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如此重视对《苦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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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恋》是着名军旅作家白桦1979年9月发表在《十月》第3期上的电影剧本，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1981年初，《太阳和人》在内部放映后，许多老干部写信给中央，批评它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祖国，反对公开放映。接着，围绕着《苦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苦恋》的批评，也成为当时思想领域的一个焦点事件。

邓小平对《苦恋》提出尖锐批评

“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股思潮，邓小平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同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斗争。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邓小平还特地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邓小平看过《太阳和人》后，十分生气，提出尖锐批评。1981年3月27日上午，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苦恋》剧本。

由于白桦是武汉军区的作家，《解放军报》率先发表批评《苦恋》的文章。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一)》后，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5月12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二）》后，又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时，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指出：当前思想战线上，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谈话还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特别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他说：

【“《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

“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

◆电影《太阳和人》海报。

邓小平同时也指出：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

1981年12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关于我国着名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钱宁的文章《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谈话》。钱宁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留学美国8年彻底击破了他的幻想，是新中国给他带来新的曙光，《苦恋》不代表他们的声音，讲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道理。

1981年12月10日，邓小平将钱正英的来信和转送的刊载钱宁文章的《中国青年报》，批送胡耀邦、胡乔木：

【“这种现身说法的谈话，对教育青年很有用。”】

胡耀邦严厉批评《苦恋》

胡耀邦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3月担任中宣部部长。虽然只有15个月时间，但他特别重视抓好文艺创作。他多次强调要贯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针。

【“至于党员，则必须坚决执行，因为共产党员要照党中央的决定办。”】

1980年2月12日，胡耀邦在中国作协、中国剧协召开的剧本座谈会上讲话，重点谈到五个和文艺创作密切相关的问题：关于党，一定要正确对待，不管有多少缺点和错误，总还是伟大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有一条我们比谁都优越：铲除了剥削制度；关于人民，千万不要忘记占中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关于军队，他们是最可爱最可靠的人；关于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里没有哪一个人的贡献超过他……他还特地告诫作家们不要“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离开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消极地夸大阴暗面，使人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后来他还指出：

【“有些作品政治情绪不健康，主要地是忽视和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而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都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选举了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在会上，习仲勋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1年8月3日至8日，由中宣部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传达邓小平的讲话。会议第一天，胡耀邦发表讲话。

他首先指出：

【“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

在谈到《苦恋》时，他说：

【“这次批评白桦同志，也有不少人对他表示支持，还在给他写信。要分析分析，是些什么人写信？要学学鲁迅。一个托派在一九三六年给鲁迅写信，说你如何如何好、英明。鲁迅一看，是这样的人来捧我，就回了一封信，骂了他一通。如果一个反革命分子写信捧我，我洋洋得意，那岂不是把自己同敌人等同起来了？敌人向我鼓掌，我还自鸣得意，我把自己摆到哪里去了？向受了正确批评的人表示同情，确有糊涂人，确有情绪不对头的人，也确有极少数反革命。给白桦同志写信的人决不都是坏人，其中有很多是认识不清的人，但是必须提醒白桦同志要痛下决心，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既不要计较批评文章是否十全十美，感觉自己受了‘委屈’，更不要因为收到不少支持的信而感觉安慰，认为这才是‘春天的厚爱’（指白桦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一篇文章——引者注）。决不能这样想！真正的春天的厚爱正是一时使自己感觉痛苦的严厉批评，而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得来的‘同情’。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否则我们会上当。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要清醒地认识这种现象。犯了错误受到批评的同志，为什么有一些人支持？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都要清醒。”】

◆1985年12月29日，胡耀邦在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与白桦握手，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创出新作。

胡耀邦强调，

【“要把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和其他一些报刊四月间就已经进行了。《解放军报》的批评，小平同志已经作了正确的评价。但是全国文联、作协、影协这些直接有关的组织至今还没有开始。这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涣散软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当前思想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很大，敌视我们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怎么办，必须迅速认真解决。

小平同志谈话中最后还说：‘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坚决执行这个决定，是文艺战线和整个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

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为什么再要补一课，从思想上讲清楚。我们为什么对批评《苦恋》问题还要补一课呢？这是因为，第一，《苦恋》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类似《苦恋》或者超过《苦恋》的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的错误言论和作品，还有一些。对这种错误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第二，国内外有些人大肆歪曲批评《苦恋》的真相，散布了大量的煽动性的、挑拨性的言论。我们现在好好收一个场，也是好好开一个场，否则以后我们批评就阻力重重。我刚才说了，我们审判一个出卖情报的反革命分子，国内外就发出了挑拨性的东西。

这一次批评《苦恋》，刚刚一登文章，香港有的不怀好意的报纸就引用辛弃疾的词：‘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作为大标题。我们四月才开始批评的嘛，恰恰是春天，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家还能经受几番风雨，刚刚搞了百花齐放，说春天来到了，可这个春天又归去了。然后就散布了大量的东西，一直延续到六七月份。散布了这么多挑拨性的东西，我们不把它澄清一下，那么我们的思想工作怎么个做法子？我们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讲清楚，我们今后怎么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呢？首先就是软弱无能，我们也锻炼不出来。所以，必须补这么一课。

本来这个问题好解决，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我也有一份责任。如果当时我们建议文联开个会，请一些作家艺术家来，对《苦恋》作个公正的评价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当时没有走群众路线，如果走走群众路线就好了。现在我想还得这样做。然后按小平同志的主张，由《文艺报》写文章，文章只能写好，不能写坏，请我们的文艺评论家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写文章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五篇文章只用了个把月。我们现在搞了半年了，连一个批评稿子都写不出，哪里有这么难啊？这篇批评文章搞好了，对全国人民是个教育，对反革命的气焰是个打击，对糊涂人是个帮助，对白桦同志本人也是个帮助。

白桦同志接到很多信，他认为他有群众，这就涉及我刚才讲的那个道理：为什么不分析一下？现在，除了《文艺报》写文章，其他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当然也可以见义勇为，但是为了避免造成围攻，还是适可而止的好。要批评的问题多得很嘛，不要集中在一个人、一部作品上面。对白桦同志，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嘛。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嘛！”】

胡乔木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胡乔木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除了一如既往地负责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稿外，还负责宣传工作。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即1981年6月以前，由于忙于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对《苦恋》引发的争论虽有过问，但顾及不多。邓小平7月17日谈话传达后，胡乔木和中央书记处认为意义重大，决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胡乔木就召开会议致信邓小平请示。邓小平批示同意。这就是1981年8月3日至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会议最后一天，胡乔木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是胡乔木和胡耀邦、习仲勋商量过的。胡乔木的这次讲话的重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讲话中对邓小平的七月谈话和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第一天讲话作了阐述和发挥。他指出很多同志和很多组织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斗争不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必须纠正。

对于《苦恋》，胡乔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

【“我们对电影剧本《苦恋》和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它们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无论是在《苦恋》还是在《太阳和人》中，作者和编导都采用对比的手法，极力向人们宣传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四人帮’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年内乱就是社会主义；似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似乎党和人民并没有对‘四人帮’进行斗争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看不见一点儿光明，一点儿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是惨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于美国，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这种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典型表现。”】

◆1981年10月4日，胡乔木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中央党政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981年9月10日，胡乔木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正式送中央审阅。胡耀邦9月12日批：

【“即转仲勋、任重同志。小平同志处，我们三人看后再送。”】

习仲勋9月17日批：

【“这个讲话虽然长了点，但讲了很多问题，特别以历史决议为纲，联系小平同志多次讲话，阐述得很透彻。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讲话，发下去，会澄清很多糊涂观念。”】

王任重9月21日批：

【“同意快发。”】

9月27日，胡乔木将最后定稿的讲话稿送邓小平审阅。

10月4日，胡乔木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1）39号］下发中央党政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和耀邦同志的谈话，学习胡乔木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

根据邓小平指示和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精神，《文艺报》1981年第19期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唐因和唐达成作为《文艺报》的负责人，都看过《太阳和人》，当时只是感到“艺术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计站不住”，并没有关注其政治倾向。在学习邓小平的指示后，他们两位合作撰写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在征求了中宣部领导，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还有老作家韦君宜、秦兆阳、葛洛等人的意见后，反复修改了七八遍才发表。唐达成后来回忆：

【“这篇文章应当说是在小平同志的提议下，耀邦同志的关心下，光年同志（即张光年，作协负责人，《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和文艺界一些老同志的指导和参与下写成的，实际上已经不单纯是我们两个署名人的文章了。”】

11月25日，《苦恋》作者白桦写了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关于<苦恋>的通信》，谈了他对《苦恋》的批评由抵触到心悦诚服的思想转变和对于批评的由衷感激之情。

12月27日，胡耀邦在会见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代表时，批评了那种“忽视以至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以至于“归结为整个党和国家不好，整个革命队伍不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的“政治情绪不健康”。他还说：

【“为什么要批评白桦同志？就是因为他那个《苦恋》在政治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对人民思想是有害的。经过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很好。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要继续写作。白桦同志过去写过一些好作品。我们希望白桦同志还能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1983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对《苦恋》的批评，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受到抑制。1983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

最后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在和薄一波的谈话时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3月14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说：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2016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发行。该书是习近平2010年7月提出编写的，并在编写工作启动后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作出长篇重要批示，给予重要指导。本书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具体领导下，历时六年编写完成。该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一节中写道：

【“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7年3月，邓小平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讲十年到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见该书第737～738页）】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本文原载《党史博采》2018年第五期，发布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