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蝼蚁论”的廉价煽情过后，让我们严肃地谈谈贫困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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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论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片面渲染这一事件的极端标签、无视社会问题、推卸责任，或者把贫困问题上升到盛世-蝼蚁，把责任归结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这种非此即彼、内涵模糊的二元对立范畴中，是很随意的，更是不负责任的轻佻。造成杨改兰这样的人伦惨剧的不是农村社会的蝼蚁化，而是基础党组织溃散后，农村社会的散沙化。而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主导下的肆虐席卷的市场和资本浪潮所造成的。】

最近爆出的甘肃康乐一家六口自杀事件震惊了舆论场，也激活了各路评论声音。先是有身为凤凰网主笔的凤姐文章《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再到昨天刷爆朋友圈后迅速销声匿迹的格隆的“蝼蚁论”。之所以能引爆舆论，是因为事件拨动了当下社会神经中非常敏感、极易形成焦虑的部分，比如贫困，比如分配正义，比如区域和阶层差异及其固话，舆论场的共振效应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情绪的震荡幅度。

无论如何，康乐一家六口自杀事件都值得我们严肃地讨论，但绝不是所谓“盛世蝼蚁”式的故作夸张的修辞、耸人听闻的对比、似是而非的逻辑，还有隐约可见营销炒作痕迹的可疑动机。

应当指出的是，不论青年母亲杨改兰杀子自杀的悲剧是多么令人感到心痛，从事件本身来说，这都只是一个极端化的个案。逝者长已矣，也许我们此刻已经不应该多提作为悲剧制造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年轻母亲杨改兰个人的心理状况和责任，但这却不可否认；与此同时，我们的某些党组织和我们的社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中国共产党很多好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没有得到有效继承和发展，也同样不可否认。

不论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片面渲染这一事件的极端标签，无条件地五毛化地无视社会问题、推卸责任，或者把贫困问题上升到盛世-蝼蚁，把责任归结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这种非此即彼、内涵模糊的二元对立范畴中，是很随意的，更是不负责任的轻佻。

市场经济和两极分化现状下的贫困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绝不仅限于甘肃康乐一地。如果要找极端贫困的素材，我们的目光大可不必拉长视线投向几千公里外的甘肃，其实就在北京周边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许多地方的贫困就丝毫不输已经甘肃康乐，经济上有个概念叫“环首都贫困带”，指在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存在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大名鼎鼎的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取材的背景和实际拍摄地，就在张家口的赤城县——离北京不过200公里啊！2012年底，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个春节，去了河北的阜平县先慰问贫困群众，阜平离北京不过275公里。不论是老谋子的电影还是新华社的报道，所反映的贫困画面，都丝毫不比此次暴露的甘肃康乐的情况乐观，甚至更差。

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剧照

河北阜平县，2012年底习近平到访过的困难户家

甚至，我们的视线还不必拉到几百公里这么长，就在作为首都的北京，我们从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大街出发，以10公里为半径，都可以看到中国甘肃康乐在同一水平上的贫困，唯一的区别是也许多了一层城市霓虹灯作外壳。中关村大街的西边，清华大学西门向西500米，一年前才刚刚被拆除的一亩园社区里，被房东加盖到五六层的违章建筑里，一个10平米的小单间里，可能会蜗居着来京打工的一家三口。某位在朋友圈转发点赞《盛世的蝼蚁》一文、平时在中关村上班的小白领可能也不知道，每天穿行于各大写字楼为他们送快递的快递小哥们住在哪里——2014年冬日的一个清晨，我在一亩园社区漫步，看到十多辆快递小车，旁边沿着居民墙搭建的不足10平的铁皮小屋里，住着小车的主人。因为要照看自己的快递小车，所以只能住在这种没有暖气、夏天闷热冬天漏风的小铁皮房里。中关村往北10公里的号称京北最大外来务工人口聚居地的史各庄村，或者往西10公里的冷泉村，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放大复制。

说了真么多的故事，只想说明一点，贫困，巨大的贫富差距，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在这样一个极端化的新闻里才存。按照官方的标准，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但问题的核心在于：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问题的机制是什么？如何化解这一难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蝼蚁》那种看似无限感伤、实际上毫无社会生产关系内涵的空洞概念并不能为我们理解问题提供什么帮助。

据《中国青年报》《甘肃农妇杀四子案追踪：村主任解释为何取消杨家低保》一文介绍：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6/09-11/8000583.shtml

【婚后，李克英闲时常去外面打工，农忙时回家务农。但李克英挣的打工钱并不给杨满堂和杨兰芳。“17亩地种了豌豆、小麦、洋芋、油菜，一家人的温饱差不多能解决，只是没钱买化肥，每年买化肥都要欠账。”杨兰芳说。

杨满堂说，为了买化肥，自己每年都要花700元～800元，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没有这个钱，只能欠账”。

李克英打工回家，会给妻子杨改兰打工挣的钱。杨兰芳说，李克英一年打工也就挣6000元～7000元，给杨改兰3000元～4000元用作家务开支。

除了种地，杨家现在还有3头牛、3只羊。大草羊是杨满堂自己去年买的，今年下了两只羊羔。除了农忙，杨满堂剩下的时间都在营务这些牲畜。此外，家中有一头母猪，由杨兰芳喂养，母猪产崽后卖掉的钱是杨兰芳的生计来源。】

杨改兰家庭，是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小农走向破产的生动写照。李克英打工的收入加上家庭养殖和种植，仅仅能够维持温饱，孩子上学等都成为很大问题。因为化肥等物资的价格不断上涨，但农业的产出却是固定的，因此“每年买化肥都要欠账”。这一案例的背后，是农业、农村及小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

谈到城乡差距问题，蝼蚁论及某些势力将罪责归结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认为这是导致城乡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继而推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这是别有用心的论调。

新中国一建立，蒋家王朝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了对华贸易的各种特权，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的基地。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国内剥削阶级利用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断地提高工业品销售价格，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用扩大剪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例如，1926—1936 年的10年间，上海市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上升了 12%，而同期农产品却下降了 13%， “剪刀差”上升了 29% 。抗日战争爆发后，物价直线上升，而“剪刀差”仍继续扩大。1937—1943年，上海市场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升 94 倍，而工业品价格上涨 182 倍。据安徽六安、广西百色、四川大足和陕西安康等四地若干农村初级市场的典型材料算出，1936—1948年间工农产品交换比价平均扩大了65.1%。(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 271 页;田善符，《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工农产品价格差的变化》，中国近代经济史问题，1992，2;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黎明书局，1934，第 248 页)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数据，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并没有执行过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5.2(以农产品收购价格为100，下同)，交换比价缩小14.8%……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2.2，交换比价缩小了17.8%……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3.0，交换比价缩小17%。”(见胡邦定(主编)：《当代中国的物价》，第16章第3节，《当代中国》丛书)

“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政府较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对粮食实行超购加价，同时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1965年与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2.2，交换比价缩小了17.8%。

七十年代，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继续有所缩小。1976年同1965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为83.0，交换比价缩小17%。

与此同时，新中国通过三线建设、医疗卫生事业下乡、农村合作医疗、教育的平民化平衡化等措施，极大了缩减了城乡差距。

社会主义户籍制度的建立，并非是为了剥削农民，而是保护农民。新中国初建时，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大量农业人口的涌入，只会造成大多数农民的无业可就，冻饿街头在所难免，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所以，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是为了让市民剥削农民，而是服务于整个工业化进程的。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董志凯《从建设工业城市到提高城市竞争力--新中国城建理念的演进(1949-2001)》一文说：自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中，由于庞大的工业建设，特别是全国大办钢铁，各地纷纷增加新职工，农民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骤增。195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9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万人，占总人口的19.8%，3年净增3124万人。全国设立城市数，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设立城市有177个；1960年底达到199个；1961年时又增加到208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2年中设市最多的一年。(来源：董志凯《从建设工业城市到提高城市竞争力--新中国城建理念的演进(1949-2001)》)当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那么多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又被迫下放人口。1964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孙景泽先生根据《1983年统计年鉴》中市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变化计算出：困难时期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期间漏报户籍的那1510万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1965～1979年，主要是1970年～1979年期间或者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是主要的，大多数的)，或者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来源：孙景泽《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当城市缺少劳动力时，会从农村大量招工，国家会给这些劳动力城市户口及相关待遇。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3号国情报告《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一书统计，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内，净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约3000万，这些城市所需的劳动力几乎都马上获得了城市户口及相关福利。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几千万农村人口在城市常年打工，但却无法像新中国前三十年那样获得城市人口所拥有的福利。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94年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不平等地位、不公正待遇、不公平竞争的制度性特征”，“政府的过度干预，即优待和保护城市居民利益，歧视和牺牲乡村居民利益，是上述矛盾的重要根源”。可以说，1995年以来，在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剥削程度和城乡剪刀差急剧扩大，歧视和牺牲乡村居民利益的现象更加突出了。

而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有很多农民及农民子弟通过招工、参军、升学的方式十分顺利地进入工厂、拿到户籍、定居城市。按照真正社会主义的户籍政策，当城市劳动力缺乏时，会从农村招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进了工厂当工人就会比较快地获得城市户口，获得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也就是说，按照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策，今天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拥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都应该获得城市户籍，根本不会出现一个工厂常年使用一个劳动力，而不给这个劳动力解决户籍、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的现象。所以，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问题归结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头上，同样是别有用心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解放前形成的城乡差距本来就很大，此外农业自身的增长速度也没有工业快，所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城乡差距依然是存在的。但是已经得到最大程度的缩小。

据世界银行报告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2.5扩大到2007年的3.3(见World Bank，2009：34，图2.36)，呈整体上升趋势。

其中有两次回落。第一次城乡收入差距回落，是在1980-1984年，这是政府利用前三十年的物质积累，有意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补贴农村，农民收入普遍提高导致的。第二次是在1995-1998年，则是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城市工人普遍失业陷入贫困所导致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定，粮食价格从1979年夏季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征购指标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来源：《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5/70293/70318/4852499.html)其他棉、油、畜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也相应提高。同时降低农机、化肥、农用塑料等支农工业产品的价格。这两项政策在当时对调动农民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使改革很快在农村看到显着效果。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有能力扶植农村，缩小城乡差距，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前三十年奠定的物质基础，而非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导致。从1984至1995年，从1995年至2007年，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政策的干扰和破坏，城乡差距都在扩大扩大。90年代后半期以来，通过侵吞国有资产和剥削工人，中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暴富阶层，他们和农村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的收入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总而言之，现今城乡差距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恰恰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够的结果，是改革开放被新自由主义势力和自由化势力干扰、误导、破坏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和资本势力和权力急速扩张而没有得到党和国家有效约束的结果。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应是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和全民公有制经济的力量，加强对私人富豪的税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增加底层民众的福利，实现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经济人权资源的均等和公平分配。而不是像蝼蚁论们鼓吹的那样，继续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学习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模式。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将蝼蚁们变成改天换地的英雄

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我们看到：

【李克英打工回家，会给妻子杨改兰打工挣的钱。杨兰芳说，李克英一年打工也就挣6000元～7000元，给杨改兰3000元～4000元用作家务开支。

……

魏公辉说，此次摸底显示，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他家地多，女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还有3头牛，两只母猪。”一亩地400元～500元收成，打工一年200个工，至少两万多元，一头猪崽当时能卖300元～400元，魏公辉仔细算了一笔账显示，按当时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标准，杨家全年人均收入明显高于2300元。】

这是一段反差极大的数据。当时基层村委会正是根据李克英打工每天至少收入100元每年收入两万元的计算方式，得出杨家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从而取消了其低保。

然而，根据媒体的介绍，李克英是在街上和镇上打工的：

【李克英平时很少在家，除了逢年过节和农忙时，几乎都是见不到人的。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在农忙，但他只待了一天，没住在家里就返回镇里打工了。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李克英在镇上打工老板的证实，他回忆说，当天李克英拿着他善意预支的1500元回家，说是给孩子交学费生活费等，当天就回来了。

李克英的堂弟、21岁的李克义向新闻117记者证实，李克英有一个亲兄弟、还有一个妹妹，他家所在的村，距离杨改兰家步行需要90分钟。李克英入赘杨家后，他们的接触越来越少，除了逢年过节基本不走动，这在农村是非常少见的，见面最多的时候，竟是在街上或者镇里打工的时候。】

在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一家猪厂打小工是否有每月3000元的收入？ 这是存在很大疑问的。

杨改兰的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在这样的极端贫困家庭中，而最后的结局是被绝望的准备自杀母亲杀死和带走。这些孩子在智力上一出生就比那些京城四少们低吗？在巨大的悲剧面前，吴大师、吴市场们所谓的市场经济起点平等的说教，是那么的无耻。毫无疑问，只有公有制、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消灭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的一切剥削、压迫和不公。

根据凤凰网新媒体记者郭睿的调查《消失的低保和触不可及的精准扶贫:甘肃农妇杀子自杀惨案调查》中的披露：

【在2013年底阿姑山村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花名册上，该村第四社，即石磊社，共有9户建档。分别为李进先（社长），李守忠，李进刚，李春生，李海荣，李进忠（村支书的哥哥），李克基（村支书的侄子），王白秀，李进安。

曾担任阿姑山村主任助理、石磊社驻村帮扶队成员的石兴旺，向笔者证实了名单上的9人，排在第一位的李进先是石磊社社长。名单上的李进忠，为村支书李进军的亲哥哥，李克基是李进忠的儿子，即村支书的亲侄子。父子两人均在名单上。

笔者走访了名单中的七户，看到每家都是近年新盖的砖瓦房，均是参加了危旧房改造项目（政府补贴建房款，个人也要出钱），或者精准扶贫项目中的兜底建设（政府出钱，个人不出钱），盖起的新房。】

重重迹象显示，杨改兰案的背后，是当地基层党组织的的异化和溃散。今日农村的普通党组织，受新自由主义市场大潮的影响，在集体经济瓦解后，很大程度上也沦为经济人和市场人，其行为方式和政治素质，与革命年代的基层党组织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组织，已经存在很大的差距。杨改兰家庭在自杀前应该是遇到诸如孩子无钱上学等种种困境。但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基层党组织没有动力也或许也没有能力去帮助这个家庭。在基层党组织异化的情况下，扶贫款和低保名额，优先被村支书的亲属获得。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杨改兰的家庭和当地村支持亲属的家庭，已经是纯粹的市场竞争关系，包括在获得扶贫款项方面的竞争。整个社会大潮如此，甚至更高级别的党员干部和党组织也按照市场牟利逻辑和思维行事，这个问题已经普遍化了，板子也不能仅仅打在基层党组织身上。但总要有人需要承担责任。

是什么人、是什么势力把党的各级干部变成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中央党校几位骨干所鼓吹的）的市场人？是谁要在中国极力推行不受限制和制约的自由市场模式？毫无疑问，是80年代以来党内就存在的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

《蝼蚁》把杨改兰这样的贫困者比作蝼蚁，以极言其微小。这可能未必妥当，蝼蚁虽小，却组织有序能量惊人。中国几亿农民，其个体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劳作耕耘，有时候确实会弱小如单只蝼蚁。但是一旦被有效地组织动员起来，却能够爆发出震撼世界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正是在格隆先生笔下蝼蚁一般的中国农民，在被正确的信仰武装起来、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后，在自然条件并不比康乐好的河南林县、山西昔阳，可以筑起红旗渠引来天上水、把虎头山的穷山恶水狼窝掌变成片片良田。同样的人，相似的自然条件，却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事情，这是为什么？

目前的舆论似乎最突出强调的是杨改兰一家人的经济贫困，杨家破败的房屋和从城市角度看并不可观的收入数字似乎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应证。但实际上，经济上的贫困远不是造成悲剧的唯一原因。杨改兰之所以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去终结生命，恐怕还与诸多其他无法用经济数字直观表达的因素更加密切相关。比如，杨改兰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照料家庭的重担主要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整个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打工使得整个村庄缺乏人气和活力。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杨改兰一家的年收入足以支撑其在当地生活所需要的消费，但是生活并不仅是吃饭穿衣啊！生活还需要亲情、需要交流、需要让个人的意义感得到满足的价值实现场域。可是，当杨改兰的丈夫常年外出打工、整个村庄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妇孺留守在村里的时候，那些此前让乡村能够作为独立自足的秩序单元存在的乡村文化生活还如何得以开展？也许，丈夫在身边的陪伴和交流“你挑水来我浇园”，村庄里的人气十足逢年过节唱大戏耍花灯，相邻亲戚之间闲来无事的相互走动串门，这些更是支撑杨改兰一家在吃饭穿衣之外必不可少的要素。

造成杨改兰这样的人伦惨剧的不是农村社会的蝼蚁化，而是基础党组织溃散后，农村社会的散沙化。相对于物质生活的贫困，农村社会的空心化，作为社会建设中坚的青壮年的外流，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共同经济文化生活被切断，使得乡村的留守者成了一盘散沙，相互孤立。这样一盘散沙状态的人无法被有效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搞好文化生活，因而也就没法在农村真的享受生活。

这样的一盘散沙的贫困化状态并不局限于甘肃的山村一隅，在中国私人资本的强势运动下，实际上遍布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杨改兰的丈夫每年大多数时间在城里打工的时候，难道境况就会比杨改兰在农村老家好吗？作为一名农民工，杨改兰的丈夫就是在城里，恐怕也只能是每天高负荷的体力劳动、拥挤的住房乃至铁皮房和帐篷、没有保障的工资乃至老板跑路欠薪。或者更进一步，假如杨改兰不留在农村老家，跟随者自己丈夫一起外出打工，他们的贫困就能得到改善吗？更大的可能是铁皮房宿舍里多了一对和其他人混居的农民工夫妻而已。

脱去杨改兰事件中这些虽然吸引人眼球但却注定只是特殊元素的比如西部农村、母亲杀死孩子等标签以外，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不过是中国社会农村贫困状况的一个缩影而已。而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主导下的肆虐席卷的市场和资本浪潮所造成的。

在私人资本占强势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过程当中，这是个体的小农难以抗拒的洪流旋涡。资本所需要的，正是一个一个像沙粒一样的劳动者成为自己的雇佣劳动力来轻而易举的进行剥削。农民的这种一盘散沙任由剥削的状态并不会因为农民本身是深处甘肃康乐农村还是北京的工棚而产生质的区别。正是为了把农村人口作为一个稳固的劳动力后备军，资本才需要打垮农村的集体经济，让一个个农民独立开来。正是在放任不羁的市场原则下，农村和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才会在在自由经济的名义下被急剧放大。也正是在完全放任的小农经济模式下，村民自治组织才逐渐涣散丧失凝聚力，以至于对杨改兰家这样的情况无法有效阻止。马克思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也正是在资本所主导的城市化运动中，城市才会像恶性肿瘤一样吸取社会肌体其他部分的新鲜血液，一部分地区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落为代价的。

在国企腐败及公有制经济节节败退的今天，私人资本的力量和逻辑正在高歌猛进。资本和私有制及市场经济的黑锅，只能让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来背，而不能让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来背。

与资本运动相适应的，还有像《蝼蚁》这样看似悲天悯人、实则流于软绵绵道德说教的隐形辩护。资本从来不相信眼泪，指望暴富富豪们的善良意愿来改变贫富差距问题注定只能是梦呓——不论《蝼蚁》的作者把这梦呓描摹得如何逼真。“拉古迪亚的拷问”注定是只能和“哈佛凌晨三点自习室的灯光”一样作为一厢情愿的想象存在，而如铁锤一般干脆地击碎梦幻之镜的现实是：奥巴马极力推动的医改在大资本所主导的利益集团阻挠下难以推进，作为99％而反抗1％剥夺者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有弗格森小镇的枪声。

与其迷恋杜撰的美国故事，不如实实在在的讲好中国故事

实际上，克服杨改兰事件这样的悲剧，中国历史上和当下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制度资源。今天的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在社会结构上却绝非《蝼蚁》一文说的那么耸人听闻，也正是因为长久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历史上，曾经取得举世瞩目成绩和国际赞誉的农村大规模兴修水利运动、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合作医疗运动、以民办教师为代表的乡村公共教育事业都值得我们总结发掘经验。

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措施，是克服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不二道路。只有真正组织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让乡村真正留住人，才能在乡村重建一整套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秩序。只有在全国范围内规制资本、贯彻实施劳动法规定、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才能让劳动者真正地享有尊严。只有破除为少数人服务和盲目照搬西方的片面城市化思路和GDP崇拜，社会才能把更多的注意力与资源放到乡村、放到中西部，平衡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而所有这些都是与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的洋教条冲突，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目标、保持强大的中央调控能力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这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有别于欧美的初心，也是当下中国实行新一轮精准扶贫政策的起点。

与盛世相对的，绝非蝼蚁。但我首先拒绝泛泛的谈论盛世。资本与劳动所构想的盛世的图景截然不同。资本所意欲塑造的盛世不论看上去有多么华丽的外观，但终究只是裹着锦衣的烂棉絮。资本运动下，才会有海天盛筵这样资本大鳄们极端炫富的狂欢，但在海天盛筵的痛饮狂歌之下，一盘散沙劳动者并不能分得半点残羹冷炙。建筑在一片散沙之上的资本盛世注定会倾倒，只有如蝼蚁一般被有效组织动员起来的劳动者，才能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盛世。

（武师明，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