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无功安内有术：蒋介石如何削平黔系军阀

1934年，集结于湖南的国民党军队一部出发前的情景。红军转移湘西时，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两部负责“追剿”，又命陈济棠、白崇禧等部进入粤、湘、桂边堵截

“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因在教科书中作为反面教材而人尽皆知。随着近年来档案不断解密，这一政策的另一层含义也开始拨云见日。“攘外”固然是指抗日，但“安内”却并非只针对红军。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的是一个虽有形式上的统一，但各地军阀盘踞，划地为王，各自为政的中国。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通，成为蒋介石心中最大的一块心病。出于这个原因，这长达两万五千里的大围追，也是一场国民政府中央对地方的削藩大博弈。

“削藩”重于“剿共”

1934年底，经历了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红军突破封锁线西进贵州。数十万大军未能在湘江之畔消灭红军的确出乎蒋介石预料，但令他惊喜的是，红军进入西南地区，客观上为他创造了一个“安内”的历史机遇。理由很简单，西南军阀自辛亥以来割据多年，势力根深蒂固，如果没有红军，中央势力很难染指。现在红军来了，中央军出师有名，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入西南。听闻红军入黔后，蒋介石便对其“文胆”陈布雷托出了自己的全盘计划：“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早在1934年10月中下旬，红军突破粤军封锁线，向西撤退之际，因“剿共”而闻名的“老虎仔”薛岳就以火急电报分电向北路军敌前总指挥陈诚、总指挥顾祝同及蒋介石，要求率第6军追击。对于薛岳的主动请战，蒋介石发给他的命令另有深意：“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毋容其再度生根……”

因“剿共”而闻名的“老虎仔”薛岳

明面上，蒋介石命令湘、川、黔、滇等地的军阀们对红军进行堵截和追剿，但他的日记中却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不难看出，蒋介石的用意是想利用“围剿”红军作为掩护，让中央势力入主西南。于公而言，正如他自己所说，西南一隅可以作为以后对日作战的根据地（后来西南地区的确成了抗战大后方）；于私来说，当然也不乏排除异己，集中权力的用意。湘江之战后，红军主力损失惨重，对蒋介石来说已构不成威胁，西南独立王国里的那些土皇帝才是心腹大患。总而言之，此刻在蒋介石心中，“削藩”重于“剿共”。

退避三舍以图自保

西南三省势力最大的有三个军阀：龙云、刘湘和王家烈。这三人之中，蒋最了解的人是王家烈。早在几年前王家烈与主政贵州的毛光翔争夺黔政时，蒋介石就曾暗中联系王家烈。后来毛光翔被王赶下台，蒋介石随即任命王家烈为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到了要收拾西南之时，王家烈仍是三人中最好搞定的一个。这位黔系军阀身兼贵州省主席与第25 军军长两职，这个军下辖5个师，但他能控制的仅是第1师与第2师，此外，侯之担的教导师与蒋在珍的第3师都与王有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至于指挥独立第一师的副军长犹国才，更是王家烈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自从政治强人周西成战死后，控制贵州的桐梓系军阀很快陷入分裂与内战，1935年的黔军人数虽不少，但派系林立，编制复杂。

贵州军阀王家烈

红军入黔，这回轮到王家烈急了。一方面，蒋介石发电严令其严防死守。另一方面，红军来势汹汹，几仗下来，把黔军打得丢盔卸甲。王家烈内心极为焦灼，进退两难。王家烈将侯之担、犹国才、柏辉章、何知重等黔军高级将领召集到贵阳开会商议对策。这些将领平时虽各怀异心，拥兵自重，但面对新的形势，大家还是能达成一致意见，即“一切以保存地盘和军政大权为目的。红军若来，即采取防而不打、堵而不追的方式，尽量避免冲突；若不能避免时，则退避三舍，让其通过，以图自保”。

王家烈预感末日将近

王家烈一方面希望能保住自己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也抱有侥幸心理，那就是红军只是经过黔境，很快就会北上湘西。然而事与愿违，毛泽东放弃原定计划，红军就是冲着贵州而来。据统计，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转兵贵州，1935年4月底离开贵州，活动时间4个多月，占中央红军长征时间的1/3；红二、红六军团于1936年1月至4月在贵州转战，活动时间3个多月，占红二方面军长征时间的1/4。

1934年的冬天让王家烈如坐针毡：12月15日，黎平被红军攻占；18日，克剑河县城失守；22日，红军进占台拱。随后，红一军团第15师挺进有“黔系钥匙”之称的镇远，很快在鼓楼坪将迎战的黔军第4 团蒋德铭营击败，当夜便占领了镇远。黔东重镇的失守，红军的进展速度大大出乎王家烈的预料。这种情况下，王家烈发出了恳请中央派兵入黔的电报。王在电文中“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传统的看法认为，王家烈这一电是被红军打昏了头，饮鸩止渴。但如果联系此前他与两广的联系，就不难看出电文还有另一层含义，即“桂省部队越境会剿”很可能是王与桂系唱的一出双簧，一旦两广部队进入贵州，一方面减轻黔军的作战压力，但也可相互联合对抗中央。这些打算蒋介石看得一清二楚，他一方面回绝了两广主动请缨的请求，另一方面给王家烈派来了中央军的主力薛岳。

1935年1月2日，红军击溃黔军侯之担部，突破乌江，直逼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1月7日，遵义被红军占领。就在同一天，时任前敌总指挥的薛岳率急行军以大救星的姿态进入贵州省省会贵阳。信心十足的他一抵达贵阳便对前来欢迎的人们说：“共军为国家民族公敌，现强渡乌江，我们决心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区将其消灭，以拯我黔父老于水火中。”

带着蒋介石“促使地方军政中央化”的秘密任务，薛岳一进贵阳城，想的不是怎么去“追剿”红军，收复遵义，而是立即派第99师师长郭思演接管贵阳城防，紧接着指使一批亲信，暗中调查王家烈这几年来的反蒋活动，很快便挖出了诸如“策划过粤桂黔三省互保”“黔湘两省互保”“黔滇两省互保”等勾当，并全部呈报给蒋介石。与此同时，薛岳派人秘密调查黔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对黔军第1师师长何知重和第2师师长柏辉章进行拉拢，“函电交驰，表示信任，以促其倾向中央”。

戒严中的贵阳

1935年的春天，国共主战场虽在贵州，但蒋介石下的却是一盘统一西南的大棋。当时贵州境内除了已经入主贵阳的中央军、本土的黔军之外，还有部分川、滇部队。对付不同的对手，蒋介石的手腕也不相同。例如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在乌江战败后，川军旅长郭勋祺率9个团在土城附近与红军激战，鏖战两昼夜。战后，两者待遇是云泥之别，黔军侯之担被定义为作战不力，遭参谋团拘押查办。川军郭勋祺却“鏖战有功”，立即升为模范师师长。一赏一罚实则是国民政府中央打压黔军而拉拢川军的手腕：川军势力大，故要安抚和拉拢其将领，收买人心；黔军势弱，直接吃掉。很快，借侯之担被撤职关押之机，薛岳派遣亲信沈久成接任黔军教导师师长之职，并对该师人事进行大换血。

2月间，蒋介石从贺国光、薛岳送来的情报得知红军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取得红军指挥权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据时任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回忆，蒋介石“一方面觉得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该加紧围攻，不可轻敌”。为此，蒋随即调整了部署：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二路军，任命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靖”主任，下辖四个纵队，负责对付中央红军。这个调整虽是以“围剿”红军为名义，但不难发现，黔军的军政大权已大部分捏在薛岳手中，这是中央要准备对王家烈下手的前兆。

再说王家烈，自从部队遭打压、换血、洗牌后，曾一度想向黔北发展，所以在红军占领遵义时，他率部亲征，同时在娄山关一带设防，以保老巢。1月9日，红军由关南向娄山关发起猛烈攻击，黔军损伤惨重。不久后红军自动离开遵义，王家烈不费吹灰之力便收复了遵义城，但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娄山关又出事了。2月25日凌晨，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再度向娄山关挺进，红一、三军团与王家烈的黔军展开关口争夺战，黔军哪是红军的对手，一仗打下来被歼灭600多人。

黔北的门户——娄山关的雄姿。红军曾在这里打了一次大胜仗，重创了王家烈部队

2月28日，红军乘胜追击，击破王家烈直接指挥的4个团，再度占领遵义城。中央军吴奇伟部赶到遵义城下与红军交战，不到一天就被红军击败。整个遵义之战，吴、王两部伤亡损耗在万人以上，柏辉章、韩汉英、唐云山3个师均被歼过半。而王家烈在黔北扎根的计划也随着战败而化为泡影。

3月24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重庆飞往贵阳督师，陈诚、吴稚晖、陈布雷也先后抵达贵阳。蒋介石此行虽然名为督师，实为解决贵州军政和王家烈的问题。据说到达贵阳的当天，陈诚即提出杀掉王家烈的建议，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说：“王绍武（王家烈）个大心直，本人并不坏，坏在他的左右。”其实根据当时的情况，若杀掉王家烈，其手下第25军几万人随时都有兵变的可能，这也让蒋投鼠忌器。

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接到红军先头部队击破江防部队，巧渡乌江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大都外调围追红军，贵阳城防空虚，因而有人猜测这是红军要乘虚袭击贵阳。据晏道刚回忆：“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

4月2日，蒋介石和陈诚、薛岳等高级将领商讨后，决定以确保贵阳为急，严令前线各部队加紧追击与堵截。4月5日左右，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红军出没，整个贵阳城人心惶惶。一直以来有个说法，即在讲贵阳危机期间，蒋介石被吓得遗屎尿于床，方寸大乱，不可终日。这个说法恐怕有失实之处。从蒋介石在贵阳戒严期间的具体做法来看，他的方寸一点也没乱。据晏道刚的回忆，那段日子里蒋介石的确较焦虑，常问及黔灵山、东山、螺丝山、图云关等地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但与此同时，身处危城的蒋介石竟还不忘打起了云南的算盘，他发电给滇军将领孙渡试图对其进行拉拢，又侦知了云南龙云的电报。蒋毕竟是东征北伐的战场上滚出来的人物，断不至于如传言所说的那般丑态百出。

贵阳城警报解除后，红军主力入滇，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王家烈了。

末代贵州王失黔政

1935年4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向王家烈摊牌了，他明确告诉王：在省主席和第25军军长两职中选一项。当省主席就不能当军长，当军长就不能当省主席。王家烈一听才真是乱了方寸，只说要回去和部下商量一下。其实王两个职位都不想放，正如他自己所说“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没有保障”。但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家烈还是想选择了军长，大概还是觉得枪杆子才是生存的保障。但可怜的王家烈还不知道此刻自己的左膀右臂（柏辉章、何知重）都已被中央策反，自己已然成了光杆司令。在薛岳的安排下，黔军第1师师长何知重与第2师师长柏辉章暗地里唆使所部带兵包围军部闹饷，搞得王家烈焦头烂额。在晏道刚的诱导下，心灰意冷的王一度想改变主意，辞军长安心干主席，但没多久又反悔，几经纠结后，亲自去向蒋介石请辞贵州省主席之职。很快，《中央日报》就发表了王家烈辞职，吴忠信接任贵州主席的消息。

事情还没完。王家烈辞去主席后，蒋介石给他发了一个“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的空衔，算是敷衍他的面子。但另一方面，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已和柏辉章、何知重达成密约，即他们两个师的军饷以后由中央发，不再受王家烈的克扣，条件便是让他们赞成王家烈辞去军长之职。中央的确没有食言，1935年5月，原黔军第25军在贵州威宁编为中央军序列，何知重的第1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03师，柏辉章的第2师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改编之后的部队焕然一新，全师辖两旅两团，并被调出黔境。两年以后，全面抗战爆发，这两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都打得异常英勇，尤其是柏辉章的102师，参与了正面战场上的多场恶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竟至“老兵伤亡殆尽，军官幸存者寥寥可数”，全师原贵州籍官兵竟只剩数百人，此乃后话。

再说王家烈，辞掉主席后才发现果然“军费无着”，中央又暗中指示部属不断闹饷，王家烈发电找蒋介石解决，蒋的答复却是“部队未缩编，未经点验即不发饷”。王家烈遭上下夹击，自身又众叛亲离，只得被迫回贵阳请辞总指挥和军长职务。4月底，蒋给王家烈任命了一个参议院参议的虚职，5月张学良离开贵阳时，用飞机将王家烈带到武汉行营。至此，蒋介石完全掌握了黔政，贵州自辛亥以来的军阀统治时代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