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问题再考辩（1）：西渡黄河究竟为了什么

序言：西路军史学研究进入误区的要害及关键

酝酿了好几年，也犹豫了好几年，还是决心壮着胆子来写写西路军问题的考辩。

笔者之所以犹豫难决，是因为考辩西路军的历史，无法回避与某些观点之间的严重分歧。但若回避，许多历史纠结则成了解不开的疙瘩。而这一历史疙瘩若不解开，不仅对歪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的种种谬论不能批驳，广大西路军指战员的人格境界，也将受到严重贬损。

更为严重的是，如今那些为重新评价西路军，而依据被选择性提供的历史电文所做的结论，不仅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一步无度引伸与曲解，更被利用成为妖魔化毛泽东的史学依据，进而成为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仙逝若干年后才逐渐显现的这一严重政治后果，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之灵有知，都是不会答应的。这不仅是西路军史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也是研究着述中国革命史必须收复的一个史学阵地,更是维护徐向前、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格形象不可缺失的史学工作。只有正确解释了西路军的历史曲折，才能正确解读西路军将士的人格境界，乃至他们当年人生选择的逻辑必然。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一次重要挫折。关于酿成这次挫折的成因，曾有两次剖折和探讨，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得出了两个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的结论：第一个结论产生于西路军刚刚失败的1937年3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第二个“结论”则缘于半个多世纪后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重新审视与探讨，未在党内形成正式决议的看法：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这些看法推翻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结论，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某些党史军史典籍和各种传媒。这些耸人听闻之说广为流传，迄今仍然拥有不小巿场。

然而，在以“颠覆历史”为时髦为潮流的当今，这还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

君不见，这种“颠覆”，已经追剿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抗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就统统都在被颠覆被清算之列。

“西路军问题”，现在已不光是“党内问题”，而成了那些“颠覆历史”者手中的一个大杀器。并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们不禁要问，谁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广大人民不愿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不愿看到，即便是身历其境的当事人们也不愿意看到——被颠覆的历史中，他们自身也会被颠覆。

因此，我们即使仅仅从维护父辈义无返顾追随人民领袖毛泽东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格境界出发，也有理由、有责任、有义务为历史正名，为毛泽东正名！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只有站稳脚跟，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事实和证据中就有颠覆学问者们提供的一大堆原始文献，特别是他们有意无意遗漏或有意无意疏忽分析的重要原始文献。笔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子之予，陷子之盾，一笔一笔，算个清清楚楚吧！

西路军失败成因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性节点：

一、西渡黄河

㈠西渡黄河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要分两点来说，因为中共中央的目的与张国焘的目的不一样。

1.中共中央的目的

西渡黄河的目的是执行中共中央的1936年10月的“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以三个军的部队渡河作战，也是中央在《十月份作战纲领》里做出的渡河作战兵力划分。但《十月份作战纲领》不是作战命令，只是一个意图，渡河作战也不是10月的内容。中央预计的渡河作战时间是11月中旬以后，其原因有三：

⑴共产国际援助物资预计12月才运至中蒙边境，运抵预定接济地点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的时间更靠后，红军渡河后要在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才能攻击银川等坚城。否则红军将徘徊于坚城与沙漠之间，难以生存。

⑵在同心城一线集结的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因造船技术的原因，只能在结冰季节履冰渡河。

⑶要接应正向甘北（今宁夏南部）转移的红二方面军部队。

另外，渡河作战的前提条件是要拒止南敌，保持西兰大道在10月于我手，否则敌军有可能长驱中宁、中卫一线，隔断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这个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担负。

2.张国焘的目的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以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关于这个想法，他在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2]]。

另外，在渡河西进之前，张国焘不愿意红四方面军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这个实力要用在渡河西进解决马家军上——当时中央也好，张国焘也好，都对马家军的力量估计过低。

㈡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奉谁的命令

这个问题也得分别来说。

如果非要简单地说，那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渡河可以认为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另外两个军都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被迫认可的。

了解这段史实时一定要注意红军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指挥格局和背景：

1.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此间除了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外，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

2.红军总部。以朱德、张国焘为代表，当时正从会宁到关桥堡的转进途中。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3]]”

3.10月28日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指挥河东三军部队，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㈢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

1.红三十军西渡黄河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

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中央授权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并要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会商并“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做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4]]”。

10月16日，朱、张决定红三十军在靖远黄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试渡，并提出三十军渡河后，九军跟渡的建议。同时将中央要求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的“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改作“我军以控制西兰大路二十日以前在我手中”；将“十月份作战纲领”中“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改作“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5]]——缩减向南防御兵力，提前渡河时间并增加渡河兵力。

18日，朱、张电告中央，称三十军将于20日开始渡河[[6]]，中央次日回电，委婉提示“二十日渡河间题是否推迟数日[[7]]”。同日，毛泽东将红三十军20日将开始试渡的情况通知彭德怀[[8]]。

20日，三十军试渡失败。

21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通知各方面军首长：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使全军完全团结在共产国际、党中央、军委的路线之下，“中央与军委决定：从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七天的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十一月七日举行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誓师抗日并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大会。[[9]]

23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彭德怀提出宁夏战役部署，要点是：第一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以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向进取银川[[10]]。这个部署得到了朱德、张国焘的同意。

同日，朱德、张国焘下达“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渡”的命令，并称：“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第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11]]

24日10时，中央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德、张国焘商洽“先南后北”的方针：“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并指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12]]。

这个方针的意图是：先停止南敌进攻，再渡河实施宁夏战役。

同时也说明，红三十军渡河，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也就是说，红三十军渡河，可以认为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10月24日，红三十军再次发起强渡，获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三军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13]]”

24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14]]。

25日，朱德、张国焘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24日建议[[15]]——请注意，不是中央！

2.红九军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斩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实

10月25日，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16]]”。

同日，中央再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以九军之外另一个军跟进渡河，九军用于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从中宁渡河”[[17]]。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做出部署（彭德怀称该电是发后才给他看的），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并表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不便向定远营前进，应“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认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18]]。

这也是说，要求一方面军从中卫以东的渡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

26日1时半，中央在得知九军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同时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19]]。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20]]”——三十一军也要过河，并称他们自己当日17时也将过河指挥。

当日17时，朱德、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建议[[21]]——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朱、张在该电中，再次表示红四方面军去取定远营不便：“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22]]”。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同时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针，表示不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23]]。

3.徐向前、陈昌浩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

27日5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24]]。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中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要求中央“重决速示”[[25]]。

28日，聂荣臻、左权、彭德怀等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26]]”、“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27]]。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重决速示”电报后，发出紧急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28]]”

4.红五军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斩而不奏的既成事实

10月28日5时，徐向前、陈昌浩令红五军向靖远东北方向牵制敌军：“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29]]”。

28日13时，徐、陈令五军在完成任务后渡河：“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30]]。

当晚20时，朱德、张国焘予以批准[[31]]——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5.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三十一军渡河

10月28日16时，朱德、张国焘致电、陈与中央，拟令红三十一军渡河，并称“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渡河”[[32]]。

19时，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同时任命彭德怀前敌总指挥，指挥河西三军部队组织实施海打战役[[33]]。

15分钟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及徐陈，要改变海打战役部署，拟再令三十一军渡河：“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并称“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34]]。

这是个霸王式“请示”，限定时间还从“明晨八时”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时”。

中央次日12时回电，表示“根据朱张徐陈意见”，同意三十一军渡河[[35]]——已经过了张国焘限定的时间，只好承认既定事实；19时，朱德、张国焘电令正按“朱张”日前20时电令赶往打拉池的三十一军到小水后转向三角城对岸渡河[[36]]。红三十一军当日午前已赶赴渡口准备渡河，但接到“朱张”28日20时电令即转向打拉池，在彭德怀于29日20时下达的海打战役集结电令[[37]]后即在打拉池集结，准备参加海打虎役，未按“朱张”当日19时电令转向三角城对岸渡河。

6.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令红四方面军四、三十一军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38]]。

3个半小时后，朱德、张国焘通报徐向前、陈昌浩，称已电调红四、红三十一军脱离预设战场[[39]]，海打战役流产。

同日16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40]]，同日，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41]]。

林育英在这里还是有个不大不小的误判：其实张国焘连北进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还是西进。

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亦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称“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再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42]]”——没提张国焘。

11月1日，彭德怀到关桥堡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商决“海打大道以北寻机歼敌”，且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43]]。

至此，张国焘实际上失去了对河东红军部队的指挥权。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

结论

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前得了中央同意的。三军渡河是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徐、陈还口气强硬地提出了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的建议，要中央“重决速示”；九军、五军渡河是以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的既成事实；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红三十一军渡河，因彭德怀的反对未果；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后，张国焘即釜底抽薪，将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调离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真相。所以，“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完整反映事实真相，徐、陈建议三军渡河乃至全军渡河，是违背中共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的，在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两个不同意图之间，他们选择的是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朱张”署名的电报，有些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见——未得朱德同意而强行签署联名电，张国焘可是有多次“前科”的。当然，也不排除在紧急情况下朱德代张国焘签署联名电的可能——此间多次出现几个小时甚至十来分钟的间隔里，以“朱张”联名签署而意图又完全相左（贯彻中央意图与不贯彻中央意图）的不同电报。

这个时候，张国焘已经很难封锁朱德的发电权了。然而，他对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指挥权，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