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年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与决策

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新旧中国在这里交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完全背弃人民意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在这个时期开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由于国民党武装集团退踞台湾，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统一进程，因此，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成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思考和慎重决策的一个重大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年多的精心准备。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与二战后的世界冷战局势紧密相关，美国和苏联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影响着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决策的展开。

一、渡江战役发起前，解决台湾问题开始进入决策视野，毛泽东做出前瞻性预判

1949年初，党中央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程做出初步判断。毛泽东在1949年1月6—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预计1949年新的解放区仅可能扩展到华东、中南和西北的一部，不仅不包括台湾，而且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青海、新疆等省也不包括在内。这个决议所提出的任务在事后看来是稍显保守的。

解放台湾，虽然不是党在当时的首要任务，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没有考虑。1949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会谈中谈及台湾问题时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基于此，毛泽东做了两点预判：首先，他提出了中国领土解放的先后顺序，即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第一步解放大陆上的全部领土，第二步才是台湾的解放；其次，他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较为复杂，需要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可能要进行干涉。也就是说，只有在大体上排除美国因素之后，台湾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从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毛泽东的预判无疑是准确的。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没有提出请求苏联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援助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毛泽东那里，解决台湾问题还没有上升为1949年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此后毛泽东对于这个任务的承担者做了一个初步的考虑，倾向于由华东局承担。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华东局管辖范围时，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材，很有生意做。”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但文中没有明确提出解放台湾的大致时间。这说明，解决台湾问题已进入毛泽东的决策视野，只是还没有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对华政策上不约而同地实行了观望政策，他们都避免深深地卷入中国内战中，刺激彼此。苏联此时是静观其变、乐观其成；而美国认识到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将不能阻止共产党的推进，远远不能改变内战的进程”。为了维护“美国的声誉和资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34号文件决定将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开始谋划在大陆的“脱身”之策。但对于台湾，美国则考虑以非军事手段将其与大陆分割开来，防止中国共产党占领。1948年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如果能采用外交和经济措施阻止共产党占领福摩萨，以便恰当地保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福摩萨政权，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十分重要。”这一方案表明：美国军方一方面考虑到台湾军事上的巨大价值，不愿台湾为中国共产党占领；另一方面从离间中苏关系出发，认为采取外交和经济干预措施是防止台湾“陷落”的合适手段。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在使台湾从中国大陆脱离的过程中，美国不应“为其承担任何公开的责任或掌握权力”。为此，美国加紧了外交与经济层面的暗中运作，企图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产党的中国人政权，但因为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人物，加之国民党当局的强烈反对，无果而终。

二、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发起）前，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进入准备阶段，毛泽东开始具体筹划

1949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发起，战局的进展出乎意料。以华东解放军为例，5月初，华东解放军仅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预定的追击任务，追击最远的地方到了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1500里。也就是说，中央所设想的华东野战军1949年全年工作任务近乎完成。这样的战局发展，是难以预料的。

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和中央迅速调整了1949年我军作战任务。5月23日，毛泽东致电各野战军：“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四野年底前“占领两广”；一野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电报从保证人民解放战争主动性这一原则出发，对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进行了充分考虑，专门留下一个野战军的力量作为机动。电报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他特别强调这一准备是必需的，指出：“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关于二野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的时机，电报认为应选择“在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后”。在这份毛泽东制定的全国解放进度表中，相比1月的部署，多出了宁夏、青海、四川、贵州、西康、广东、广西等7个省份，但解放台湾的任务仍不在其中。“先大陆后台湾”的解放顺序在这一电报中体现得很清楚。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美军自青岛撤离后，青岛解放。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毛泽东和党中央迅速做出反应，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具体筹划阶段。6月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粟裕等电要求：“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14日，毛泽东再电华东局、粟裕等，要求研究解放台湾的具体问题。电报说：“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外结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再次致电华东局、粟裕等，明确将准备占领台湾的任务交给华东野战军。电报说：“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的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发出3份解放台湾工作部署的电报，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积极心态。

解放台湾离不开海、空军的配合。这时人民海军尚在初创时期，缺乏专门的海军人才，主力舰只多为国民党海军起义时过来的舰船。所以在海军建设方面，毛泽东很注意对原国民党海军官兵加以争取和帮助。2月，国民党军舰“重庆”号起义。3月4日，毛泽东将电报转发东北局，批示：“请东北局立即通知驻葫芦岛部队准备迎接重庆号及应付空袭。”20日，重庆号在转移过程中被国民党空军炸沉。24日，毛泽东、朱德给“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去电表示慰问。电报说：“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5月18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等，对他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表示祝贺，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为了进一步团结原国民党海军官兵，8月28日，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并为中国人民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在空军建设方面，1949年3月8日，毛泽东约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17日，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7月10日，毛泽东根据朱德建议，致信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信中还同时要求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酌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等项事宜。16日，中央军委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请专家、顾问以及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在刘亚楼赴苏前，毛泽东于31日在中南海专门听取筹建空军情况的汇报。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和苏共的关系日益紧密，苏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来，并予以各种方式的援助。6月21日，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表示愿意提供歼击机，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击溃马步芳的骑兵。斯大林的积极态度给毛泽东以鼓舞，于7月25日致电刘少奇，要他向斯大林商谈为解放军培训飞行员事宜及苏联是否可能参加攻台作战问题。刘少奇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但斯大林仅同意帮助中国购买飞机和培训飞行员，婉拒苏联参与攻打台湾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苏联此时对待中国内战的原则仍然是极力避免由此可能引起的同美国之间的正面冲突。

中国的“丢失”让美国政府面临着强大的公众压力，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844年至1949年时期》白皮书，为自己的失败政策辩护。事与愿违，白皮书的发表不仅在美国国内受到强烈的批评，而且白皮书中公开的美国支持蒋介石内战的资料，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愤慨。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丢掉幻想，做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辛辣讽刺，中美之间的缓和在短时期内已不可能。8月1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台湾问题做出的报告认为，“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军事重要性还并不足以让美国派遣军队予以占领”，占领台湾会加剧美国军事力量与在全球所承担义务的不平衡，“会令美国无法应付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更为重要的紧急事件”。这份文件表明，美国试图实现与国民党政府的切割，开始考虑放弃对解放台湾行动的军事干涉。

三、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总结渡海作战经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渐展开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发起金门战役，遭遇严重挫折。毛泽东于29日致电各野战军前委：“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毛泽东在电报中对第十兵团要求：“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11月3日，三野第七兵团在浙江定海发起登步岛战役，因后援不继，被迫于6日主动撤出战斗。

两次登岛战役的失利让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渡海作战的艰巨性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强调渡海作战要在有完全把握时方能进行。登步岛战役失利后，前线将士颇有些急躁，他们拟定了11月20日前完成准备工作，再行发动攻击的计划。1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指出：“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为了保证舟山群岛登陆作战能够一举成功，此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四次修改了战役发起时间，从1950年的一二月间推延至7月，将参加登陆作战的部队由一个兵团两个半军增加为两个兵团六个军。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渡海作战的谨慎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也有所体现，先后两次推迟解放海南岛时间。12月18日，毛泽东就四野即将发动的海南岛战役致电林彪，提醒他要注意潮水与风向，保证第一梯队船只与兵力的充足等问题，并希望他“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12月31日，他致电林彪，将进攻海南岛时间推迟至旧历年前，并要求：“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向军委报告：现有船只很少，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器，以使操纵。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北方人不惯乘船，只经过短时间教育训练，难收实效。因此，他们建议向后推迟。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再次推迟进攻时间，指出：“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对我军渡海作战的原则性要求。

完成解放台湾任务的军事步骤有两种：一种是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以福建为基地，置其他敌人于不顾，集中重兵直取台湾本岛；一种是逐岛攻击，先拿下海南、舟山、金门等处敌人，斩其手足，消灭其有生力量，最后解放台湾。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渡海船只严重不足，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选择第二种方式无疑是现实的。1949年11月14日，粟裕曾在给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如我能在舟山群岛及沿海各小岛上全歼敌人主力，则造成攻占台湾之更有利条件。”经过权衡，1950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我军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了逐岛攻击、最后占领台湾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注意总结渡海作战经验，提出我军当时状况下渡海作战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他了解到金门岛和登步岛战役受风向、潮水、船只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很大，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毛泽东所提出的渡海作战必须在适当的潮水与风向条件下才能进行，要准备足够的船只运送足够兵力登陆等项要求，对如何开展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我军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渐次展开。在陆军兵力的配备上，中央最初决定由第9兵团4个军约16万人进行攻台准备。但1950年5月海南岛、舟山群岛两地国民党守备部队大部撤往台湾后，台湾守岛兵力增加到了40万人左右。面对形势的发展，为了保证实现一举攻台，1950年6月，中央军委确定不仅三野主力12个军约50万人参加，而且还计划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3—4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第一梯队的兵力也由4个军增加到6个军。

在海军建设上，海军组织建设逐步完备。1950年1月，海军司令部成立，萧劲光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具体负责海军各项建设工作。海军武器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与苏方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的海军装备订货协定，占苏联给予我们3亿美元贷款的一半。同时，我国开始寻求向英国商人订购巡洋舰、驱逐舰、扫雷舰。

在空军建设上，1949年10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并批准创办7所航校培养航空人才。1950年3月，毛泽东为《人民空军》杂志题写了刊名，并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6月，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计划在南京成立，下辖2个歼击机团、1个强击机团、1个轰炸机团。修建机场是攻台准备的重要一环，1949年11月26日，毛泽东就各地大修大建机场问题批示：“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12月5日，毛泽东同意了刘亚楼等提出的首先修复华东与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机场的意见，批示中财委：“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人民空军的空降部队也开始组建。1950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同日，他与刘亚楼谈话时指出：起义的伞兵第三团，将来要归空军建制。

按照中国当时的工业技术条件，在短时期内建立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海空军力量是极为困难的，毛泽东和党中央把目光转向了苏联。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12月16日，他在与斯大林的会见中委婉提出请苏联以派遣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部队的方式，助我尽快攻取台湾。经过反复协商争取，特别是毛泽东访苏，极大地提升了中苏两国关系，最终斯大林同意派苏联空军人员协助中方保卫上海。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1950年2月15日，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卫上海，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旅”。这就使台湾空军不敢再轻易袭击内地，为人民解放军集结渡海船只、进行渡海演练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苏联空军奉命只守不攻，不参与解放军进攻沿海诸岛的行动。

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却发生了戏剧性转变。美国主要战略利益在欧洲，并不愿将有限的力量投入中国，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是避免过分刺激中国，使中国倒向苏联。毛泽东出访苏联，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为了拉拢中国，离间中苏，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进一步在演讲中指出，台湾不在美国的西太平洋防卫线中。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认识到此前制订的对华战略彻底失败，开始将中国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新进成员加以遏制。此时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恐红症”泛滥，美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对台政策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向，倾向于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国民党守住台湾。6月14日，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提交的备忘录在评估台湾军事价值时认为：“福摩萨一旦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就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的供给舰，它所处的位置十分理想，可以使苏联实现其攻击战略，同时，还可以挫败美国在冲绳和菲律宾的反攻击战略……如果我们允许福摩萨由一个对美国充满敌意的强国控制，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应该主动采取措施，阻止共产党国家占领福摩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最终促使美国的对台政策逐步由弃台转向保台。美国从暗中保台转向公开军事干涉，所欠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四、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暂时搁置攻台有关准备工作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工作总任务。他在会议期间专门听取粟裕关于解放台湾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的汇报，对粟裕建议由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一事作出决定：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此时，参加攻台战役的三野重新调整攻台部署，将作战重心转向台湾方向。可以说解放台湾战役已箭在弦上，只待时机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声明还说：“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福摩萨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美国把朝鲜和台湾联系起来，对我国内政进行直接军事干涉，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而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国际协议……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对。”

美国直接出兵台湾海峡，给中国解放台湾造成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中国此时在台湾海峡并不具备与美国较量的能力，贸然发动台湾战役，难有胜算；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了军事干涉，而中国的重工业很大一部分在东北，这给中国这一方向的战略安全带来很大隐患。经过认真思考，毛泽东于7月6日致电粟裕：“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电报中所提“重要任务”就是由粟裕组建东北边防军并任司令员兼政委。攻台主将调离的实际情况表明，毛泽东决定暂时搁置攻台准备，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向东北。主将调离后，中央军委攻台的任务并没有撤销，参战部队每天仍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耗费甚巨。在这种情况下，8月8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致电毛泽东，请求变更作战任务。毛泽东11日复电陈毅：“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前不打，四月以后待命再打。”电报同时撤销三野前委，三野所属各军并入华东军区序列。这标志着毛泽东和党中央精心策划一年多的解放台湾准备工作搁置起来。

五、当时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因素

1949—1950年间，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对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形势，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解放台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在当时情况下，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行动受国内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军事实力超强国家干预等诸多因素制约，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物质技术条件是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内部因素

物质技术条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攻台的“根据地”条件并不具备。予取台湾，必先拿下福建。福建多山，交通不便。由于是新解放区，其党、政、民组织机构不全，力量不足，缺少支援大军作战的经验，而且当地群众对党的认识还远没有到位，组织支前尚存在很多困难。1949年8月6日，十兵团张鼎丞在给华东局并转中央的电报中很详细地谈及了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电报说：“当前的困难是严重的，主要是群众尚未发动，缺乏支前力量，粮食非常困难，工商业停滞，物资十分少……有崇山峻岭，交通运输又十分不便，因此部队一个月未吃到肉，甚至吃不到菜，吃盐水汤，以至不少士兵晚上眼盲看不见道路。”为解决困难，第十兵团不得不在战区自己筹粮，把部队的生活保持在最低标准。参加入闽作战的仅一个兵团就遇到如此大的困难，可见此时在福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现实。

二是我军对渡海作战所需的潮汐、风向等条件了解得还很不够。三野10月15日发起解放厦门战役，攻击鼓浪屿的两个梯队是此战主力，但皆因风向原因先后受挫。只是因为此时攻击厦门北部的部队顺利登陆，才最终取得了解放厦门战役的胜利。10月24日发起的金门岛战役因潮汐原因，致第一梯队船只全部搁浅被敌所毁，无法增援而失利。11月3日发起的登步岛战役因风向问题，攻击部队未能全数到达，4日增援部队因潮汐问题也未能全数到达，最后被迫撤出战斗。从上述有限的几次渡海作战可以看出，在渡海作战中，我军对潮汐和风向条件的重要影响还不够了解。同时，由于潮汐、风向条件的限制，渡海作战很难达到隐蔽性、突然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军渡海作战的困难。

三是渡海船只条件并不具备。解放台湾作战不同于渡江战役，一方面，台湾距大陆最近处也有80多公里，平均在100多公里以上，这与长江仅几公里的江面宽度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江船不能入海作战，为了渡过台湾海峡，必须准备大量的海船，而且必须是机器船才有可能，这一条件在当时很难实现。据叶飞回忆，在发起厦门、金门战役前，十兵团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征集船只，并因为船只问题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3次。原定方案为对厦门、金门同时发起攻击，终因船只不足，被迫确定了先厦后金的攻击次序。华东局致叶飞并报中央的电报中对金门岛战役的教训是这样总结的：金门失利证明“船只准备、船夫争取、部队航海习惯训练等，带决定性的作用”。船只不足，使我军解放台湾作战陷入有力无处使的境地。

四是海空军力量还很薄弱。以空军为例，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力量比较弱小，不能有效地完成大陆防空的任务。我军舰艇不仅不能出海作战，而且还要分散隐蔽，防止敌人的突袭。起义过来的“重庆”号巡洋舰、“长冶”号护卫舰先后被国民党空军重创，不得不自沉。上海、南京的解放军海军舰队在1950年1月25日的一次轰炸中就有26艘舰船被炸伤或击沉，不得不转移至武汉隐蔽起来。但国民党空军紧追不舍，又击沉了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9艘舰艇中的6艘。空军、海军力量的薄弱，使得我军甚至无法经由水路筹集渡海船只，不得不从山东经陆路调集所需。1950年2月1日，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为使山东海船能迅速南来参加打定海，因海路多海匪及敌舰巡梭不安全，内河千余里航程需时一月以上，故拟将山东三四百海船从青岛、连云港用火车直运至杭州下钱塘江……为求迅速试运成功，避免损失（船离水后超过六至十天即干裂，损坏修补困难）”，请中央军委着铁道部以特快速度运送。可见，物质条件的不足，是导致解放台湾工作一再推迟的决定性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慎全面地安排了解放全国的先后顺序。事后看来，在解放台湾物质条件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具备时，调动二野以西南等地为主要攻取目标，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自然减轻了攻台的阻力，为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是积极、正确的战略。相反的例子是1950年5月海南岛、舟山群岛先后解放，我们虽然“得地”但“失人”，蒋介石果断将驻守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撤到台湾，使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外围全歼国民党精锐的计划落空，极大地增加了我军攻取台湾的难度。

（二）美国因素是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外部因素

1949—1950年，毛泽东在筹划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中，美国因素始终是他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准确地预见到解决台湾问题可能面临的复杂局势，并在具体工作安排上做了妥善安排。尤其在有效应对美国对中国内政可能的军事干涉方面，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有力地保证了我军解放全国战略的主动性。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把中苏之间的合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毛泽东谈到这一条约的意义时指出：条约的签订“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使中国“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条约的签订对于加快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准备工作有较大帮助。但同时，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也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加速了其对台政策的转变。美国因素成为中国此后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国内物质技术条件逐步完备后，美国因素日益成为解决台湾问题最严重的障碍。

【单劲松，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经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