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不要资本主义的答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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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中国为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由。 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分析到，“如果现代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反应，那么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国家，即美国，就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案例，它的工人阶级将成为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然而，事实却相反，这是为什么呢?同样，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国家，即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呢?

目前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式资本主义，以此来说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相对另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追问，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特别是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这个论断是否正确。可以说这样的回答，如果认为根本没有，那么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不同于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当然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以上三种模式，是因为这三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是走不通的。对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不必多说，这是因为中国就是从这一模式的失败中走出来的，至于前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为什么不可持续，我们只要看一下目前美国与国家的困境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的困境就源于这两种模式的失败。所谓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自由模式”，它强调机会均等。而福利资本主义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民主模式”，它强调结果均等。前者代表了少数富人与资本的利益，主张自由放任，但是结果往往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危机。后者代表了多数选民的利益，主张政府干预，但是结果又往往导致经济发展的“滞胀”。19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崇尚自由，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时代。但是，马克思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背后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与不平等。马克思认为整部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先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封建贵族剥削压迫农民，然后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所谓自由只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剥削的自由，政府只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而且，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走向崩溃，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就连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说道：“说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定互相一致，这一点并无根据，上天并不是这样来统治世界的。说是两种利益实际上互相一致，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在下界并不是这样来管理社会的。”

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从“自由模式”向“民主模式”的转型，有学者也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它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美国与西方政治与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针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时至今日，随着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兴起，表明潮流已经在转变。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目前，民粹主义在美国和西方的兴起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结束，而再往前我们可以看到，1991年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标志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终结，再往前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而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又标志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的失败，由此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它们标志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至此以后，人类到底应该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公平与繁荣的社会和世界?对此争论与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说到：“在我看来，文明的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原则之后，回归到强调政府行动的必要性，总是意味着更大的进步。于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正确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因为钟摆总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从一个原则摆向另一个原则。啊，比喻，如果我们只用比喻，你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同样，1945年在中国，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问道：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许从毛泽东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找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的答案，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鲍盛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