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要继续穷。富人应回报社会，尽些社会责任。除多交税外，还应有善举，关心和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仇富情绪。私有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以永葆社会主义的江山不会变色。

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畸轻畸重不可能可持续发展，先进后进差距过大存在潜在隐患，污浊环境中也没有美好生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观目标观照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也不是短时期的问题。

把两极分化的根源归咎于国企员工的工资比私企员工高，这样的思维究竟是屁股问题，还是脑子本身的问题？用一个简单的问答题就可以检验：解决两极分化的措施，不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而是要把国企员工的工资降到与私企员工的工资一样低。请选择“是”或“不是”。请问：选择“是”就能解决两极分化吗?荒唐之极!由此看来，某些专家的脑袋，有时的确与屁股无关。

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党员，在学习“7·26”讲话的过程中，结合重温了邓小平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论述。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深刻的、尖锐的分析：首先，认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其次，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再次，认为解决共同致富问题 “成为中心课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对于邓小平的这些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我们决不能漠然置之!

实体经济日益萎缩的困境，根源并不是由于虚拟经济的盲目扩张造成的，是实体经济相对过剩且无力消化其过剩，才导致了资本不得不去做大做强虚拟经济。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要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仅要抑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扩张，更应当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来抑制两极分化。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倡导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其全面性、人本性和均衡性决定了防止两极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防止两极分化应该贯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目的是防止“两极分化自然出现”（邓小平语）。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对于防止两极分化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科学思想体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结合当前实际深度挖掘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体系，以获得对当前实践的有益启示。

针对社会大众的诉求以及政府日益注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转向，一些经济学人非但没有且不愿去反思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反而将对“为富不仁”的批判归咎为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并将批判者冠上“愤青”和“仇富”的帽子，乃至不遗余力地鼓吹社会大众存在着“仇富”心态。那么，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将社会大众对富人行为的批判鼓吹为源于“仇富”心理呢?很大程度上，这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肯定性理性分析思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有关。

世界经济论坛(WEF)今天起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表示，指去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来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

脱去杨改兰事件中这些虽然吸引人眼球但却注定只是特殊元素的比如西部农村、母亲杀死孩子等标签以外，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事件不过是中国社会农村贫困状况的一个缩影而已。而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主导下的肆虐席卷的资本浪潮所造成的。在资本占强势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过程当中，这是个体的小农难以抗拒的洪流旋涡。

欧盟日前公布例行经济月报显示，在3月份货币政策方案宣布后，欧元区整体融资条件正在改善，经济持续复苏。然而笔者认为，欧盟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措施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且没有触及欧元区经济困难的症结，下行风险仍然很大。

近十年来，有关公务员的话题不断，这其中以负面炒作为主，要知道公务员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要维护政权稳固，保证政府正常履行职能，都离不开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当代中国有一股西化反华势力，一方面人为制造官僚腐败，另一方面煽动群众与公务员对立。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对此，必须引起党和人民的高度警惕。

枪击案的发生也是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除了政治、法律方面的原因外，枪击案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它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化。这种两极化不仅仅是指贫富差距的拉大，更多的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两极化。

公有制经济要在新常态下推进共享、实现共同富裕中发挥多方面的“主体”功能，特别是强化公有制自身的主体地位，发挥好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合理解决分配公平问题，更好地突显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进而更充分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活力。

“钱主”选举现象已引来越来越多批评，认为这一政治制度越来越有利于美国富人。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指出的，美国正沦为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曾承认，政治募捐总是暗含附加条件。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给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秦邦宪）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对解放区“家庭问题”的看法。如今推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对这封信的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