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习仲勋与吴祖光夫妇的交往看时代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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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都是上世纪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吴祖光曾被周恩来称为戏剧界的“神童”。周恩来在称赞新凤霞在评剧舞台上的表演时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

吴祖光和新凤霞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吴欢常有纪念文章见诸媒体。在吴祖光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吴欢于2013年4月撰文写道：

【“我父亲和胡乔木先生的关系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其中有些说法是不准确的。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吴祖光和胡乔木虽然各有坚持，但都是为共产党好，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说到我爸和乔木老，自然就要提习仲勋老先生。因为正是在习老的斡旋下，胡、吴二老才化解了矛盾，重修旧谊。”】

习仲勋和吴祖光夫妇的交往，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刘巧儿》搭桥建友情

有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把目光聚焦未来三十年》一文中写道：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做了什么？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困难的一个任务，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是国民党统治时代，是个非常贫困和混乱的时代。毛泽东一代通过艰苦的努力将基本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基本的国家制度也建立起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大的基本制度都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例如妇女解放，今天中国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贡献比例比东亚的其他社会都要高，在社会参与方面，中国女性的地位也相对较高。”】

在谈到新中国妇女解放这个话题时，不能不提到新中国的《婚姻法》；在谈到新中国的《婚姻法》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年风靡全国的一出戏剧《刘巧儿》。这部戏为《婚姻法》的制定，推进妇女解放，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这部戏，无意中成为了习仲勋和吴祖光夫妇交往的开端。

抗战期间，常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就对吴祖光的才华非常欣赏。无论在当时的重庆和还是在后来的北京，周恩来都与吴祖光有过长谈。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文艺工作的徐冰，经常与吴祖光来往。解放后徐冰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也一直与吴祖光保持联系。

为了扩大宣传《刘巧儿》,徐冰的夫人，时任北京市妇联主任的张晓梅，找到已经名气很大的新凤霞，希望她能将《刘巧儿》改编成评剧。新凤霞很快改编成功并亲自主演。这出戏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新凤霞的巅峰之作。新凤霞本人也像刘巧儿一样，自由恋爱，于1950年8月1日和吴祖光喜结连理。周恩来请他俩吃饭以示祝贺。

后来，周恩来在和徐冰的一次谈话时，问到了吴祖光夫妇的情况。徐冰便将他俩正在进一步完善《刘巧儿》的事情作了汇报。周恩来知道“刘巧儿”的故事是发生在当年的陕甘边区，而那时担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是习仲勋。此时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于是周恩来请徐冰把吴祖光和新凤霞介绍给习仲勋。习仲勋向吴祖光、新凤霞详细介绍了当年陕甘边区的妇女工作的历史背景，并告诉说“这部戏对改善中国当时妇女状况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请他们务必继续演好这部戏。这部戏不断修改，不断完善。习仲勋主政的中宣部也不断宣传，不断推荐。同时，关心戏剧艺术的习仲勋夫人齐心与吴祖光夫妇相识后，经常去剧院观看新凤霞演出，与新凤霞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52年，新凤霞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刘巧儿》，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向新凤霞指出了一个纺线动作的不足之处。在场的习仲勋就笑着说：

【“凤霞，纺线还是总理比你内行啊！”】

吴欢在2014年回忆道：

【“《刘巧儿》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妈新凤霞主演的一部电影（即把评剧拍成电影）。曾经轰动了整个中国，是我妈一生最辉煌的业绩，并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习仲勋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尤其是在法制建设方面，为推广婚姻法，提倡全国妇女解放做出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就。换句今天时髦的话，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全国人民都是我妈新凤霞的粉丝。”】

顺便提一下。200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庆阳市华池县视察，专程看望了“刘巧儿”原型封芝琴老人。封芝琴于2015年2月去世。据当地媒体报道：2005年3月，华池县将“刘巧儿旧居”列入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点之一的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旅游规划之中，计划筹建“陇东妇女解放事迹纪念馆”予以重点开发建设。在专辟的“刘巧儿”事迹陈列室里，简单的文字、图片和实物，记录了这位农村妇女大半生的光鲜与波折。

吴祖光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新凤霞也因此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他的夫人齐心，仍然把他们夫妇视为朋友，始终给予关切和帮助。

吴祖光被划为右派前后

吴祖光在回忆中写道：

【“自从‘反右’之难以后，我完全断绝了和党与国家要人的来往。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长时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仲勋是建国初期担负和党外人士团结统战重大任务的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应为副部长）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除此以外，仲勋的夫人齐心是一个非常关心戏剧艺术的热心观众，经常在戏剧演出的场所和她相遇。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多少政治变化都没有阻断我和仲勋的交往。”】

提到1957年的反右，就不能不提到当时习仲勋收到的匿名信。这也是反右发生不可忽视的一个节点。

这次反右之前是中共的整风运动。习仲勋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他在1957年5月31日的全国来信来访会议上指出：

【“今天要根据整风精神，在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下，恢复和发扬我们的固有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呢？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真正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这就是当时整风的目的。在这次整风期间，中共号召党外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当时的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曾在座谈会上作过几次发言，不同意某些人“党天下”等观点，结果收到了说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警告他“全家小心”的匿名信。1957年6月6日，习仲勋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卢郁文公开了这件事。另外一位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也称收到了类似的匿名信。“就在李仲公说及匿名信之际，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插话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他说，匿名信警告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6 第224页）。

这件史实可以帮助理解1957年的反右起因。具体地说，就是中共为了改善领导，请大家提意见。但有极少数人提出要轮流坐庄，结果导致了由整风转入反右。关于这个过程，国内外的论着很多，在此不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被划为右派、至今活跃在法学领域的学者郭道晖，在2012年的说法。他认为，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共产党担心民盟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因为当时唯一能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1957年的反右就是对民盟敲打的继续。（参见罗隆基着：《人权 法治 民主》一书的序言 法律出版社  2013 第4页-5页）

从这些这些史实中，同时也可以看到吴祖光尽管感受到了习仲勋对他的关心，但他还没能完全理解到反右是当时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中共领导层形成的共识。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友情的延续。

但是要指出的是，吴祖光的“右派”，据他自己回忆，当时是中了一些人的圈套而被“阴谋陷害”的。

吴祖光详细回忆了他被“阴谋陷害”的经过：“凤霞受苦受难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被打成‘右派’所致，而我这‘右派’又从何而来呢?我现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才明白，竟是受了一个我的老朋友又是同行的阴谋陷害所致，这个‘老朋友’就是备受尊重的前辈剧作家田汉。一九五七年田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当掀起‘反右派’运动时，他以与我观点类似的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发表了与我观点相同、而措词比我更为尖锐的言论。在他自己看来大祸临头之时，和当时几个上层人物如周扬、夏衍——有他太出乎意外了——共商挽救之策，决定移祸于我。就派人邀我去参加一个少数人的‘提意见’座谈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凤霞极力阻拦我，而我认为是对党提意见我非去不可，凤霞甚至拦在门口，我用大力将她推开，几乎将她推倒。我去参加了这个提意见会，有金山，还有一位女同志等四五个人。我提的意见是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一些没有文化、没有专业知识的低能干部高高在上领导一些专家，有知识的、高水平的优秀人才的现象。我不知道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一同出席的几个人简直没有提什么意见，匆匆散会，看来他们都体会出这是一个预先设下的‘鸿门宴’，而我完全是自投罗网。而我的意见登在当时“剧协”刊物《戏剧报》上，大标题是田汉拟的：《党“趁早不要领导文艺工作”》，这不是明显的反对共产党吗?”（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第43--44页）

从“这不是明显的反对共产党吗”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吴祖光那时的真实态度。也就是说，他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在1957年6月14日的日记中就写道：“连日各报反攻反社会主义右派之言论甚为激烈。罗隆基章乃器辈之投机分子遭此打击乃天理昭彰也。”但是，由于遭受“阴谋陷害”，他成了反右严重扩大化的牺牲品。

这些史实不但可以帮助理解当年很多右派分子是怎么被划成的，还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得到了全国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当然，这种形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态不成熟的一面，成为了导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例如新凤霞的右派帽子，据说就完全是她单位领导的个人嫉恨所为。新凤霞的档案中，并无“右派”的记载。

据新凤霞回忆，当时北大荒的转业军队干部，对吴祖光还是很关心的。他们出差到北京，经常来看望新凤霞。

在北大荒3年，吴祖光付出大量精力帮助当地文工团修改了话剧《北大荒人》，与人合作创作了话剧《卫星城》、《回春曲》，还把话剧《夜闯完达山》改编成了京剧。

1994年8月，吴祖光和当年同去北大荒的老友、画家丁聪旧地重游，见到了当年的队长李富春。这位当年转业来的上尉参谋，见了吴祖光非常激动，他握着吴祖光的手说：“你还认识我吗？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当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来建设北大荒的，没啥区别，王震部长开会时还称你们同志呢。”吴祖光在参观云山农场后，为农场写下了条幅：“三十六年如一梦，几生修得到云山”。

1998年春天,反映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大型文献电视片《大荒涅盘》摄制组的人员到北京采访吴祖光，吴祖光说：

【“如果当年要不是那么一种原因到北大荒的话，我会很喜欢那个地方的，现在想起来，我这一生如果没去过北大荒的话，那一定会很遗憾的。”】

习仲勋：“吴祖光是个好人”

吴欢认为习仲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竭尽所能团结党的朋友，因此也在大批文化界人士心目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习仲勋知道象吴祖光这样的知识分子“自恃和共产党渊源深厚，想说什么说什么，谁都不怕”。但习仲勋更知道“吴祖光是个好人，对这样的人我们党一定要团结。如果像吴祖光这样的人都不能团结的话，我们党将会失去很多朋友。”

吴欢见证了父亲对习仲勋的感情和信任。他回忆了1970年代末，京剧大师周信芳之子周少麟有难事，知道吴祖光与中央领导有朋友之交，上门求助。“我父亲苦笑着说，从1957年反右以后，只有习仲勋一个朋友还跟我们家来往。但习老被整了十六年，也是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给人家添麻烦不合适。”但第二天还是带着周少麟去见了习仲勋。习仲勋当即答应解决，随后也很快解决了。吴欢还回忆：“习老晚年长住深圳，我父亲想念他、感激他，那时也走不动路了，还专门坐飞机去看望习老。”吴欢在回忆其父和胡乔木的关系时，谈到了胡乔木病重期间，尽管吴祖光走不动了，仍然要吴欢带他去看望胡乔木。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吴祖光被劝退党的史实。

1980年，当时的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在和吴祖光的一次谈话中，建议吴祖光申请入党。吴祖光后来就申请了，入党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一些言论，未能与党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因此在1987年8月1日，由中纪委直接劝退出党。具体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吴祖光的老朋友，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关于被劝退党一事的经过，吴祖光在其回忆中说，他不同意胡乔木向他宣读的文件中的六条理由，并认为这种“劝退出党”的方式也是违反党章的。此事过后几天，他曾上书表示自己对这个处分的意见，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此可见，他本人并不情愿退出中国共产党。

2015年1月出版的《胡乔木传》，披露事情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1987年夏，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了对王若水、于浩成、吴祖光等党员的处理意见。会后，中纪委作出通过适当方式对吴祖光“劝退”的决定，起草了《关于吴祖光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稿）》。胡乔木应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之请，对文件作了修改。

1981年8月1日早晨，胡乔木到吴祖光家通报了决定。“吴祖光表示接受这个决定。胡乔木即告以出党仍是剧作家、京剧编导，写作和社会活动不受影响。”“胡乔木告辞时，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送出楼，一直把他送上车。”

8月19日，胡乔木致信赵紫阳总书记。信中写道，他自告奋勇代中纪委办这件事，是“因我曾因事与吴夫妇结识并保持友好和受到尊重的关系......这比其他同志有利，且声明愿继续来往，亦符合党的政策。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

吴祖光此后的写作、出版、讲话发言和出国访问等国内外活动，都一切如常，而且名气更大了一些。

1985年初的一天，吴祖光与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坐在了一起。在交谈中，他们大概谈到了当时的文化与政治话题，习仲勋提议吴祖光去拜访胡乔木。

吴欢对这件事的内情是这样回忆的：

【“习老先生和乔木老谈好，然后又找我爸，说乔木老年纪大，让他先去看他。开始我爸不愿去，因为毕竟曾因政治观点有所不同，心结尚在，相见尴尬反而不好。但习老坚持要他去，并约定好时间，我爸一向尊重习老，只得服从。于是先去看了乔木老，且相谈融洽，尽释前嫌。不久，乔木老也来我家回访，彼此重修旧谊。”】

1992年，吴祖光仗义执言，被卷入了一起官司，引起了海内外的很大关注。新凤霞“认为祖光是在维护党、替人民说话”，于是在1993年3月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期间就此事发言。在场的江泽民和其他政协委员们一起为新凤霞的讲话鼓掌。这场官司最后以吴祖光胜诉结束。吴祖光的女儿吴霜曾告诉记者，“中央也很重视这件事，不少中央领导都到吴祖光家慰问。”

吴欢在2007年写道：

【“我曾经说过，我这辈子要跟还跟共产党，至今仍不改口。因为，我爸妈就是共产党员，不能乱变。否则，变来变去，越变越乱，倒麻烦了。”

“我妈生前嘱咐我‘大事别糊涂，一生看准了跟谁就是谁。世界上的事不可能都坏也不可能都好，都是由好变坏,由坏变好的的。关键是要经得起。妈残废了，不能怪共产党，怪共产党里的坏人。咱家还得靠共产党。’”】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