者’非常消极而带有偏见的评价”。当极端威胁观出现时，“他者”也就转变成为“敌人”。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关系的日趋恶化，美国在观念上和实际行动中逐渐将苏联当作自己的“头号敌人”，不遗余力地对苏联形象进行全方位的歪曲，建构所谓的“敌人形象”。总的来看，在美国关于敌人形象的解构性(deconstructing)话语当中，“黑暗”、“独裁”、“残酷”、“封闭”、“落后”、“红色殖民主义”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充当主要的形象塑造者，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大量的宣传材料，系统地刻画了苏联“独裁落后”和“红色殖民主义”两大形象。目前，学界对敌人或他者形象的研究着墨不多。笔者拟利用美国官方新近解密的档案，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冷战早期美国如何塑造苏联“敌人形象”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梳理，从一个新的层面透视美苏冷战形态。

一、冷战与苏联“敌人形象”的确立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苏维埃俄国宣告诞生。出于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美国很快将苏俄看作自己的敌人。着名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分析道：“最初在1917年时，很多美国人对沙皇政府的倒台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把沙皇统治视为欧洲最反动的统治形式，希望新政权能够走上多少类似于美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很快地，布尔什维克的威权集体主义，以及他们对‘继续革命’和国际主义的强调，就使得美国精英当中曾经存在过的善意消失殆尽。相反，在此后很多年里，苏维埃共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死敌，因为它把自己阐述为一种替代性的现代性，而且还是一种贫穷和被压迫的民族借以在不必复制美国模式的情况下改变现状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西方国家被迫暂时放弃对苏意识形态偏见，转而奉行战略合作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第一次大的转变。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决策者面临着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将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合作吗?然而，1945年7月，在与斯大林的首次会晤中，杜鲁门“深受斯大林产生的氛围所干扰”，他上台后，“确信战后世界是敌对的”，因此，美国政府不再继续将苏联当作战略盟友，而是逐渐“强化了自1920年代形成的‘苏联敌人形象’”。1946年1月22日，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向国务院发了一封8000字的长电文，呼吁实施“遏制”政策，美国政府开始强化对苏意识形态攻势。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演说，他强调：“战争之所以发生，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次演说被华盛顿众多官员解读为一种“挑衅行为”。保罗·尼茨(Paul Nitze)，后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的制定者，将其称为“迟到的战争宣言”。实际上，斯大林此时并没有决心与美国为敌。弗兰克·科斯蒂里奥拉(Frank Costigliola)为此解释道：“认为1945至1946年期间斯大林对美政策是矛盾的这种说法是可靠的。他似乎沿着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确定的立场，一直在寻求与美国进行大国合作。然而他也怀疑，由于罗斯福的去世，美国和英国将会骗取他在战争中已获得的收益。他因此准备在单边的基础上追求苏联的安全，导致与美国和英国的疏远但并不必然与之敌对。”

斯大林的迟疑显然没有被杜鲁门当作是一种维持双边合作的机会。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呼吁国会对希腊和土耳其两国进行援助，同时鼓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这就是着名的“杜鲁门主义”，冷战由此爆发。事实上，希腊、土耳其、伊朗已沦为美苏双方敏感的宣传战场。临近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苏联电台“民主军队”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将希腊当作“攻击苏俄的军事基地”，苏联必须充当“人民民主”的扞卫者。而在土耳其，从1945以来，苏联及东欧的电台不断地宣称“美国正统治着这个国家，正在向土耳其人民贩卖华尔街‘帝国主义’”。美国政府渲染苏的扩张行径严重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遏制苏联的思想逐渐浮出水面。麦克尔·克伦(Michael L.Krenn)指出，早在1946初，作为昔日盟友的苏联，已被美国看作是“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而到1947年初，由于希腊问题，“反苏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已经成型”。诺曼·格雷布纳(Norman A.Graebner)对美国的此种行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究，认为此时美国奉行的反苏政策是建立在“慕尼黑综合症”之上的，将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

苏联的实力相对有限，但美国决策层轮番强调它“统治世界”的野心。1948年3月30日出台的NSC7号文件、11月23日的NSC20/4号文件，都认定苏联的目标是“统治世界”，意味着美苏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压倒了双方的地缘政治考量。

随着美国在战略上强化对苏联的敌意，苏联在对外宣传中逐渐将美国当作主要的攻击对象。1949年11月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发表纪念十月革命32周年的演讲，斥责美国寻求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这样一份将所有的国家和大陆美国化的丧心病狂的计划，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希特勒和戈林首先寻求欧洲德国化、尔后整个世界德国化的疯狂计划呢?”演讲最终将美国塑造成为“对人类的生活、自由和快乐构成严重威胁的令人恐惧的形象”，标志着战后苏联的宣传攻势主要从针对德日转向了针对美国。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东西方的敌对关系进一步强化。4月，美国NSC68号文件出台。作为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强调苏联帝国意欲摧毁西方文明本身。在美国看来，任何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家都是民主自由的致命威胁，都是美国的敌人，而苏联正在扮演这种危险的角色。因此，美国必须对苏联加以全面遏制。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苏、中走向全面敌对。1950年成为“冷战的不归点”。

与美国遏制战略相呼应，美国不断指责苏联丑化美国形象的宣传行径，逐渐转向“强势的(hard-hitting)反共宣传”。1951年1月21日，美国宣传决策咨询机构——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formation)认定苏联正在发起密集的“仇恨美国(Hate-America)”宣传运动，肆意丑化美国的形象：“一位苏联发言人声称发现了‘新的档案’，证明‘美国人的手上沾满了俄罗斯人民的鲜血’。在演讲数小时之后，苏联报刊充斥着所谓的档案、相片、目击者的证词、统计资料、历史分析，全都严厉地斥责美国佬的血腥之手。……控诉美军自1918年苏俄内战以来对其的干涉，……同样的事情正在朝鲜上演。以‘事实’的技巧建构美国暴行的虚假历史。美国干涉主义者彼得斯在乌格诺沃亚(Uglovoye)村庄抓捕党员博卡列夫(Bokarev)，枪杀并埋葬了他。在这群暴徒离开之后，他的母亲和妻子挖出了他的尸体，她们几乎认不出他的面貌。他的脸部已被毁坏。耳、鼻和嘴已被割掉，下巴已被打落，头颅已被刺穿，眼睛已被挖出，整个身体已被砍断烧毁。另一则‘事实’描述了一群美国人用一位女人的头发塞满她的喉咙，尔后在其喉咙上戳穿一个洞，将头发从中扯了出来。”与此同时，许多美国医生都收到了一份由北京中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委员会(Chinese People’s Committee for World Peace)印制的档案“美国政府从事生物战犯罪行径的证据”，内容为中共俘获的美国战俘的声明和坦白，揭露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行径。

上述举动无疑加剧了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反击苏联心理宣传战政策的重要依据。1952年7月24日，美国制定NSC127/1号文件。这是一份美国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预案，表明它对苏联这个敌人作了最坏的预想。NSC59/1号文件第6份进度报告(涵盖时间为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1月31日)显示，负责国家安全政策执行的部际协调机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要求对苏联的“仇恨”宣传展开调研，为美国揭露与反击此类宣传确定政策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强调，出于反击苏联持久宣传的需要，美国政府必须理解共产主义关于“美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国家”的宣传主题，应持续宣传“共产主义是撒谎者”的消极主题。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德·巴莱特(Edward W.Barrett)于1951年3月提出“心理战紧急计划(苏联)”，对美国信息项目的宣传主题加以调整，要求美国之音全面揭露“苏联政策及其后果的残酷性”。美国国务院关于“共产主义敌人”形象的宣传也全面上演。国务院1952年10月1月出台的报告显示，“揭露共产主义关于美国和自由世界总体宣传的荒谬性”成为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项目(USIE)的主要任务。在过去的宣传中，美国71个驻外使馆将共产主义界定为“民主的首要的意识形态敌人”，揭露“共产主义帝国主义”。

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先后向西方递出了和平橄榄枝。但美国决策者将苏联的缓和行动视为“和平攻势”与“和平策略”，认为它更加邪恶。1953年10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162/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认为，苏联统治者仍然秉持着“共产主义集团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性”这一基本信念;苏联的基本目标仍然是“继续巩固与扩大其权力范围和最终统治非共产主义世界”。1957年6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5707/8号文件强调美国“从军事的角度”将核武器视作“常规武器”。文件宣称，美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扞卫世界和平，阻止共产主义将世界拖入大战之中，消除“世界紧张的根源”。可见，对共产主义持久的敌意仍然弥漫在美国决策之中。1959年，NSC5811/1号文件要求美国继续利用“共产主义的弱点”，尽可能地实施各类行动，以“削弱由民族主义自豪与理想培育出来的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声望与影响”，通过“持续利用南斯拉夫独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案例，以及采取相似的行动以危害或削弱”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统治”，“揭露共产主义制度的缺陷与邪恶”。因此，恢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基本信任，退出冷战此时已无可能。

不难看出，敌对性的观念在美苏双方相互猜忌中螺旋式上升，进而形成了结构性平衡的“冷战图式”。对此，马修·赫什博格(Matthew S.Hirshberg)指出，冷战模式的信奉者将世界事务看作是“美国与苏联、民主与共产主义、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邪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决。与“邪恶、压迫的”共产主义形象相反，“仁慈、自由和民主”的美国形象深入持久。这种二元对立的敌我形象认知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并且因为危机事件而时常凸显。因此，“敌对关系的心理”无疑成为整个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的主宰。

二、“独裁落后”

就内部形象塑造而言，美国将苏联界定为“独裁者”，代表着“落后”与“邪恶”。在实际宣传活动中，美国炮制大量的材料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低劣”，认为这是造成了苏联人民“生活困苦”与“精神压抑”的根源。藉此向世界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满足人的需要与扞卫其尊严上的“优越性”。

(一)“经济落后”

苏联经济相对落后、消费品相对短缺的事实成为美国官方极其重要的宣传主题。美国借此谴责共产主义制度的“低劣性”，旨在表明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民众创造“富足”的生活。1956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NSC174和NSC5501两份文件的进展情况，主题都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苏联东欧卫星国的弱点”。副国务卿胡佛谈及他的2月柏林之行，认为90%的东德人都愿意投票支持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因此，美国应宣传“苏联在东德的所作所为充满罪孽”，这是“苏联铠甲上的弱点”。他还发现西柏林人“丰衣足食”，“对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所取得的境遇感到自豪”，胡佛因此断言西柏林是“世界上反共最彻底的地方”。艾森豪威尔总结说，“将维持解放东欧卫星国的希望作为我们的动力是极其重要的”。他进而要求将西柏林建设成为“繁荣的橱窗”，向其居民输送大量的牛排、猪肉和大米，充分展示美国“拥有极其丰富的物质”。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弱点”，主要是指苏联消费品的匮乏。

在经济方面，新闻署对苏联农业集体所有制及农业政策层面的缺陷展开集中攻击。1953年，新闻署报道“由于卫星国大众的抵制，苏联承诺推动‘改革’与‘让步’，特别是承诺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苏联政府不得不为实现他们的承诺而承担义务”。为了反击“共产主义改善社会和经济”的宣传，1953年，新闻署联合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举办了四场大型展览《铁幕后面的生活》，参观者逾200万。新闻署除了宣传“苏联人民同样经历着低工资、加速生产、无法容忍的警察控制”等内容外，还反复强调“卫星国地区的动乱源于严酷而不公正的生活条件”，并且利用卫星国的发展态势“鼓动大众对苏联官方的宣传持批评态度”。1955年，新闻署“特别强调苏联农业政策的问题与失败，以及当局为了大幅度提高食品生产而采取的措施的不稳定性”。

美国大量的宣传材料强调苏联的“经济落后”和“物质匮乏”带来了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严重挫伤了苏联人民对生活的热情与向往：“家庭生活的文化影响与自主性已经被令人身心俱疲的工作规范、物质需求和母亲必须工作、强迫性的政治活动以及将小孩作为其父母亲的告密者所破坏殆尽。”新闻署宣传手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女性》(The Soviet Woman Under Communism)直白地反映了这一点。手册详细描写了一个名叫尼娜·札伊采芙的苏联妇女的日常生活，将其刻画成苏联妇女生活的缩影。尼娜当年30岁，与工人伊凡结婚，育有两个小孩。一家四口与另外三家蜗居在一套四房间的公寓内。上班期间，小孩由工厂日托所照看，晚上下班后才接回家。尼娜必须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来到市场，排队等上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以购买“孩子的奶粉、一片奶酪、些许枯萎的蔬菜、一片黑面包和一些茶叶”。尼娜几乎买不起肉，即使买了，也无法“确保它的质量或得到清洁的处理”。手册最后谴责共产主义制度使苏联女性失去了作为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可能，成为“精神与肉体都被俘虏”的“国家的奴隶”。对她们来说，生活就是一种“饱受折磨和精神困苦沮丧的无休止的循环”。

(二)“政治独裁”

美国将“政治独裁”界定为苏联社会的“本质特征”。各类宣传材料对此进行了极其夸张的叙述。“一党专制”、“政治压迫”、“钳制思想”，成为美国政府歪曲苏联政治形象的最典型表述。

关于“一党专制”，1952年5月，美国之音将“斯大林顽固而牢靠地控制权力”与“杜鲁门不适宜再参加总统选举”进行大张旗鼓的比较，强调“国际新闻署基于人民的意志阐释美国对外政策，不可能因为选举结果的改变而改变”。与此相呼应，1954年，美国之音在报道苏联的选举时说：“很难理解民主表现在哪些方面，因为这里没有争论。……供选民选举的是由共产党精心挑选出来的唯一候选人。很难理解为何还被称之为立法机构，既然不求代表提议新法律，那么就仅仅是一种听从政治局或内阁会议命令而采取的橡皮图章行动。”

关于“政治压迫”，对美国宣传者而言，共产主义法律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对人民的生活实施“严密的监控”，无疑是“反动独裁的”。1953年，国际新闻署发布一份制裁名单《你不能赢!》(You Can’t Win!)，上面圈定的37名“意识形态犯罪分子”受到了东德法律的制裁。名单上所谓的“帝国主义分子”则包括“任何反对苏联政策的人”和“反对苏联政策的任何人”。

关于“钳制思想”，新闻署诬称共产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非民主、非自由的”，“扼杀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的举动依托学校教育系统完成。1952年，海外新闻处发布宣传手册《苏共对教育的威胁》(Soviet Communism Threatens Education)，“揭露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教育手段实现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与奴役”：“共产主义政权的目标之一将是学校系统。共产主义者意识到要想生存就必须摧毁自由的思想。当民主在一个自由的民族内运转时，共产主义必须拥有盲目的、没有思想的臣服者。共产主义者通过严密管制的命令和对自由思想的残酷镇压来确保人民的臣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代表作《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成为美国反共宣传最重要的工具，甚至由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Committee)“钦点”改编。《动物庄园》旨在“揭批苏联神话，进而推进到谴责一切暴君的高度”。完成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同样是一部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发出警告的作品。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起，美英两国政府联手扩大这两本着作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影响，以“揭露共产主义的极权本质”。至50年代末，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共产主义国家除外)的162个城市的图书馆内都收藏有《动物庄园》。西方宣传者还处心积虑地要将这两本着作渗入东欧地区，以期影响东欧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者。至冷战结束之际，《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销售4000万册。两者还多次被美国改编成电视和电影，译成多种语言后在世界各地放映。1950年，奥威尔去世后不久，美国中情局从其遗孀手中购买了《动物庄园》电影改编权。1952年1月，电影脚本送至心理战略委员会评估，委员会为此确定的宣传立场为“务必控诉苏联政权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堕落者”，从而不惜对原着精神作了重大篡改。《一九八四》的改编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两本书的广泛传播，的确与美英两国政府的强势推动密不可分：“有史以来没有哪一本着作被挑选出来受到伦敦和华盛顿如此对待”。

(三)“精神迫害”

鉴于“物质力量无法替代信仰”，美国在发展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强化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建构，以满足“总体外交”的需要。在这种战略考虑之下，1951年，美国决策者制定关于在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中发展精神与道德因素的政策，强调在实际宣传中应以“客观实际的方式”揭露“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偏狭而寡廉鲜耻的手段”。

关于“共产主义对精神和宗教自由的威胁”的材料，如《你应该了解共产主义在宗教方面的100件事》(100 Thing You Should Know about Communism in Religion)、《佛教与共产主义》(Buddhism and Communism)、《苏联内部的冲突》(Tension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含“共产主义对宗教团体的迫害”内容)、《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向宗教开战的共产主义》(The Communist War on Religion)等，广为传播。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被美国解读为苏联对其他宗教的“残酷镇压”。例如，在整个东南亚传播的宣传手册《苏联枷锁下的佛教徒》(Buddhism Under the Soviet Yoke)描述了苏联是如何对僧尼进行迫害的，包括强行没收其寺庙财产、禁止焚香祭拜、以及购买香烛等祭品。1954年，在锡兰，新闻处精心炮制了特殊的隐蔽性手册，以解释“共产主义的反宗教性”。新闻署还刻意宣扬穆斯林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美国之音在阿拉伯世界播报了长达9个小时、包含16个系列的节目《伊斯兰和共产主义》(Islamand Communism)，揭露“共产主义对穆斯林的压迫”。新闻处制作的《苏联对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行动》(Genocide of Muslims in the USSR)在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传播;《苏联训练的伊玛目正在向伊斯兰渗透》(Soviet Trained Imams are Infiltrating Islam)和《将伊斯兰贬斥为邪恶的苏联宣传手册》(Soviet Pamphlet on Islam Denounced as Evil)则通过巴士、航空公司和旅行机构向麦加朝圣者散发。这些材料无一例外地强调苏共的反伊斯兰形象。

尤其要提到的是，美国大肆炒作匈牙利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Jozsef  Mindszenty)事件，宣称苏共对宗教充满“仇恨”，是“精神与人性的压迫者”。1948年12月27日，匈牙利政府宣布逮捕明曾蒂及13名教徒，指控他们从事“阴谋、叛国以及非法的货币交易”行径。美国国务院命令美国之音将此案塑造成为铁幕背后“摧毁个人自由”的证据。美国之音立即模仿苏联的语调，揭露“苏联查封清真寺、禁止穆斯林参加世界性集会与朝圣活动，以及清洗苏联境内伊斯兰领袖的事实”。天主教制作的12.6万份漫画手册《对红衣主教明曾蒂的审判》(The Trialof Cardinal Mindszenty)送到了马尼拉。好莱坞还以明曾蒂为原型拍摄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展现了“共产主义的不公正和天主教遭遇的清晰而令人关注的形象”;另一部则描述了一名匈牙利音乐教师由于拒绝让其班上的学生在逮捕明曾蒂的请愿书上签字而被共产主义政权折磨至死的情节。此类关于“独裁政权迫害教徒”的主题电影无非是为了体现“共产主义东方的强迫性无神论”与“民主西方的宗教和政治自由”是如何的不同。

(四)“人民的地狱”

对苏联人民话语的解构成为美国宣传的又一个重要层面。美国大量的宣传材料攻击苏联的“经济落后和政治压迫”，说它非但不是“工人的天堂”，反而是“人民的地狱”。1952年1月，另一家宣传决策咨询机构——美国教育交流顾问委员会(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Educational Exchange)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表明，《强迫的苏俄劳工》(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苏联劳动法的要素：俄国工人在工作中遭受的惩罚》(Elements of Soviet Labor Law: Penalties Facing Russian Workers on the Job)等在海外获得了广泛的宣传。1954年，国际新闻服务处(IPS)面向海外输出的54本专题集中，同样包括《强迫的苏俄劳工》一书，继续“揭露共产主义的黑暗面”。这些宣传材料“揭露”苏联工人过着非常糟糕的生活，他们被迫劳动，动辄接受严苛的劳教、体罚，“毫无人权可言”。所谓“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共产主义社会是“工人的伊甸园”，是完全不存在的。

冷战早期突出的一个现象则是，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挑唆和鼓动，苏东国家一部分民众逃至西欧等地，寻求“自由世界”所谓的美好生活。美国政府将这一部分群体称之为“叛逃者(defectors)”。仅在1953年，就有多达7000名“叛逃者”被美国成功地安置在海外。“叛逃者”群体成为美国宣传机器解构苏联社会形象的主要手段。1948年7月16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向驻东欧和苏联的美国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就是否将来自“铁幕国家”的政治难民作为美国之音的宣传素材一事进行咨询，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美国驻苏大使解释说：“来自铁幕后面的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政治难民不应该被利用……在目前情形下，美国之音使用任何政治难民的材料将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将毫无疑问地激发他们的不满和对我们广播的嘲讽。”在大规模实施心理战之前，这是美国官方最后一份拒绝公开利用政治难民进行宣传的文件。然而，随着东西方关系的迅速恶化，“叛逃者”很快沦为美国政府向苏联施压、“体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工具。1951年4月3日，NSC86/1号“美国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叛逃者的政策”(U.S.Policyon Soviet and Satellite Defectors)出台，强调利用苏东民众的“叛逃”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的。

按照美国决策层的意图，新闻署在鼓动苏联民众叛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它的宣传价值，强调美国为难民提供可靠的庇护政策，表明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为其提供锦绣前程。为了推动NSC86/1号文件目标的实现，美国电台聚焦“叛逃者”的福利，展示他们“在自由世界中过着成功而具有建设性的生活”。关于叛逃者之于美国宣传的意义，1955年3月新闻署的报告进行了很好的强调：“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心理发展就是约瑟夫·斯威斯特罗的背叛为新闻署在东欧的活动提供了很有效的材料。”

在美国宣传者看来，正是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非人性”造就了苏联劳工的“非人”的生活，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逃离“残酷”的统治。1952年5月22日，美国各海外新闻处流通的《迈向败亡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s Losing)描述了“成千上万惨遭蹂躏的人民逃离了所谓的‘工人的天堂’”的“残酷事实”。新闻署出版的连环漫画册《逃向自由的他们》(They Escaped to Freedom)描述了“叛逃的理由”。这份手册讲述了13名东德工人在捷克青年律师卡内尔·哈维利克的帮助下“大胆逃离共产主义压迫、奔向自由”的故事。手册最后总结道：“共产主义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他们的信仰、他们继承的遗产”，他们因而成为“极不快乐的人”，哪怕“通过最危险的方式，寻求重新获得仅是自由的人民才拥有的珍贵的权利”。

美国在强有力地解构了苏联人民话语的同时，极力塑造一幅“自由世界”的美好图景。他们一再宣扬这些难民最好的归宿就是“自由世界”;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为人类作出卓越的贡献。无论来自日本、巴基斯坦、古巴的运动员，抑或逃离东欧的体育运动员移民至美国同样获得卓越的成功。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发明家伊戈尔·西科斯基(Igor Sikorsky)、生物学家希尔曼·沃克斯曼(Selman Walksman)、作曲家谢尔盖·拉赫曼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等难民都成为新闻处重点颂扬的对象。这些特定的宣传材料通过媒介向世界报道，无非是在解构苏联“非人性”形象的过程中进而形成关于美国的“积极看法”。

对于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美国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于东德人的大批逃离所引发的：“分裂的柏林使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柏林市民在占领区之间的自由出入导致了东德人的大批逃离”。美国新闻署自然不会放过东德难民这一难得的宣传素材。1958年8月中旬，署长埃德·R·穆罗(Edward R.Murrow)到访柏林，目睹东德正在加固柏林墙，便命令新闻署利用墙下的东德难民大做文章。新闻署立即抓拍了一系列东德难民的形象，其中包括一个着名的镜头：一名边境守卫正穿越矗立在半空中的铁丝网，奔向自由。这些照片成为柏林美国新闻处策划的图片展览《墙》(The Wall)的核心内容。新闻署还制作了10套海外版本，在世界范围内各新闻处驻地展览，“柏林墙”的形象因此传播到了像泰国乌隆这样的边陲城镇。

三、“红色殖民主义”

对外形象层面上，美国将苏联界定为“红色殖民主义者”，认为它代表着一支“扩张的”与“非和平”的力量，注定寻求“统治世界”，是“世界紧张的根源”和“邪恶的冷战煽动者”。共产主义的和平理念被美国宣传者加以完全解构，苏联的和平因此被美国贴上“虚假的”、“模糊的”、“空洞的”标签，以此反衬美国对外形象的“光辉”与“正义”。

(一)“穷兵黩武”

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和平诉求通常被美国斥之为“险恶用心”。冷战早期，美国对苏联和平形象的颠覆尤其突出。1951年4月1日，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CUAA)出台的一份报告全面分析了战后以来苏联所谓的“和平”攻势。报告认为，“由国际共产主义分子阴谋集团策划的最危险的骗局就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攻势”，并且它已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自成立以来就将“这一运动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命令世界上每一位共产党员(包括美国共产党员)将其作为主要的任务加以执行。其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美国解除武装并击溃美国”。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讲，指责共产主义国家的“假和平”、“真侵略”：“苏联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国际合作承诺。它已经摧毁了它的邻居的独立。它寻求它不能统治的那些国家的分裂。它已成立了超出自身防御需要的庞大的军队。共产党帝国主义祈祷和平但实行侵略。”

为了反击苏联的“和平攻势”，1950年7月，美国国际信息与教育交流项目制作了新闻影片《联合国对大韩民国的援助》(United Nations Aids the Republic of Korea)，并以22种语言向亚洲地区输出，强调“战争是对北朝鲜侵略的联合反应”，估计受众高达3000万。美国之音在1951年3月6日的专题新闻中强调，“铁幕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军事力量”，“苏联将其国民收入的18%用在……军事开支上”。23日，美国之音推出的系列特别新闻节目《铁幕后面》(Behand Iron Curtain)认为，冷战的解决之途捏在苏联领导者的手中。节目对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森·布列恩·麦克马洪(Sen.Brien Mc Mahon)、乔治·凯南进行了访谈，宣称“三位专家得出的结论是……铁幕是每一个人最为关注的事，(因为)它危及世界和平，直至它被撬开，否则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拥有持久的和平。”

1951年秋，国务院将下一年度的宣传主题定为“确保迈向和平和自由的力量”，并制定了一份名为《警惕!红色的和平之鸽》(Beware,the Red Dove of Peace)的特殊传单，以揭露“克里姆林宫伪和平背后的真相”。传单封面上画着一只猛禽，栖于克里姆林宫墙上，一支翅膀拎着枪，另一支翅膀则拿着橄榄枝，宣称“斯大林将一只可怕而具有攻击性的共产者秃鹰伪装成红色的和平之鸽”。为了重新从苏联手中夺回“和平”话语权，1952年上半年，国际新闻署将“确保迈向和平和自由的力量”推进到第二阶段。国务院将“力量”分为“侵略已被阻止”、“自由世界不可战胜”和“奴役制度注定失败”三部分内容。在大量的宣传材料中，宣传手册《致命的平行线》(The Deadly Parallel)以长达16页的篇幅“比较了纳粹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电影《和平与自由》(Peace and Freedom)则炮制了“值得拥有的和平、维持和平与扞卫和平”三个概念。

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报刊编辑协会发表了题为“和平的机遇”(Chance for Peace)的演讲。对苏联展开了猛烈地抨击：“他(斯大林)30余年的独裁统治见证了共产主义帝国的扩张……现在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更为强势的“原子和平”(Atom for Peace)演讲。其中强调：“严峻的现实已经出现：第一，苏联已拥有充足的原子资源，对其选择的任何国家可实施可怕的打击。第二，它拥有巨大的核武器数量优势、破坏性的报复能力。在全力以赴地偷袭中动用原子弹。”

1955年7月，日内瓦峰会召开前夕，为了“展示苏联和平宣传的虚伪”与“苏联政策的侵略本质”，总统心理战顾问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向总统提交了《日内瓦裁军谈判心理战建议概要》(Summary of

psychological strategy proposals for disarmament negotiations in Geneva)，指出，自二战至今，“共产主义侵略的内容”包括发动五次主要的“和平攻势”：1948年的和平攻势，柏林封锁之际;1949年的和平攻势，朝鲜战争前敌对性宣传高峰时期;1951年的和平攻势，1952年对细菌战和虐待战俘的指控之前;1953年的和平攻势，印度支那战争高峰之前。文件因此揣测，今年的苏联和平攻势，是否已经发动?洛克菲勒对苏联和平举动的偏见成为美国制定和宣传“开放领空”计划的理由。这种形象认知也推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裁军谈判当作一场宣传游戏。

(二)“作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

美国宣传话语当中使用最多的词语便是“卫星国”一词，旨在表达苏联建立“红色帝国”、推行“殖民主义”和“对弱小国家进行剥削压迫”的含义。1949年底，美国新闻处的宣传手册《谁是帝国主义分子?》(Who Is the Imperialist)列举了“苏联自1939年以来吞并的所有国家的领土人口和面积的事实”，并且描绘了“共产党在北朝鲜、波兰、北越和西藏的帝国主义行径”。另一份宣传手册《反动的俄国》(Russiathe Reactionary)则强调苏联在文化上的“侵略性”：“整个苏联及其卫星国范围内，所有教育、信息、法律结构都被用于清除妨碍完全皈依莫斯科党的立场的每一种文化、每一种信仰、每一个人。所有处于克里姆林宫统治下的国家的经历证明了，在这些国家之中仅有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容忍苏联生活方式。……这里仅有一种爱国主义——苏联爱国主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艾森豪威尔政府尽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宣传斯大林的“邪恶”;同时警告说，若马林科夫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将会引发“政治动乱”。美国之音立即以强硬的立场谴责“斯大林的暴君统治与国际侵略”，以及作为“无数苏联人民的谋杀与奴役者”。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演说，严厉谴责了“斯大林政权的残暴行为”;他还对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加以否定，直接引发了东欧地区要求“进行民主改革的草根运动”。3月22日，获悉这一情报后的美国政府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商讨对策。会议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为美国提供了“一次巨大的机会”，应“公开和秘密地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宣扬“斯大林的暴虐”，从而“迫使苏联政权政治自杀”。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要求国务院将秘密报告文本透露给《纽约时报》，并于6月4日印制出版。5月17日，行动协调委员会要求利用非官方材料发起宣传运动，要点包括“斯大林主义是民主的反面”、“西方多年以来的指控已得到苏联政府的证实”、“共产主义分子宣称的绝对正确的领导和思想已被粉碎”等。6月7日，美国新闻署长西奥多·斯特瑞伯特(Theodor Streibert)向69个海外新闻处发去电报，要求它们让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自己说话”，以“揭露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独裁统治”，推动它们的最终“解放”。

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总统心理战顾问C.D.杰克逊(C.D.Jackson)致信艾伦·杜勒斯，强调美国应将此事件作为打击苏联的心理宣传战工具。为最大可能地影响世界舆论，新闻署和美国之音不间断地进行“现场报道”，强调“匈牙利事件揭露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所有的宣传文本强调“匈牙利人民起义的民主性”和“苏联镇压的残酷性”。例如，新闻署在《生活》(Life)杂志上刊载《为自由而战的匈牙利》(The Hungarian Fight for Freedom)的专题，并将其改编成为电影，“第一次”用24种语言向81个国家播放“真实的画面”，以揭露“苏联对东欧集团民主改革的镇压”;宣传手册《苦涩的收获：匈牙利十月革命及其后果》(Bitter Harvest: The October Revolutionin Hungaryand Its Aftermath)认为，苏联无法满足匈牙利成立代议制政府的“合法性”要求的举动“已经暴露了他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欺骗性”。为了充分影响世界受众，美国之音还以“听写的速度”对事件进行日常播报。

(三)“作为苏联帝国附庸的红色中国”

自1950年中苏两国结盟以来，美国政府设法将中国诬称为“苏联帝国的附庸”。1953年，为了宣传“苏联对中国的剥削与控制，以激发中国民众对苏联的厌恶感”，新闻署向中国民众输出了“北京对莫斯科的臣服”、“苏联对中国的剥削”和“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生活的困苦”三组攻击性材料。内容包括“无法容忍的税收、强制参加会议;共产党对中国价值、传统和美德的攻击，开展不同形式的恐怖运动和充当警察国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食品短缺和令不同群体感到沮丧的生活水平”。1954年，美国新闻署再次宣传“中国是苏联帝国的附庸，接受苏联的控制”，认为“该党一贯屈从于克里姆林宫更高的命令”和“将中国人民的粮食输送至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并不信任的俄国”。

5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离间中苏关系，美国明显加强了对“红色中国”是苏联“附庸”的形象的塑造。1955年，NSC5501号文件要求新闻署利用共产主义的“弱点，攻击其目标与政策”。NSC5525号文件要求继续通过宣传以“促进中苏之间的摩擦，向中国大陆输出对苏联的不信任感，鼓励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策的厌恶”。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应“毫不松懈地揭露国际共产主义”，利用档案材料宣传“国际共产主义是世界紧张的根源”，强调“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中心，结束共产主义阴谋的责任主要在于苏联”。美国信息决策机构——海外信息活动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on In 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则强调，在共产主义世界形成的控制秩序当中，苏联居于“帝国中心”，与中国一道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指手划脚：“揭露这些领导者接受来自莫斯科和北平的命令与扶植，揭露共产主义充满阴谋和颠覆性项目的本质，展示共产主义者如何在民主社会中滥用允许的自由，其目的正是为了摧毁民主本身。”同时强调中国是“苏联的傀儡”：“中国人民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共产党统治背后站着一个外国强权，……成为苏联的傀儡。整个东方人民对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有相当的感知。……很明显，苏联将中国当作对南亚和东南亚渗透的一块跳板和一种工具。”在宣传活动中，美国千方百计地培育中国民众的这种认知。

按照美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美国新闻署向东南亚、近东和拉美地区输出大量的宣传材料，“致力于削弱苏联的声望和影响”;还实施特别行动计划，“不动声色地利用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憎恶”，尽可能地离间中苏关系。他们的逻辑是，共产主义政权的“扩张性本质”决定了苏中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权力争夺”。为了让“世界人民”明白这一主题，新闻署推出的宣传材料不断渲染中苏分歧：“提醒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关于卫星国地区，如刚果和朝鲜的分歧、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的缺乏、战后苏联对满洲的掠夺;向苏联输出的信息暗示，中国权力的快速发展可能最终会对苏联的重要利益产生威胁;如果共产主义中国推行侵略性政策，由于蓄意或误判导致的军事冲突，没有人能够确定不会带来所有人都希望避免的、可怕的摧毁;苏联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援助将危及苏联国内绝对需要的农业和消费品生产项目的扩大;中国不顾还有很多中国人民挨饿这一事实向苏联运送食粮。”对于中苏50年代的分歧与论战，新闻署认为这是“红色中国与苏共之间长期积累的意识形态分歧的结果”，应“间接地利用事实依据，力图模糊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形象，……加剧非集团内共产主义组织潜在的派系纠纷”。

(四)“寻求统治和控制世界其他地区”

自5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冷战逐渐扩大至第三世界广大地区，美国的“红色殖民主义”主题更多地着墨于刻画苏联意欲“统治世界”的形象。1955年，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新闻署强调，将把继续探讨“国际共产主义分子阴谋的性质和图谋”与“揭露和反击共产党殖民主义者”，作为“全球性的主题”。在所有的宣传材料当中，新闻署电影的典型特征就是炮制大量血腥和恐怖的“事实”，强调“共产主义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如影片《菲律宾新人民军(Huk)》，就讲述了“国际共产主义对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

在远东地区，1954年，美国新闻署强调：“在印尼和缅甸，共产党已成功地将自身塑造成反殖民的和‘进步’的形象，已经将美国塑造成一种充当经济和殖民剥削工具的形象;在日本，他们质疑自由世界结构内经济复兴的能力，并质疑美国对亚洲的干预。在马来亚和印度支那，他们已经用‘解放’的谎言来掩盖红色中国向南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为此，新闻署将东南亚信息项目扩大到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向它们输出大量的档案电影、新闻纪实、照片、展览、电台节目和宣传手册，强化“美国对外政策的非殖民性和苏联与红色中国的侵略扩张性”主题。新闻署秘密支持泰国警方举办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而完整”的展览，以揭露“共产主义在亚洲和欧洲的犯罪纪录”。展厅天花板上绘有一幅亚洲地图，一只硕大的纸型蜘蛛匍匐其上，整幅地图上的国家被一张蜘蛛网覆盖着，寓意国际共产主义正在“诱捕这些国家”。随后，泰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密集的反共宣传活动。活动不但渗透到泰国村镇一级，而且扩大至东南亚其他地区。

在中东地区，心理战略委员会要求美国宣传机构“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技巧”揭露共产主义是对“苏联民族帝国主义的一种掩饰”，以及本土共产党沦为“外国人手中的工具”。新闻署利用电影、电视、图书、展览等各种手段致力于揭露“阿拉伯的自由和独立受到中苏帝国主义的威胁”。1953年12月，巴格达美国新闻处向伊拉克宣传部长伊卜拉希姆(Ibrahim)提供了大量关于“共产主义国际层面”的秘密材料，伊卜拉希姆要求当地报刊、杂志和电台进行广泛的宣传。新闻署和伊拉克政府还联手制作宣传手册《我们处在危险之中》(We are in Danger)，渲染“共产主义的扩张给中东地区带来的严重威胁”。50年代早期，埃及领导者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与美国新闻署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相互探讨“红色殖民主义”主题。至50年代中期，埃及电台近一半的对外广播内容都是由新闻署提供的。

在拉美地区，1954年11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5432/1号文件，要求扩大与拉美地区的信息和文化交流，以反击苏联的渗透。1956年4月，行动协调委员会参照NSC5432/1号文件，制定了《反击共产主义

在拉美的行动纲要》(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against Communismin Latin America detailed)，要求“采取一切行动揭露共产主义行为的颠覆性、阴险性、欺骗性和残酷性”。美国新闻署明显地加大了宣传力度，向拉美地区输出800本反共着作和9万册反共漫画。仅在1954年6月，美国新闻署就将200余篇文章和脚本送至海外媒体，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谓对“共产主义渗透进行原验性(original verified exposes)揭露的档案”。“关于共产主义颠覆策略和矛盾”的材料则以专题文章、图片故事、宣传手册和漫画周刊的形式航空邮寄至拉美地区各美国新闻处。如戏剧《最后出局的人》(Last Man Out)长达24集，揭露“共产主义试图接管和颠覆自由制度的方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结语

二战结束后，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显，苏联扞卫自我安全的行动被美国决策者解读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苏联、中国走向全面敌对。美国发动了强势的反共宣传战，将苏、中描绘成“独裁者”、“红色殖民主义者”，极力渲染共产主义的“邪恶性”。美国利用一切可能的攻击手段，无限夸大苏联的弱点与缺陷，这使得作为敌人的苏联形象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其他敌人形象都要丰满。

美国强势塑造苏联“敌人形象”的背后，隐藏着颠覆共产主义制度的冷战目标。对此，负责美国之音事务的施拉姆委员会(Schramm Committee)在1955年的研究报告中说得非常直白：“新闻署的广播正在欣然地完成他们指派的、有助于维持希望的任务，撒播对共产主义政权疑虑的种子，报道政权意欲镇压的新闻，制造一种有利的舆论环境，最终促进我们在铁幕后面的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从更深层次上看，美国之所以热衷塑造敌人，主要在于它感知到作为“与美国价值相对立的另类镜像”的“他者”，对“美国生活方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观成为美国界定敌友的分界线。正因为美国认定苏联对“美国信条”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而将苏联视为“战略敌人”。既然对苏联形象的描述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击败共产主义为要务，那么，此种描述就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美国既不愿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更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合理性。因此，美国全面抹黑苏联形象，就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唯一正确的、真正值得效仿的制度。苏联“敌人”形象既已深嵌于美国决策者的信仰体系之中，作为另类的他者而存在，这就决定，歪曲、解构与夸大其词成为美国塑造苏联“敌人形象”的本质特征。

针对美国的妖魔化宣传，苏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反击。总的看来，苏联将美国的宣传斥之为无耻的谎言。1957年2月24日，里加电台(Radio Riga)向海外播报了一则苏共新闻发言人的演说：“世界反动分子正在失去心理平衡，他们变得疯狂起来。近来，他们已经发动了一场鲁莽的反苏、反共产主义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无数的电台、报纸和杂志，夜以继日地口诛笔伐。它们以象征的手法，利用各种语言，炮制了大量关于苏联与社会主义的流言蜚语与谎言，传播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与恶意的诽谤。……这犹如戈培尔再生。尤其值得注意地是，这些世界反动分子利用的最重要的和最大的谎言制造机构就是美国电台：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解放电台，等等。”在实际宣传中，苏联反复强调美国对外政策的荒谬性、虐待少数族裔的行径以及虚假的和平姿态，借此塑造美国黑暗、邪恶的反革命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苏形象宣传是战略性的、长期的，绝非策略性的、临时的。美国政府对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且非常注重宣传效果的评估。从美国官方的自我评估中可以看出，持久的对苏宣传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国信息顾问委员会向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指出，新闻署关于该事件的宣传获得了外界的积极认同。危地马拉雷塔卢洛州(Retalhuleu)州长说：“在参观你们举办的展览当中，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参观了‘失败的胜利’和‘现代先驱’，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首先是因为‘充斥在每一幅图片中的严酷、残忍的现实主义’显示匈牙利的悲剧是如此地触动着世界。”杰拉帕市(Jarapa)的一位市长助理甚至宣称：“在目睹匈牙利事件之后，如果还让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上台，我们无疑就是一群白痴。”而新闻署1960年出台的报告再次强调了对苏形象宣传的有效性：“在拉美地区，各新闻处利用新闻、出版、电台、电视和其他手段反击和揭露国际共产主义，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在学生和劳工群体中，显示了揭露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推动这些群体更加接近民主原则。”

总之，美国对苏形象塑造贯穿于整个冷战时期，成为其争夺人心的重要手段。特别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从心理攻势转向文化渗透，极力向共产主义国家展现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敌人形象修辞与美国意识形态灌输密切结合，最终使苏联长期以来宣传的美国敌人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应该说，这种文化压力也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诱因。从这个意义上看，冷战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就是一场美苏之间的形象宣传战。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