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社会主义成长壮大需要发挥政治优势的必然性

二、剖析“去政治化”、“改变政党国家”、 “政治市场”论的荒谬性

三、善于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保证 经济发展的优越性

【摘 要：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发挥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成、壮大、长治久安的内生要求，已为正反两方面经验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是一个重要特征和根本保证。新自由主义宣扬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思想市场”、“政治市场”、“改变政党国家”等论调，违背历史事实，逻辑混乱，政治目的在于取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学会善于发挥政治优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排除企图削弱政治优势的种种干扰，运用正确的方法。】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能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客观规律有多条，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正确而充分地发挥政治优势。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优越性。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1](P115)而西方经济学的偏颇之一，恰在于不能以经济与政治统一的视阈揭示经济发展的动力，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万能法宝，近期从经济私有化泛化到政治思想各领域，以“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思想市场”、“政治市场”、改变“政党国家”等论点，肆意攻击和抹杀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进而企图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的泛滥，不仅扭曲了社会主义经济学，而且扩大了西方恶劣影响。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必须对我们的政治优势深化认识，正确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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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成长壮大需要发挥政治优势的必然性

以科学社会主义视阈观察，经济和政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一个互相作用的系统。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2](P407)实际上，这是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在其最初的崛起中也是首先夺取和强化政权，大力推行它的价值观和所有制，然后才能使其经济制度稳固，经济实力有壮大发展的保证，并以其政治力量解决用经济所不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如创造一系列的发展环境、保护私有财产权、扩大殖民地、保护关税、强制占有私有资源等。不过，他们总是隐瞒其政治力量的阶级性，抹上一层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公平”保护色。但由于它的剥削损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唯心主义的指导意识不科学，也不可能更充分地发挥政治的作用，因而形不成强大的政治优势。这是经济制度以及为它所服务的政治制度性质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需要始终正确发挥政治优势，也是由它的制度性质所决定，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因为它代表的不是少数人的私己利益，公有制又不可能在私有制胚胎内自发生成，不能像以往那些不同私有制之间能够直接相互转化，有一种自发孕育的过程，如封建私有制取代奴隶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封建私有制，可以在旧制度母体中孕育并有相当的发展。而公有制和私有制水火不容，则不可能有在旧社会母体中孕育生长的过程(虽然客观上具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基础，但其生产关系形态不能自发形成)。正如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必须靠外面灌输一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生必需一种超越经济生活的政治“外力”，创造新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这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对此，恩格斯作过科学的阐述：“如果政治权利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又何必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3](P705)此种促进、保证经济的政治力量就会代表人民利益，由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治组织(如革命军队)，先夺得政权再用这种政治力量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形态。从顺序看，这似乎是“外生的”，但根本上这是生产力社会化的“内生”力量。由此而来，社会主义制度从它诞生前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在我国就是共产党创造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创造人民政权，以及人民政权创造公有制经济全新形态。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公有制仍然在国内外是比较幼小的，必然有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冲击、侵蚀、颠覆，也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加以保护和引导，必须以强大的政治工作动员广大人民保护自己的利益。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表明，这个新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斗争更复杂，更需要政治力量的保护、促进、开拓和不断完善。其需要解决的矛盾更多更复杂，否则便会被削弱、颠覆，或者走邪道变质(和平演变)。

苏联就有正反两方面教训。在列宁、斯大林时期，政治是强有力的(当然也有过头的地方，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是支流)，经济发展迅速，并取得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赫鲁晓夫上台后政治走向邪路，大反斯大林一下子泄了气。到苏联后期可以说资本主义政治取代了社会主义政治。对此邓小平做了这样总结：“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4](P66-67)苏联共产党垮了，苏维埃政权倒了，整个国家解体了。

如果我们能正确运用政治力量和政治工作，就变成一种比资本主义强劲的社会主义特有优势：第一，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发挥政治力量可以充分依靠群众;第二，它有科学的思想指导，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处理各种关系，化解矛盾;第三，它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可以集中统一领导;第四，它可以协调各种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五，它可以创造发展经济的稳定社会秩序和安全环境;第六，它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克服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P449)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要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6](P166)这就是特有优势，西方不可能理解和运用。

总结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应当把发挥政治优势视为一条客观规律，可以说也是一条经济规律。虽然看来它是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外在”的力量，但实际上却“内化”于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之中，经常起作用。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可以起决定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政治又起领先作用。否则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缺少保证。这就是政治与经济统一的原理，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系统论。这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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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剖析“去政治化”、“改变政党国家”、 “政治市场”论的荒谬性

正是因为发挥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统帅、生命线和发展要律，新自由主义思潮便集中攻击这一重要原理和方略，宣扬什么经济学应当“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进而又将市场原教旨主义泛化为“思想市场”、“政治市场”，把“去政治化”扩张到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要“改变政党国家”。他们以市场自由化为逻辑起点，企图全面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诸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把我国的改革纳入他们的轨道：第一个层面以市场化实现私有化，第二个层面社会由马克思主义的“封闭态”转向西化的“开放态”，第三个层面是国家转型，由“政党国家”转变为“宪政国家”，即由西方的“宪政民主”取代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真像一个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路线图，只是把它“学术化”了。换句话说，是用西方学术语言包装的政治路线图。然而，这套理论既不符合实际，也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下面一一分析。

“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这是贩卖“西化”意识形态的一个招牌，好像他们的学问是“纯学术”的，像自然科学一样，不分国家、民族、社会制度都能搬用。实际上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虚伪，因为它推销的恰恰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明确政治目的的学问。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而论，其最早的始祖、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虽然在当时反封建有进步意义，但其为新兴资产阶级发财的宗旨是明确的;再往下新古典经济学则进一步为资产阶级护教，成为庸俗的经济学;而创立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更明确，其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攻击社会主义的典型论着;至今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的统治意识和“软实力”的政治武器(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点之一)，核心观点是私有化，为瓦解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的“毒品”，政治上摧毁苏联，接着又几乎搞垮了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阿根廷受害最重)。它是否真的能把经济发展起来?事实已经表明，它的危害力十分巨大，除了摧垮了苏联、削弱阿根廷等国之外，在美国和西方社会也有灵验，本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威信扫地。但其中国的信徒们却顽固地贩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市场经济学说(美国进步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称其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上以极端个人主义谋私利为核心，政治上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为旗帜，而这种自由化的政治民主直接政治效果是发动一系列的“颜色革命”(改变了多国的政治格局)，也包括中国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正如香港的一些进步人士所说：他们的自由、民主只要少数人没有底线的任意发言权，而去侵犯大多数人的利益。实质上是极端个人主义民主在政治上的无限扩张。这怎么能证明他们的学术是“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呢?只能彰显他们的虚伪性。其实际目的在于以此取消、排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迷惑一些无知的人，罗致一些崇拜西方的人，进而去征服人心，实现西化的图谋。

“思想市场”、“政治市场”，更是荒唐至极。思想政治和市场属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自身生成基础、组成要素、社会职能、运行方式、演化形态、代谢规律、应守规则等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把市场概念全盘搬到后两个领域，犹如将生物的生存竞争规律搬到人类社会一样庸俗、肤浅、荒谬。有人把这解释为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市场只是经济的一部分，又不是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主体(主体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况且，上层建筑并非复制式地直接反映经济基础，有其相对独立性。他们虚构出“思想市场”、“政治市场”的幻境，真实目的在于更广泛地推行自由主义，改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中也不存在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都被严格限制和扼杀，斯诺登已做了充分揭露;其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已被其国内的许多事件所证实(如美国政府武力驱散反对富人损害多数人利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多起警察杀害黑人引起的反抗运动等)。本质上这些自由都是少数富人的自由(有钱能使鬼推磨，如美国金融巨头有垄断交易的自由，甚至有枪支制造和销售杀人武器的自由)，广大贫苦人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能沾满了铜臭气。这完全适用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如果说有些文艺作品还有商品属性的一面，那么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则根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决不能把思想、政治变成赤裸祼的金钱关系。如将其当作商品去自由泛滥和交易，那只能是一种欺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要冲销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指导地位和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导作用，从根本上全面背弃社会主义轨道。按照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恰恰应当走在经济生活的前头，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优势，方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

“去政党国家”具有更加露骨的政治危害。他们宣扬要改变中国“政党国家”为“宪政国家”(即“宪政民主”)。这倒是明确说明了他们的政治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十分明确的表述：“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便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消党的领导也等于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这同以前多年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完全一脉相承。在中国所谓改变“政党国家”就是改掉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另立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他们放肆地宣称“中国一党专制机构确立起来”，“承袭了皇权专制的习惯性”，“已经构成了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障碍”，所以要深化改革就必须改变现在的“政党国家”。说得何等露骨!他们要改变“政党国家”的“偏执”，乃是政治上取消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通俗说叫做“变天”。因为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艰苦的人民革命长期斗争，靠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政权，赶跑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人民获得解放，取得了民族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而领导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变成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是保卫和平的中流砥柱。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是什么样子?再成为西方帝国主义附庸国，在世界上最多成为“二等”、“三等”公民。在国内一盘散沙，变成恶势力横行的社会，哪有什么民主自由、人权而言?!这就是改变“政党国家”的必然后果。

再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哪个国家的政权不是“政党国家”?新自由主义的教唆者最推崇西方所谓“民主宪政”国家，实际上他们的政权都是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只是在不同政党无序竞争中轮流执政。“你方唱罢我登场”，看来很热闹，但本质不变，都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由于党派之争，往往一项政策一拖多年不能通过和实施。比如，美国的枪支泛滥已成为社会的特大祸害，枪杀案例常年不断，甚至出现一个两岁的婴儿因玩枪打死母亲的惨剧。但是，就是这样的坏事，声称最民主讲法治的国家多年化解不了，主要是由于造枪的资本集团反对，他们要在自由制造杀人武器中赚大钱，执政的政党代表军火商(包括国家大军火商)的利益推行杀人政策，并且在全国全世界推销杀人威力愈来愈大的重武器。难道它们是无“政党国家”的“中立国家”典范吗?这种论点就是以谎言作依据的，根本不符合事实，但其目标明确：推倒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

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考量，这种观念是反科学的。国家政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伦理的产物，不是生来公正的慈善机构，乃是一个阶级以暴力手段为主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在取得政权之后又是由一定的政党执掌的。既没有无“政党国家”，也没有真正的“中立国家”。所谓无“政党国家”是违背事实，编造出来的“伪科学”，“中立国家”也是一个伪命题。

归结起来，新自由主义及其贩卖者的逻辑是：以代表私己利益的自由市场化为起点，由经济上的私有化泛化到思想和政治领域，全面改变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再由全面西方化使中国沦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殖民地。与此对立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则是以人民大众利益为核心，以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相统一为起点，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挥以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政治优势，保证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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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于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保证 经济发展的优越性

正面的成功经验和反面的经常干扰，都凸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纷乱复杂的国家关系中，善于发挥我们独有的政治优势的重要性。这里着重应强调“善于”二字，发挥得好，发挥有实效，发挥得恰如其分。本文谈一谈在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中的“善于”。

1.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辩证统一观，排除“去政治化”之类经济学的干扰。这些年西化的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对高校、对干部干扰很大，经常以“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的帽子推销那些看起来很深奥而对实际工作无用处的经济学。它的要害就是“去社会主义”、“去马克思主义”、“去共产党”，走西方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是“西化”中国的一种思潮。可以认真想一想，这类经济学到底解决了多少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成果在内，哪一个也没有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形成及前进中的各类矛盾，都是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引一个一个化解的。当然，我们应当科学地吸取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但绝不能让它成为主流，正确的方向和方法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体，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所以，必须改变“西学”排斥“马学”的局面，正确认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树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统领经济的辩证观念，决不能解除思想武装，失去政治优势，让人“西化”了自己的灵魂。

2.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尤其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应当说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习近平在这方面的理论创新之一，在于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不仅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支柱，而且有党的领导的政治灵魂。他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1](P118)这是第一次明确表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特征，鲜明地廓清了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政治、经济方向的根本区别，科学地阐明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深化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在于“四个坚持”的论述，并且也指出了应当如何领导市场经济的基本轮廓。在有些人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形态，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学观点，新自由主义的荒谬性之一就是在于有意把这种片面性无限夸大，故意混淆两种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邓小平晚年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他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这“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8](1363)这是把经济、政治、思想作为一个统一的互相作用系统看待，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领先的，其中党的领导是核心，是管方向的。对于这一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习近平作了进一步发挥和深化。

(1)必须以政治优势引领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深化。没有政治优势就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集中统一的集成优势，也就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政治支持和规导，就丢掉了灵魂。

(2)党协调各方面关系，更好地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党的领导统揽全局，通过政府驾驭市场规律，系统地发挥各种力量的集成优势。“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1](P11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微观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1](P117-118)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能丢。

(3)保证依法治市，克服由市场自发性带来的许多缺陷。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既有充分活力，又有严重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有力地扬其利、抑其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使市场健康地发挥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必须依法治市，在“成套设备”的法制轨道中健康运行。

(4)引导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市场不是真空，是由人组成，人的物质利益必然影响人们的思想。一方面它释放积极向上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它滋生崇拜金钱的商品拜物教，消极价值观借机泛滥起来。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自由化理论的影响，并能遏制各种丑恶现象，惩治各种扭曲市场关系的利益集团和黑恶势力。

(5)促进社会和谐，保持社会稳定。由于市场流动性大，利益收入差距拉大，易于发生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集团化倾向增多，许多社会安全问题往往层出不穷。真正解决这些矛盾，只有毫无私利的共产党，能够促进人们为共同利益奋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派生、转化的少数敌我矛盾。其中包括生态文明建设，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这类问题又往往促使许多社会问题变形，需要代表人民长远利益的共产党加以根治，并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稳定辩证地统一起来。

(6)能够站在世界大局之上处理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既使两个市场互相促进，又能防止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1997 年，我国有效防止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 年至今又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保持国内市场的基本稳定。这些看似经济行为，实际上与政治优势、政治斗争分不开的。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就没有经济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国内外市场连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3.善于正确运用发挥政治优势的方法。比如，学习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本领，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进领导方式，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以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环节，系统领导经济工作。其中重要的是善于运用“第一生产力”提升经济质量。

再如，在新常态下要提高抗风险意识和抗风险领导能力。国际国内市场的一个显着特点，是风险竞争更强劲，已从低端进入高端，竞争的内容、方式带有新趋势，特别是网络市场、网络银行、网络广告的大量涌现，乃至占主导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更大，各种欺诈行为、信息战争会形成扑朔迷离的诡谲局面。这就需要提高识别意识和识别能力。作为党的领导，不可能做“太平官”，需要统领各方，研究市场的变化，适应各种危机，并且准备多个应变风险的预案和措施。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积累对应市场风险的经验。

还有，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一些地方和高校的形式主义比较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相对薄弱。应当讲求实效，使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入耳、入脑，提高针对性，能够回答现实中的重要问题，尤其化解网络造成的思想混乱，真正能说服人。这里的重要条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首先能说服自己，又能为教育对象解惑，使之从大局上认识事物的本质，明确行动的方向。

4.善于把发挥党的优势与加强党的建设辩证地统一起来。打铁还靠自身硬。客观形势越复杂，越要加强自身的硬功夫，尤其要经受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考验，加大反腐力度，努力改进作风，通过深化改革健全反腐倡廉的制度，把反腐败变成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一种动力和鞭策，要把勇于创新同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当然，善于发挥政治优势与有人宣扬的“突出政治”是不同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搞群众运动，不刮风，不搞过头的批判，不刻意整人，而是以多样化的形式和风细雨地实现以理服人的功效，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增强团结，而不是损害团结，并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最后，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发挥政治优势和冲击政治优势是长期的博弈。只要有西方敌对势力的存在，国内意识形态中的博弈就不会消失，有时还会十分尖锐。正因为如此，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好地发挥政治优势，引领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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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 列宁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参见吴松营.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杨承训 .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N]. 人民日报， 2004- 11-25(9).

[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08期 原标题：发挥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发展的要律——兼析“思想市场”、“政治市场”、“改变政党国家”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