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辱母杀人案——法律本就是笨拙的工具

山东女企业家苏银霞之子于欢刺死涉黑人员杜志浩一案在网上备受关注。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许多人认为，这件事情判决不公，我简单说说自己的看法。

一般来说，每次法律判决成为舆论焦点，其实都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冲突。这些判决将对社会发展产生示范效应和深远影响。其中，大多数的情况，是符合法律规范的执法、司法过程及相应裁决，违背社会良德，将危害社会基本秩序。

具体到这个案件，从法律程序的角度讲，判决是没错的。双方冲突，一方死亡，不能算过失。过失杀人、过失伤害致人死亡，都不能用。剩下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终按照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判刑。

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法律本身就是笨拙的暴力工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一把尺子处理问题。民间是有民也有奸的，有良民也有恶棍，但是法律条文不区分恶棍和良民。执法、司法人员也不能预设立场，认定对方是恶棍(比如杜志浩)或者良民(比如苏银霞母子)。

被告人于欢动刀了，伤人了。自始至终，黑社会分子杜志浩干什么了?辱骂了，打耳光了，脱裤子了，凌辱了，还有吗?没有了。他做的这些，全部落实的话，按照法律最多是寻衅滋事，最多五年。

何况，对寻衅滋事很难定罪。因为辱骂、打耳光、脱裤子、凌辱这些事情太常见了。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构成寻衅滋事。特定条件不成立，就不是寻衅滋事。黑帮分子打了被告耳光。然而，打耳光是不入刑的，不然会有多少良民因为一时冲动进监狱?

因此，古人早有总结，法酷残民，法驰纵奸。然而，现实社会是错综复杂的，法律的准绳，稍微严一点就是残民，稍微松一点就是纵奸。法治国家的实践，往往是残民加纵奸。

为什么不能按照正当防卫算?法律虽然有正当防卫这一条，但是在实践操作之中，是卡得非常死的。许多公安和律师，在自己临机应变的时候，都未必能掌握好正当防卫的尺度。

许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防卫过当卡得这么死?一般来说，民间的恶棍比良民懂法律。许多人经常和政法系统打交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俨然是没有律师证的律师。一旦放松正当防卫的尺度，必然有大量的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伪装成防卫过当摆脱法律的制裁。最终，吃亏的还是良民。

一般情况下，恶棍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知道怎么游走于法律边缘，知道如何打擦边球，既实现作恶的目的，又规避法律的惩罚。这个案件之中，被杀的黑社会成员杜志浩的行为，是寻衅滋事，最多五年。反过来，苏银霞母子要反抗，必然采取极端暴力方式。这时，黑社会成员如果群殴母子，则属于正当防卫，最多防卫过当。

公安不介入债务纠纷，这是有规定的。公安机关并不具备调查民间债务纠纷的能力，也没有调解债务纠纷的权限，否则极容易陷入纠纷，更容易滋生腐败。所以，即使事实如某媒体报道“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 ，随即离开”，这也是符合有关规定的。

可以想象，当时警察赶到现场时，黑社会成员会立即收敛起来，也没有任何曾经发生违法行为的有力证据。

苏银霞母子说对方是黑社会暴力催债，对方还可以说母子是非法集资，欠钱不还。母子说对方是黑社会，有什么法律依据认定对方是黑社会?这种情况下，母子希望国家机器介入，对方拒绝国家机器介入。没有足够有利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国家机器有什么理由介入?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公安就介入，对方必然质疑公安偏袒母子。

在这种情况下，公安能做什么?

后面观点政治不正确，信仰法律万能者请自动屏蔽。

第一、法律要求实现正义。但是，究竟什么是正义？

“正义包含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因为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基础，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传统上我国一直是重实体轻程序，这与法律应程序至上的原则不相符”等等等等……以上是教科书上的内容。

苏银霞之子杀死侮辱母亲的杜志浩一案，则是现实中如何理解正义。显然，多数人还是更倾向于实体正义。实体不正义，程序正义毫无意义。脱离实体正义的程序正义，不过是惩罚良善、开脱罪恶。

第二、为了追求程序正义，法治国家往往严格限制执法、司法机关权力，实行疑罪从无原则。这样的原则，真的能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吗？

有些人的想法是：我是公民，政府可能是我最大的威胁，我必须严格制约政府!对方是黑社会，政府怎么不打黑?!

他们觉得良民和黑社会脑门上应该写字，一目了然。他们忘了，黑社会老大理论上也是公民。既然保护公民，既然强调程序正义和疑罪从无，那么对黑社会的处理也必然要强调程序正义和疑罪从无。

第三、许多人既默认国家是最大的迫害者，又要求国家权力扩张有效打击民间恶棍，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这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法治国家的现实，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日本等法治国家，长期存在黑社会。权力不会存在真空，国家暴力被处处局限之后，熟悉法律的民间黑恶势力迅速扩张——只要是法律，就有边界和漏洞。经常与法律打交道的熟悉法律的恶棍，完全可以利用法律的漏洞作恶，而不被追究。

良民陷入要么忍受黑恶势力，要么采取极端手段对抗黑恶势力，然后被国家机器严厉制裁的窘境——相比熟悉法律的恶棍，良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懂得法律的边界和界限，他们的对抗行为，必然触犯法律，难逃法律的制裁。

第四、执法、司法机构与民间恶棍之间的斗争是一种不对称的斗争。

执法、司法机构在使用国家暴力打击恶棍的时候，必须按照法律制度，严丝合缝，虽然拥有压倒性的暴力，却难以有效发挥打击的效力。相比之下，来自民间的恶棍，熟悉法律，知道如何既实现罪恶的目的，又游走于国家暴力打击的范围之外。

读过《教父》的人，应该记得黑帮分子教导麦克如何使用没有登记的手枪，枪杀前来谈判的警官和毒贩，如何不留下罪证。麦克按照黑帮分子的教导操作，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教父》中的麦克

这是法律领域的“超限战”。恶棍只要游走于法律打击的范围之外，执法、司法机构就对其无可奈何。

第五、法律打击恶棍困难重重，打击有组织犯罪更难。

犯罪组织内部充分分工，每个人只承担犯罪行为的一个环节，更容易规避法律。打击有组织犯罪，抓捕难，取证难，要证人出庭作证难，定罪难，打击首犯难上加难。

首犯一个口信，一句隐语，一个眼神，手下心领神会，制造一场车祸。这种情况下，怎么证明首犯的口信甚至眼神与杀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怎么给首犯定罪?不控制首犯，怎么抓捕执行车祸的手下?即使抓到了手下，怎么证明这是故意杀人，不是交通肇事逃逸?首犯不被控制，哪个证人敢轻易出庭作证?一连串的程序正义和疑罪从无下来，还有谁能被追究?

所以，在法治国家，即使不考虑司法腐败，有犯罪组织也极难被追究。各类精通法律的犯罪组织长期逍遥法外。

相比之下，这次被杀的杜志浩还比较低级，还需要自己亲自出来逼债，结果被捅死。未来，高端的黑社会头目是太平绅士，根本不会这么LOW。

第六、既然恶棍和黑社会极难被追究，那么许多执法、司法人员自然只能枪口抬高一寸。

执法、司法人员的执法、司法过程也受法律制约。上级要求妥善处理，临机应变，出事追责。电光火石之间，哪有那么多时间反复斟酌，妥善处理?他们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慎，也是要追究责任的。

他们介入纠纷，良民对他们最多是口头感谢，送一面锦旗，恶棍和黑社会却有足够的资源和动力与他们死磕到底。他们枪口抬高一寸，最多渎职。他们稍有瑕疵，就可能让自己在日后陷入严重的危机——轻者问责，重者受到法律的惩处。

现实之中，执法、司法人员枪口抬高一寸，与充当保护伞只有一线之隔。

第七、对抗黑恶势力，只能动用国家机器。而且要真正有效对抗，必然要超越简单划一的很容易被黑恶分子规避的法律程序，放弃程序正义，追求实质正义。

这样的执法过程，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不追求程序正义，必然突破现有的法律条文，使国家暴力打击的范围延伸到传统打击范围之外，打击那些由精通法律的恶棍实施的游走于传统法律边界之外的罪恶行为。但是，这样的越界打击，必然留下法律瑕疵，日后很容易被追究。

反过来，美国、日本等法治国家，严格限制国家机器越界打击民间恶棍，自然无法有效打击黑社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黑社会是美国、日本等严格施行依法执法、司法的法治国家必然长期存在的社会毒瘤。

第八、对普通人来说，千万不要盲目信仰法律万能。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恶棍都比良民熟悉法律，也能更好地利用法律，懂得如何在法律允许或者难以被法律追究的范围内伤害良民。所以，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想明白是国家机器，还是民间恶棍或者黑社会是自己最大的威胁，是多数人应该首先弄明白的事情。

【安生，察网专栏学者，经济学博士， 着有作品《纸牌大厦》《卢瑟经济学》等。】

参考阅读：高利贷行业与“黑白道平衡”

来自：网络

银行有大量的余钱无法贷出，同时，也有大量的小微企业的信贷要求长期无法实现。这中间的差距是什么呢?银行业人士曾经明确地说过：对于大型企业的贷款要求，100%满足，中型企业的要求90%满足，小微企业的满足率很低很低。这个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症候：爱富嫌贫同时亲睐有理想抵押物的企业。而小微企业的状况，就不用讲了，大多数刚刚起步，贷款数目小、批次多，常常缺乏银行愿意接受的抵押物(主要品种是各类房地产)，这样，这个部分的贷款需求，就保留给银行之外的机构了。

由于小微企业缺乏抵押物的平均状况，因此，这一部分贷款的偿还风险，无法通过抵押物的合法变现手段来解决。因此，经营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机构，肯定要具备非法降低收款风险的能力，黑社会及其对人身和人格权的违法强制，就成为黑社会放款行业的常规——这是其非法执行力的根基所在。

民间高利贷行业本身，就只能够依靠“捡拾”银行抛弃的“劣质客户”生存和发展，较高的利率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其总收益大于经营成本及风险总和，隐藏，采取各种手段确保违约客户和违约概率下降到某个水平之下，才是其能够永续经营的关键，而具备较高的违法执行力则是其永续经营条件。也就是说，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是与较高的违法执行力因果相关的，没有较高的违法执行力，就不存在民间高利贷行业，现实中间的劣质客户就无法被激活。

民间高利贷行业，其存在的根基就是——对劣质客户拥有极高的违法执行力，没有这个违法执行力，高利贷行业就无法“捡拾”银行丢弃的“劣质客户”。如果黑社会的违法执行力，每一次都遭遇到法律的及时制裁，显然，黑社会成员的法律风险过高，会导致所谓的民间的高利贷事业短期内崩溃。所以，与司法机构进行事先沟通，甚至违法执行力得到其一定程度上的保证，是民间高利贷行业的经营起点。黑社会的违法执行力，往往通过施加人身和人格的非法强制来实现，实际上近似于人格权抵押业务。

在于欢救母伤害一案中间，黑社会人士采取精神侮辱手段，而没有选择伤人杀人的手法，这个方式选择，有可能是“黑白道均衡”的结果。也许白道承诺在相当范围内，宽纵黑道违法执行力的存在，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警察到达现场之后不回应受害者的请求。同时，黑道承诺尽量少出或者不出人身重伤或者杀人这样的恶性案件，以避免出现连司法机关也难于“捂住”的各种状况。也就是说，让于欢挥刀杀人的精神侮辱手法，是黑道基于白道的需要而做出的，这在黑道人士看来，仅仅施加精神侮辱来昭示法外执行力，而不是采取有同等作用的人身伤害手段，给白道人士留下的“捂不住”风险会降低很多。黑白道均衡的内在逻辑是：每一方都需要关注如何有效地降低对方承担的风险。

劣质客户——银行丢弃的大量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是民间高利贷行业存续的第一个生存要素。白道某种程度上默许的违法执行力，是高利贷行业降低收款风险的关键机制，这是民间高利贷行业的第二个生存要素。白道降低黑道的违法风险，但是黑道要保证不被白道制造过多“捂不住”的高风险，这是黑道和白道之间就彼此的利益和风险状况相互权衡之后达成的博弈均衡，显然，黑白道均衡也是黑社会的违法执行力能够永续存在的条件。因此，从于欢救母伤人案中间，我们能够提炼出反应相关行业内在逻辑的四个关键词：劣质客户、民间高利贷、违法执行力、黑白道均衡。

毛时代我们常常被教导说：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但是很少有人告诉我说，资产阶级将要改造的一切包括政府和权力，越是对利润实现贡献大的要素，就越是要被资本和资产阶级优先加以改造。对于这一部分世界被优先改造的后果，中国的多数人民还不大适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间夸奖资本家说：“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我们在这个案子中间，看到了神圣的法律是如何被公开亵渎的，看起来，中国人民真的不行，很有点少见多怪，被这个案件弄的怨声载道。看起来，公知们引入普世价值再教育老百姓的工作，还真是任重而道远。

马克思还说资本家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有一次马克思还说很高的利润足以让资本家冒着杀头的危险，马克思可能没有注意到为了降低被杀头的威胁，资本家还有很多招法可以用的——到政府、警察和法官那里去建立联系，这相当于是对“杀头风险”进行预先的保险费支付，这样的私人保险业务在中国很是繁荣兴旺。

在中国极其繁荣的市场经济中间，由于黑社会的深度参与，激活了银行无力处置的基于人身权利的抵押业务，结果是在常规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给资本主义额外增加了新的增产潜力。可以预料，永远不会出现小微企业家的理性经营——把经营边界严格限制在资金能力之内，这一点马克思也说了资本主义生产有无限扩大趋势，包括小微企业家在内的资本家总是有着无需扩大生产的欲望，这是不可能轻易遏制的扩张冲动，这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也是其制度活力的体现。我们可以预料，小微企业的过度生产，还会在民间高利贷支持下，继续在其最大资本量之外扩张，而这种基于人格权抵押性质的贷款行业还会长盛不衰。

只要资本主义一日不灭亡，人格权抵押状况下的小微企业过度生产，就不会消失，所以，假如这一次案件在公众舆论关注下得到了严肃处理，民间高利贷损失的也就只有这一个帮伙及其一部分业务，在别的地方和别的帮派那里，对劣质客户的高利贷放款业务，依然会在违法执行力和黑白道均衡的条件下运作，会长期保证这个行业在相对低的风险下成功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