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写道：“（邓小平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

虽然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有充分的信心，但也考虑到出现意外的情况时中央政府的干预问题。1987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邓小平对此不但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针对思想战线上的混乱情况，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党在组织路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要求“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这对于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成功，其重要意义早已得到历史的证明。在新时代，对我们早日实现中华复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了下来，眼睛对着远方闪动。然后既深情，又带着遗憾地说：“这就不能让了。”邓小平说，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垮起来最容易。你们这里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新中国70大庆，重温邓小平同志“很管用”的文稿，致敬“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并让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为新中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周总理！希冀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新中国是一部完整的波澜壮阔成长史，不容因时间久远而忘记，不容因任何理由阉割而否定，让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很管用”文稿，在汲取新中国成长发展壮大宝贵经验中继续“很管用”，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的新时代奋进中继续“很管用”。这就是为文的初衷。

1981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了80年代的三大任务，并强调了完成这三大任务必须“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他指出：“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邓小平在1978年4月22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的青年团、少先队的工作，发扬光大了过去的优良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坏分子作斗争，树立了一代新风。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非常关心教育事业。他每次谈到教育工作的时候，几乎都提到了要发扬光大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好传统。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折腾”，针对的是一切否定党的领导，破坏社会稳定的言行。因为邓小平清楚，底线就是中国不能乱。联系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其思路是一贯的：凡是对抗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言行，都是“折腾”的症状。一旦出现，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坚决平息。

从历史的大趋势而言，不仅是中国，整个人类的任何国家任何文明都会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实现社会主义则还要看革命领导者的素质。假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一直把持在陈独秀和王明这样的人手里，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则落到了甘地或者苏加诺这样的人手中，那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也会和印度与印尼不会有什么差别。反之，印度和印尼的革命运动如果有毛泽东这样的领导者，在二战后初期那个相对有利的条件之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

邓先生在这两篇讲话中，谈到了变与不变、政局稳定、政策稳定、如何确保“一国两制”的落实、“港人治港”、中央干预、驻军等问题，从字里行间的谆谆教诲中，我们不禁感受到这位伟大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今天重温邓先生这两篇讲话，相信会令我们更加擦亮眼睛、认清情势，增强信心、提升士气，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执政，支持警队严正执法，恢复香港社会秩序和稳定，积极消除深层次社会矛盾造成的社会问题，走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路，确保“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落实。

在谈到中国下一步走向的时候，L作家认为多年中国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肤浅的，那种观点“就是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民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L作家当时就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老路”和“邪路”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道路，既不能是老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全盘西化。”“必须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参照外国的经验，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来。”他认为过去只抓政治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经济上去了，人下来了”，“人退化了”，“其结果都是把人扭曲。这是在一切问题中最可怕的一个。”

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其中在1989年，他就一连四次提到了“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姚洋是1964年出生的，在他们接受系统教育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时候。政治思想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这一代人阅读过毛泽东的着作和邓小平的着作的人很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认识往往难以达到客观、科学和全面的视野。因此，尽管出席这个论坛的是来自京沪及全球六十余名着名思想者，但据目前公开的报道资料，尚未发现有人对姚洋说的这个“非常着名的球籍论”提出过质疑。

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面临国内外复杂背景。邓小平当年提出保证改革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些因素受到挑战：如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显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有待遏制；社会存在两极分化问题，如何从经济基础上保证共同富裕，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党内存在的腐败如何从源头上遏制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边缘化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大了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力度。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软弱，丧失了阵地，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

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在和薄一波的谈话时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3月14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如同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同志一样，反对和否定小平同志与改革开放，是要从另一个侧面否定党和人民实践探索、创造历史的辉煌成就，破坏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不与这种违反党纪和宪法的政治逆流进行坚决斗争，听凭错误言论、杂音噪音肆无忌惮地泛滥，必将模糊与混淆大是大非的原则界限，破坏全党的团结统一，必将严重削弱党和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影响和损害改革开放的再出发、再深化，阻碍乃至打断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