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旅美大陆作家谈“老路”和“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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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90年代，有一些中国文化人旅居海外，在美国的居多。他们之中有的虽然身在海外，但对中国的发展仍很关心。其中有位2005年去世旅美作家就是这样的人，在此且用L作家代表。
1994年海外出版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一本有一定影响的书，有香港版、台湾版，日文版和英文版。笔者看到的的是中文繁体字第七版。该书汇集了当时旅美的43位华人名家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其中不乏有独具慧眼者。印象最深之一的就是L的见解。笔者以为，读读他对“老路”和“邪路”的看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谈到中国下一步走向的时候，L作家认为多年中国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肤浅的，那种观点“就是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民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L作家当时就意识到了中国发展的“老路”和“邪路”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道路，既不能是老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全盘西化。”“必须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参照外国的经验，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来。”他认为过去只抓政治是不对的，但是现在“经济上去了，人下来了”，“人退化了”，“其结果都是把人扭曲。这是在一切问题中最可怕的一个。”
可怕到什么程度？L作家的警示是三个“自杀”。他说：
【“一个是拼命追求经济，而不顾环境污染，是身体上的自杀；拼命追求金钱，男盗女娼，是道德上的自杀；教育衰败，人的文化素质退化，是智能方面的自杀。”（见《邓小平之后的中国》428-429页）】
当时的采访者告诉L作家，他还采访了历史学家余英时，余也认为，如果把中国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为制度或者法律问题，那太肤浅。
身在美国L作家，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发现尽管美国的制度是民主的，法制是严密的，但还是弊端丛生。因此，他认为关键的还是人的的问题：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是人的高尚。
在对人和物的理解方面，L作家确实高人一筹。有些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缺乏深度，怎么都理不出个头绪来。例如茅×轼，他曾在回答FT中文网记者关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抱怨和暴戾之气时说：
【“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低层的人生活比较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更不要说高收入者......这么好的生活为什么怨气还这么大，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L作家可以说早就回答了茅×轼的问题。这里还可以联系到中国梦的问题。着名演员陈道明的中国梦或许可以使茅×轼茅塞顿开。陈道明在2011年的一次关于践行中国梦的颁奖会上说：
【“我的中国梦，是每个人都能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睡觉，正常治病，正常吃东西，正常走在城市的马路上，呼吸的空气是正常的，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也是正常的，死亡也是正常的。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
陈道明为了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还补充说
【“真的，我宁可没电脑、没电视、没汽车，哪怕我现在兜里就十五块钱，只要我觉得安全、很愉快，大家都很有秩序地生活和工作，政府和国家很有秩序地发展，我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很踏实。像现在，不知道明天单位会不会破产被辞掉，也不知道明天口袋里的钱会不会贬值。”】
这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物质清贫一点关系并不大，生活的安定则更为重要。
陈道明所说的那种生活特征，应该是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是了解一些的。但是茅×轼们可是就是理解不了的，这可能与他们只熟悉经济工作有关，过于关注物而过于忽视了人。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在这方面，无论是陈道明还是L作家，他们的话还是值得思考的。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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