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上的思考

摆事实，讲道理。

今天坐了高铁，感觉非常棒，很快，很稳，于是发了条微博，说是如果高铁可以修到博尔塔拉就更好了，网友们纷纷表示“心疼”，想想也是，天天说高铁好，天天说高铁快，这高铁到底怎样，今天才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坐着高铁，我的思想也与高铁一样飞速运转，于是有以下的一些思考：

一 国内意识形态达成共识是否有一个时间表？

目前国内意识形态共识已有了初步达成的意向，这不是乐观的估计，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尽管在历史虚无主义、自由资产阶级思想、西方（政治意义上的）思想冲击下，各种变化依然存在，但是国内从高层到基层，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是对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的一致性，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致性。简言之，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意识中有很多要素是各方均认可的，例如：“国家必须稳定”、“改革进入深水区、啃硬骨头，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供给侧改革≠国企私有化，国企合理发展做大做强是必须的”、“法治意识和法制建设的合理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保障”等等。简单点儿说，不认可这些基本要素的思想流派，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边缘化的意识形态。

纵然，截止到目前，资本依然在企图通过各种方式来探底，但目前的中国政治正确正在形成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正确形成，政治正确的逐渐形成，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逐渐趋近，共识也就很容易在这个层面达成。

那达成共识的时间表到底是什么时候？这需要看中国的政治正确形成的时间，如果一定要给个时间段，那么预计应该是在2020年前后，就可以达成。因为达成共识的诉求，不仅仅是我个人希望的，我相信任何希望中国好的人都希望可以迅速的达成共识，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可以实现，就看此时。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内如果依然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时代的发展不会去停下来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迅速的达成共识是一个历经几十年博弈之后必须要做的事情。不愿意达成共识的人，被历史淘汰也就将成为必然。至于被淘汰的方式，则取决于那些人自己。

二 中国的政治正确是否有效管用？

目前来看，中国政治正确的内涵与世界各国的政治正确有着明确的不同，很显然在中国是有效管用的。中国的政治正确，并非是单纯倒向任何一方或者任何一边的政治正确，而是追求公平、公正的政治正确。例如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各族目前共同的诉求都是要求加强“依法治国”，对于法治的认识既不同于美国按照族裔的撕裂，也不同于德国圣母式的无条件接受，而是明确带着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诉求，逐渐向着“多元一体”发展。尽管争论依然激烈，然而结果已经逐渐清晰——当“依法治国”深入人心时，这一问题就可以得以解决。同样的道理，在各个领域，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当下的中国人更迫切的希望凡事都从法律角度来解决，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尊重。

同样的道理，除去“依法治国”之外，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都在逐渐形成。但有一个政治正确是目前无需讨论的政治正确，那就是关于我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正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原因很简单：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模式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了。我们硬是凭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复杂国情，走出了一条与世界各国都不相同的路。如果现在还要用静止的思维方式来看中国，那只能是遗憾的说一声抱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目前取得的成果，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更是因为“中国特色”。如果将这种模式要推广到世界各地，那么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推广“社会主义”，而是要将“中国特色”推广出去——但是当在别国落地时，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推出所谓的“美国模式”来替别国治理，而是要有符合别国实际国情的模式来进行治理。这样的治理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对别国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要对别国使用适合别国的理论来进行治理——例如“菲律宾特色资本主义”。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去指导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基础理论、社会制度或许是可以跨越式的发展，然而生产力水平、国家发展水平，却很难在脱离国情时跨越式发展。因此，要符合别国国情，未必需要对别国的政治制度去进行改造，而是要将别国先发展起来，而后再由别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是否对其政治制度进行发展，是否需要将资本主义升级到社会主义。

全球经济治理和国家发展的需求，表明了目前世界需要中国治理团队帮助世界各国来共同发展。习总的金砖时间正在进行时，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不能简单的用冷战思维看做是由中国主导的阵营，而是要明确的看清楚，在平等互惠共赢的基础上，国际竞争与人类发展是可以有机的、良性展开的，旧的思路和模式即便是我们不去说他们哪里不好，也会逐渐被各国摒弃——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潮水退去了，也就看见了到底是谁没用穿底裤。

而中国模式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好，都是建立在中国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中国意识形态基础，就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有效管用是实践出来的结论，而不是实践前的论证，所以迅速建立起来中国的政治正确，就迫在眉睫。这一政治正确的建立，最终估计还是需要以一个“决议”来拍板的。邓小平同志当年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让我们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目前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决议”来统一一下思想了，这次的统一思想，可以真正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让我们所有人真正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所有红利，可以让我们至少再辉煌五十到一百年。

三 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决议？

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换个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我们不需要怎样的决议？从目前来看，国家发展到今天，确实是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然而，这些现实问题并不是全国性决策性失误，也没有形成全国性某个领域的跳崖式的滑坡。当然，在一些决策时，因为执行和落实的原因，或多或少会有些问题，但大的方向上并无大错。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个检讨式的、清算式的决议。

但是，国内目前各种现实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根据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我们理应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各地因为问题不同，使得方法也必然不同——那解决问题的方法到底是什么？这需要根据我们的国情来看。有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关于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问题，那么就需要从党组织的角度来考虑；有些问题，是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层面发生的变形或者慵懒散拖，那就要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考虑；有些问题，是社会层面的问题，例如一些群众自身的问题，那就要从引导、教育群众的角度来考虑；有些问题，是制度和法律的滞后性导致的问题，那么就需要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来考虑——总之一句话，我们不需要一个一刀切的、简单粗暴的决议。

同样的道理，解决问题是需要主动作为、主动出击的，那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本来就是同气连枝通为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简单的一放了之，而是要明确一下什么不能做——当明确了什么不能做的时候，大家就会自主的向着可以做的方向去思考和发展。例如不能侵吞国有资产，不能腐败，不能颠覆我党政权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明确的、不难理解的底线——因此，我们不需要一个没有底线模棱两可的决议。

以上这三段话，只是一块儿砖，这块儿砖甩出去了，我期待着更多理论学者可以拿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明确一下我们不需要什么，只有明确了不需要什么，就可以标明方向，就可以做到思想的统一，就可以形成这样的共识，就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个决议的参考，这样才有形成决议的可能——而决议的形成，也可以为达成共识提供一个推动力。

写在思考最后的话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达成共识的路上，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不会忘记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同样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现在，人民已经创造了当下的历史，我们也该为人民创造的历史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然后继续坚持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周围，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认真真的再拼他三十年、五十年，真正放眼全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来自中国的智慧。

而实现这些，都需要达成共识——不愿意达成共识的怎么办？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