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认识的深化及其重要意义

【内容提要：在我国纠正了过去一度发生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后，怎样看待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紧密结合实际进行了深入论述。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概括，深刻揭示了这种斗争的实质是围绕着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进行的;既涵盖了平常时期斗争的内容和实质，又涵盖了某种条件下矛盾激化时期斗争的内容和实质;直接指明了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认识这种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回顾邓小平对于现阶段阶级斗争认识的深化，把握“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对于澄清有关的思想混乱，加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必然现象。在马克思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学者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和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说过，“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人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我国在纠正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一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情况下，怎样看待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紧密结合实际，进行了深人论述。回顾邓小平理论中这方面不应当被忽略的内容，对于澄清某些思想混乱，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关于当今条件下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的观点，有人作出了匪夷所思的解读。其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就已经告诫绝不能放松同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加明确地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该决议这一论述的原则精神，已经写进党章和宪法。宪法中就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为什么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阶级斗争，并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什么条件下又有可能激化?这种斗争的内容、基本特点和主要表现是什么?邓小平在探索中不断针对新的实际作出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

对此，根据个人学习体会，认为至少应把握这样一些要点。一是首先要承认两方面的客观事实。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无论是否认哪一方面的客观事实，对阶级斗争无论是缩小或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种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特点，回答了为什么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阶级斗争，也表明了由于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同他们的斗争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三是国内斗争同国际斗争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在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中有逆流涌动，“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人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人资本主义的轨道”。在国内，还有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以及各种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破坏分子，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尤其是同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某些公然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民主派”，会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和经济成分、利益主体、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情况以及新出现的社会矛盾，鼓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求改旗易帜的错误思潮并进行相关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不是长期的。四是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和需要正确解决的是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要作具体分析。五是运用教育手段和法律手段。对那些误人歧途者要教育挽救。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时，就应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在带领党和人民走出先前对社会主义探索的误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认识的深化，集中体现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他在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不久，把违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思潮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揭露了这种思潮的内涵和实质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制度”、要使中国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指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是我国现阶段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贯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全过程。

为什么说这是对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认识的重要深化呢?

其一，它深刻揭示了斗争的实质，即这个斗争是围绕着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概括，较之起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具体表现的表述(其精神实质仍然是正确的)，更能表明斗争的实质，也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实际。正如邓小平所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非常明确地指明了斗争的实质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邓小平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还针对西方的某些舆论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概括，既涵盖了平常时期斗争的内容和实质，又涵盖了某种条件下矛盾激化时期斗争的内容和实质。邓小平在谈到“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时，指出“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对立。这种对立是时起时伏的，以至会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的情况。如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尤其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斗，导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丧失阵地，舆论导向出现严重偏差，这种对立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气候下，会激化为颠覆还是保卫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斗争。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是一个典型，对此，邓小平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三，“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概括直接指明了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认识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坚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舆论斗争。因为这种对立大量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现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肆意否定、颠覆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等思潮，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抛出他们要求改旗易帜，转向资本主义轨道的主张。而各种错误思潮，都纷纷以所谓“普世价值”作为理论支撑和理论包装，借以蛊惑人心，并企图以“普世价值”论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些错误思潮构成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挑战，直接关系到国家总体安全。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有它的某种思想渊源，在我国还有其自身传播的某种经济和社会的土壤，并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和思想理论问题相交织，尖锐的意识形态问题同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相纠结，以及在有的问题上右的东西也和“左”的东西相贯通等情况。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以及自身世界观上的原因，党内外有一些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蛊惑面前迷失方向。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比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严重破坏分子的斗争复杂深刻得多。除对有触犯刑律者外，解决这方面基本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妥善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坚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把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斗争作为一种常态，深人揭露、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通过充分说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帮助党内外群众特别是青年提高思想认识，划清基本的是非界限，不断巩固、壮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

二

回顾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认识的深化，把握“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更好地澄清有关的混乱、错误观念，揭露某些人制造思想混乱的手法

例如，有人把认为当今条件下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同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混同起来，即把正确的命题同错误的命题混淆起来，借以否定正确命题。有人对于只要提到还存在阶级斗争，还要讲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就恼羞成怒、指责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标榜为他们是在维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理论。这是十分可笑的。前面已经清楚说明，阶级斗争还将在我国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否认这一点，恰恰是违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我国阶级斗争问题的科学论断，违背了邓小平理论。再说，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远不具备消灭阶级和永远摆脱阶级斗争的条件，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长期存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才指明了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途径。

又如，把专政和民主截然割裂、对立起来，抽掉专政与民主的制度和阶级的内容，抽象地讲民主比专政好，称“现在不应提专政、只应讲民主”，甚至说“任何专政都是对文明的衷读、对民主的裹读”。这种论调，实质上是借斥责“一般专政”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借抽象地谈论民主颂扬资本主义民主。事实上，在任何国家里一定阶级的民主总是同一定阶级的专政相统一的。问题只在于，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专政。有人把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不讲专政的“纯粹民主”国家，这是天方夜谭。远的且不说，斯诺登揭露的美国政府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对本国公民的监控，2014年8月密苏里州连续发生白人警察枪杀无辜黑人青年事件并镇压了随后发生的民众抗议活动，11月下旬因州大陪审团决定对该涉案警察免予起诉又激起了多地的抗议活动，仅在出事的弗格森地区就派出了二千多名国民警卫队员进行弹压等等，就是其有关当局行使专政职能的新近的例证。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成套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也是保障和发扬人民民主所必不可少的。

2.更好地克服思想庸俗化倾向，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验时强调，必须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必须从党的政治生活严起，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这既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针对思想庸俗化和党内生活庸俗化倾向敲响的警钟。

党的建设的实践表明，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思想庸俗化的倾向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阶级观点的缺失密切相关。所谓思想庸俗化，突出表现为由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体现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的意识的淡漠，以及由此滋长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员基本条件要求的思想倾向。其主要特征是，淡化政治、理想迷失，背离宗旨、降低水准，不讲原则、随波逐流。这种思想庸俗化倾向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阶级观点的淡化和缺失，使一些党员干部失去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思潮、错误倾向面前无动于衷，甚至人云亦云。邓小平在当年批评有些人居然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且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抵制，而且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支持时，尖锐指出，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今天有些党员干部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面对重大的原则是非问题含含糊糊、四面讨好，是党性原则所绝不能允许的。思想庸俗化倾向还会导致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防线的失守。有些干部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浊浪所击倒，大致有一个共同的轨迹:由思想庸俗化发端而不能自律，逐渐丧失正气，自毁精神支柱，以致思想防线全面失守、崩溃，最终完全背叛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成为党和国家的罪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谈到，必须正视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他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

思想庸俗化和党内生活庸俗化是相伴而生的，思想的庸俗化必然带来党内生活的庸俗化，在党内生活中出现不讲原则，丢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重大原则是非问题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在一些领导班子内部则会出现放弃正常的相互帮助、监督和积极的思想斗争，以致上下级之间和干部之间关系变成私欲捆绑依附、奉迎讨好、互相吹捧的腐朽关系。党内生活的庸俗化又会使思想庸俗化和各种错误倾向得不到纠正和遏制，严重破坏党的优良传统所内在地具有的自我完善、自我进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和机制，极大地损害党的肌体和生命。

因此，从严治党必须从党的政治生活严起。这就要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首先是阶级立场，必须进行阶级分析。阶级立场、阶级意识、阶级分析，同讲党性、增强党的意识是统一的。党本身的性质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唯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唯有坚持这样的根本性质，党才能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的阶级立场也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有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听到讲阶级立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就加以曲解，造出一些思想混乱来。这是一种无知。

应当看到，若干年来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缺失，就是一些党员干部中阶级意识的淡化、政治意识的淡化。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就在于教我们要拿起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武器来认识和分析有关的问题。就党的自身建设而言，首先要懂得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超阶级的政党，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作为党员干部，不能对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动摇昏昏然。要懂得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说源于它的阶级基础的先进性，即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历史使命决定的这个阶级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自觉发扬。在这一阶级基础的先进性之上，才有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先进性、理想信念上的先进性、根本宗旨上的先进性以及在思想和工作作风上的先进性，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党的优良传统。为了保持和发扬这种先进性，就要求必须高度重视和坚决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在当代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中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划清基本的是非界限。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正起之时，邓小平就明确告诫说:“我们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性质不能动摇、不能改变。”这说明，我们应当把阶级意识同政治意识、宗旨意识、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等很好地统一起来，先要从党的政治生活严起，反对思想庸俗化和党内生活庸俗化倾向。这对切实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3.更好地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高校是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主要阵地，又是社会思潮的交汇、集散地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阵地。“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几次风波，都在高校激起了这样那样的波澜。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状况如何，对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一些年来，高校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成长、壮大，同时在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又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互联网把境内外、校内外连通起来，正能量和负能量，包括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和社会上某些人抹黑党和新中国的颠覆性言论都会传人校园。在一些高校的文科队伍中，活跃着个别坚持宣扬错误思潮的“着名”人物，他们被境外势力奉为“公共知识分子”，内外呼应，散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诉求“全盘西化”的言论;有一些人受错误思潮影响，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中，表现出同对党和国家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相悖的倾向;更多一些人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崇尚“去意识形态化”，试图保持“价值中立”，结果对于错误思潮失去辨别能力。就一些高校的领导班子而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没有认真学习领会和深人贯彻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仍然存在着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有的虽然说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是缺乏针对性、没有行动，有的干部甚至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在原则是非面前想当“开明绅士”。这种种情况说明，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千秋大业，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既有特殊的重要性，又有巫待加强的紧迫性。

党中央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不久前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高校党委要强化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党委书记、校长要旗帜鲜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线。高校的党委、行政领导班子，要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根据中央精神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就要深人领会邓小平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的思想，把握这样的线索来总结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和观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强化政治意识、阵地意识、大局意识，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同克服思想庸俗化倾向、推进党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求广大文科教师首先是党员教师，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旗帜鲜明地支持干部和教师队伍中对错误思潮敢于发声、敢于亮剑的同志，抓紧培养一支理想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扎实、业务水平过硬的中青年骨干队伍。对于身为共产党员，违背党的政治纪律，坚持宣扬错误思潮的头面人物，要严肃党的纪律，进行教育处理。只要党委自身的党性增强了，党政领导班子的认识提高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方方面面的工作就能逐步得到较好的解决。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高校，就能成为既是重要的教育阵地，又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和坚强的意识形态阵地。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