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的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有关中国道路的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逻辑“内生性演化”的产物，坚守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走向成功的根本保障，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最大特点；新时代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要在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代结晶，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新思想对中国道路的深度剖析和战略引领，深刻体现了以“中国话语”解读“中国奇迹”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实际、体现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光辉典范。

中华文明是以人同人命运共生共存、生生不已关系为中心形成与承传的。中国文明从来不是现代文明那种简单工具理性，不是工具发展的以同别人战斗为目的。应该可以明白了，恰是这里，西方及其他文明开始的它们不了解中华文明，是从这里的不了解中国，才有的对中国扭曲、误读，才把很多负面西方概念，把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套褒贬尺度，强加给中国文化文明事务，统统讲入那本来不属于中国的框架，造成中国文明、文化几乎全部被丑化。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扩张推动着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向复杂化方向发展，塑造着全球化的宏观进程。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劳资失衡加剧、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困境，导致“反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抬头。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以美国为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失向”“失序”和“失范”，全球治理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警惕和防止全面私有化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政治自主性。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不应当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赶超，而应当从道路论出发来“明确方向”，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道路在三个根本点上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首先是中国道路坚持和平发展取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血腥的掠夺和战争道路；其次是中国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国家宏观调控、坚持金融监管抵制了“华盛顿共识”鼓吹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再次是中国道路坚持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方针抗衡了西方列强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

显而易见，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只有价值链高端才有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目前，我国“高端产业低端化”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不仅使我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实现转型的目标存在落空的危险，而且也将使我国利用新技术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经济升级出现“为他人作嫁衣”的局面。因此，我们亟须改变目前试图从价值链低端入手实现技术追赶的路径，坚决抛弃依靠外资技术转移和沿着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逐步实现技术升级的幻想，痛下决心自主研发绝大部分甚至所有领域的核心技术。从长远看，只有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入手，我国才能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

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现代化一条路，一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蕴涵着规律一致性和道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不可避免地纳入了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轨道，蕴涵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同时也塑造了中国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和优势：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让中国人民免受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和苦痛，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自主性立场、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高扬为人类的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的旗帜和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的侵扰，是这一自主性探索过程中蕴涵的双重政治定力。

中国道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是在现代西方文明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要开辟的是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中国所开辟的这样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能够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的成功，则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给予了实践上的证明。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我们不要被外界干扰，坚定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比如此前，美国攻击“中国制造2025”，一些国内的公知、知识精英也煽风点火，说中国不要补贴，不要进行产业扶持。还有的阴阳怪气的说，你看西方为什么那么先进？因为人家从来不干预市场，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只是如今当美国一次又一次的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时候，不知道打了谁的脸。

这个大道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于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通往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回答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方向。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大国新路》才得以建立一种贯通改革开放前后的大历史观，才得以使它超出一般的经济史论研究而具有了别样的高度与深度。

中国前四十年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起来。今后的对外开放，还会有引进来，但已经开始有更多的走出去了。对于走出去，我们就不再单单做那些与别人接轨的事，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轨。那些别人的轨，未必适合我们走出去的行为，未必适合我们走出动的方式，未必适合我们走出动的思维。所以该改的轨一定要改，该重修的轨也一定要重修，该新立的轨也一定要新立起来。

从国际上看，西方经济危机重重，银行破产、债务危机，欧洲面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客的结合等。最近，美国发动对华贸易争端，公然拉出对华全面“对抗”的架式。西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也在抬头，抬出“对等”竞争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概念，实际上是要挟我们屈从他们的苛刻要求，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描述我们走过的道路，现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化，应该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各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比方农村，今天西方人说农民工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但是要注意，农村改革恢复了千年的家庭耕作制，但在这个基础上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素质和旧时代没法比，能读能写会算。这是前30年农村集体化时期教育普及的成果。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全世界都羡慕。但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勒紧裤腰带建设起来的。其他欠发达国家哪有这样的机制来建设这么发达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是世界性大国，是中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俄罗斯走过制度变迁30年之际。两国的改革实践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领导关键是确立正确的路线和方针，党的理论正确和牢固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毛泽东主政时代，世界各国政要和各界人士以一睹毛泽东的尊容为荣、以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为耀；在习近平主政时代，世界各国政要和各界人士以聆听习近平的金言为荣、以学到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要义为幸。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和习近平都是对世界前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领袖。

毛泽东一生留下的大批脍炙人口的革命诗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瑰宝，蕴含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红色文化基因，是伟大中国精神的艺术再现。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多次出神入化地巧妙引用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精气神。在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和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依然需要毛泽东诗化的革命精神的激励和理想信念的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