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不容撼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不容撼动

杨承训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发展着的开放的经济学体系。它被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并指导我国革命、改革、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选择它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这一点不容撼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伪科学性已经为实践多次证明，但它争夺主流地位的图谋从未停止，一旦得逞，必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质，必然带来历史灾难。它有国内外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必须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彻底驳斥他们的谬论，在实践中善于发展创新，回答实际问题，永葆青春活力。

什么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杨承训:《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灵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9期。】这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关系中国的命运。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再次鲜明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全党的必修课，并历史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流地位，否定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抢占“主流学派”头把交椅的图谋。我们必须按照总书记指出的方向，继续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坚持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动摇、不能含糊，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从根本上扫除新自由主义的负面作用。这正是当前和今后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学研究的一大节点。

一、历史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

经济学是揭示经济规律并指导人类经济实践的科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属于“理论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3页。】，指导各种部门经济学。它来自社会实践，指导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竟哪种经济学派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在于人们如何强词争辩和用什么玄奥的花样，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用邓小平最简练的语言说:要管用。经济学的宗旨就是在经济发展中“管用”。不管你吹得多么天花乱坠，用多大力气铺天盖地去粉饰，只要不管用，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就不可能成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几本伟大的经典论着(如《(资本论》《帝国主义论》)，而是一个发展着的科学体系。一百多年的中国革命史、建设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史，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解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它比任何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总和更珍贵。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本土和外国传来许许多多的经济学说，包括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学派、西方自由主义学派、“农村改革派”、民粹派和传统的儒家经济思想等等，都没有能够揭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的要害所在，各种“良方”更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同中国实际结合，真正揭示了旧中国的根本矛盾，在革命根据地通过探索形成经济学创新，这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一经济思想指导中国废除殖民性经济、封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落后国家中的新篇章，并引领完成了由旧式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转变。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铭刻历史，至今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有重大借鉴意义。

我们可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两种经济学及其两种社会效果进行对比。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用的是西方借来的经济学和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混杂品，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主政经济，结果形成一头是四大家族的巨富，一头是饥寒交迫的广大群众。到统治后期，经济秩序乱得不成体统，通货膨胀飘升万倍之多，灾荒遍野、民不聊生，成为国民党政治垮台的原因之一。而处于落后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与土地革命等政策，自力更生，克服了经济封锁造成的极度困难，经济生活却井井有条，得到爱国华侨陈嘉庚、许多民主人士以及美国考察团的赞誉。解放初期，面对蒋介石留下的烂摊子，实行“四面八方”政策，有条不紊地治理通货膨胀、土地改造，短短三年实现了经济恢复，还支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威力。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探索，从经济学意义上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四五年时间，实行一化(工业化)三改(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小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可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独创内容(部分借鉴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虽然时间短促些，形式单调些，方法粗糙些，但基本上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是迅速而稳定的。第二阶段有二十多年，经济建设虽然主要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却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自主研发“两弹一星”，摆脱了对外国经济的依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少理论创新，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协调发展，采取先进科学技术和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等观点。如果说出现一些急躁冒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其他失误，那都是由于脱离了实事求是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所造成的。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恰恰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先导。

那么，指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主要是什么经济学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它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实践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有了更大的创新。邓小平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坚持和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根本不会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如，最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律在中国的体现，创新了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的理论;其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而不是私有化;与此相适应，基本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照毛泽东阐发的辩证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虽然公有制成分数量有所减少，而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和支撑，显示了顶天立地的高质量，又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保证，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鉴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再如，改革也不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恩格斯早就说过，社会主义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社会基本矛盾观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这都表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创新的主流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短短30多年由世界第十位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许有人会说，市场经济是从西方学来的。请不要鱼目混珠。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的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是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西方经济学界一片哗然，认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甚至说像油和水一样不能溶合，至今新自由主义者仍然顽固地坚持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市场化作为私有化的突破口，“化”掉基本经济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按西方模式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水火不容。恩格斯曾经多次阐明生产和交换犹如两个互相作用的两大坐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生产方式性质决定交换方式性质。市场经济正是交换方式的总和，它的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指出这一点。列宁曾尝试运用市场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进一步总结国内外经验，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观点，并非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恰好“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也是列宁较早提出的【《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即使在运作方法上，我们与新自由主义也有根本的区别:新自由主义膜拜的是市场万能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运用计划(政府)与市场两只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微观上放开，宏观上管住，而不是片面地只要一只手。这充分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主流经济学根本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而是当代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至于科学发展观、“新常态”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是西方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极端个人主义观念所不能蕴含的。这五大理念体现了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升华，深化了社会化的内涵，扩展了社会化的外延，是社会化生产力与社会化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社会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辩证统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主流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在我国，主流经济学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所一贯坚持和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学派。历史实践证明.它是最“管用”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大的秘诀。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只能强化，不能撼动。

二、要正视新自由主义争夺主流地位的挑战

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要以间题为导向，树立忧患意识。我们也应当以此来认识和对待长久以来争夺主流经济学地位的博弈。新自由主义者来势汹汹，大有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势，在客观上也造成很大的负面效应。我们必须揭露新自由主义的来源、本质和危害。

单从学术观点上考察，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扭曲的继承，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所处地位的不同，其性质、内涵已经有重大的擅变。古典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他提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增加社会财富应当谋取个人利益自由竞争，在当时反对封建残余时有进步意义，在特定视闭中阐明市场的功能有重大理论建树，对于新兴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起了巨大塑造和推动作用。他和后继者李嘉图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来源。不过，以科学的眼光考察，其理论逻辑并不填密，例如认为人人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就会增进社会总利益，实际上个人利益之间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互相侵蚀的，个人利益总和并不等于社会总的利益，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以后形成“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说，是以个体利益为核心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劳动利益的漠视和侵夺。在资源配置上，只讲市场“看不见的手”，而否定政府的重要功能(只限于“守夜人”)。他们以后的继承者，无限放大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缺陷，20世纪中叶兴起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则使这种片面性发展到极致，形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凯恩斯“经济学革命”的反动。由于英美大金融资本寡头的需要却使它成为统治者意识，变成思想垄断工具和政策指针。现代国际超级垄断资本主义已经把它变为侵略和统治世界的意识工具，可谓新帝国主义特征之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背景。

新自由主义是否真的“管用”呢?在其本土有管用之处，也有特别重大的败笔。对大金融垄断资本是管用的，可以冲决一切监管，自由地实施垄断，并且可用双重标准，自身追求最大的赚钱自由，一旦妨碍、损害它们，便立刻扣上反自由的帽子加以限制、制裁。然而，正是由于它过分自由，违反经济规律，结果引发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始于美国殃及世界的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至今疲软、复苏乏力。连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惨败了，是它的终结。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却依然奉为神灵。对外，新自由主义的用场和“功效”就大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在全世界大肆推销臭名昭着的华盛顿共识(1990 )，它们借新自由主义摧垮了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俄罗斯持续8年的经济灾难(GDP下降50%以上)，从此成为二流国家。接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拉美多国的经济灾难(阿根廷最甚)，连原来新崛起的“四小龙”均致经济下滑，有的至今一撅不振。这一系列经济灾祸，使世界有识之士都在声讨和摒弃新自由主义，在有的国家成了“过街老鼠”。这可视为客观经济发展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历史判决。

然而，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却掩耳盗铃、依然故我，一次又一次地掀动沉渣泛起、邪风不断。在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前夕还抛出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实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使国有企业降低到10%以下的纲领。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能够国内外两重天?这里有特殊的背景。最关键的是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有的直接给予经济补偿(一些基金会支持，一些国际组织奖励，一些国外书刊印发并给以重金等)。在西化劲吹的邪风中他们出尽风头，得到国外势力唱彩。可以说，他们是西方垄断资本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的代言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在国内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代表一些不法私人资本发言，能够得到一定的奖赏，既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赞誉。加上他们利用我们“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打着言论自由、学术争鸣的旗号放肆发泄。在手法上，他们又以“改革”者标榜，利用某些提法(特别是市场的作用)加以断章取义、混淆概念、歪曲事实、蛊惑人心，造成混乱。他们充分利用了西化的影响，使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崇拜西方经济学那套脱离实际玄奥无用的学问，充斥课堂和刊物，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迷信，进而变成“规则”和“制度”，包括一些官员也信奉、宣传西方一套话语(如有人主张国企完全退出竞争领域，为私有化“腾出空间”)。还应当充分估计，西方有一套通过学术腐蚀中国人灵魂和社会制度的计划和组织载体，已经起了作用，新自由主义则是其内应。

现代还有相当多的学人特别是年轻人相信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价值。应当说，它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总体上是伪科学的，突出的是片面性、虚假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进而形成弱肉强食的逐利自由拼搏，让人们只关心个人短期利益，不顾社会大众的整体长远利益。它把个人私欲、市场自发功能无限夸大，引导人们进人私利迷宫，否定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其结果是使社会整体受损害、造成经济混乱;进一步促使私人资本无限扩张，瓦解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反科学的，反历史潮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利益。如果让它变成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宰中国经济制度进而改变政治制度(如“民主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易帜，苏联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批判不力，还未对其争夺主流地位的论点、图谋、影响加以彻底揭露，他们还有一定的滋生土壤。

他们还有一个骗人的口号，叫作经济学“去意识形态化”(或叫“超意识形态化”)。这是一种谎言，自封为“科学经济学”。事实上，理论经济学本身基本属于意识形态大范畴，为一定阶级服务。如前所述，古典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为当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开道，为资产阶级指路和掩护。新自由主义则更加露骨，哈耶克最响亮的话就是宣布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当代大垄断资本的政治代表，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作统治本国人民和侵略、控制、剥削别国人民的舆论工具(一面宣扬自由化，一面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国内的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私有化、制造种种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更有甚者个别人鼓吹“颜色革命”。这那里是“去意识形态”?其政治颜色十分浓厚，分明是一种瓦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以“纯学术观点”去看待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申明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是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这并不妨碍它的科学性，它是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引导全人类解放的经济科学。

当然，这种争夺主流地位的博弈是长期的，不可能靠几次辩论就能终结。只要国外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国内存在不同阶级阶层的诉求，这种博弈就不会停止。因此，也不可能中断斗争。同时，在斗争中，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方法上要以理服人，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有些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不要争论。实际上只准他们说，不准别人讲。理论是非不能不争论，对错误思潮不能听之任之，不能把阵地拱手让给新自由主义者。这里的关键在于思想意识形态阵地的一些领导者，他们只要能分清是非，有了危机感、自觉性，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就会组织培养骨干队伍，以深厚理论功底说服群众，尤其使大多数青年人口服心服。这就是阵地意识，是巩固、加强、扩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觉。我们应当快速行动，取得战役胜利，为战略胜利打好基础，不可怠慢。有些顽固不化的新自由主义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应当有主动性的姿态和攻势，有计划地打若干战役。大力支持马克思主义阵地(机构、学校、刊物、社会组织等)的建设，使软实力硬起来。

三、立足实践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依托实践不断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仅需要批驳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而且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分析实践中的各类矛盾，指出化解矛盾的方式和前进的方向。这正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的。马克思说得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发展的，整个世界经济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发展，回答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才能不断强化它的主流地位。

根据历代马克思主义大师们一贯思想和习近平同志的经验总结，根据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研究实际，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验，要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应当注重以下诸点。

第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贞信仰。搞马克思主义不能仅限于兴趣，更不能只是为职业的需要，而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为人类的最终解放而奋斗。现在，这种立场、意识在相当多的人中淡化了，一些人只是忙忙碌碌地为赚钱、为享受而工作，不讲为党为社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宣扬:“赚钱就是为人民服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有的认为共产主义太渺茫，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实现”。持有这样的立场、意念、态度，对一般无知的人尚可谅解，而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如果这样就失去了最起码的资格。习近平同志中肯地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也应当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否则，就不可能克服为各种利益固化的形形色色的偏见，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服人。共产主义信仰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化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我们一天天接近，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社会化的发展，为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非渺不可及的空想，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阐明的客观必然趋势。

第二，要坚持“唯实”的方法、深人调查研究的作风。毛泽东、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总结了十五字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比较，交换，反复。”其中，“唯实”是核心。列宁有句名言:“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列宁全集》第5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页。】就目前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总体是健康的，但确实在一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脱离实际的现象，如单纯演绎概念，缺乏对实际经济运行的分析;在部门经济学中存在不少短板，在不少领域缺少话语权;教学中不善于回答实际问题，语言比较枯燥等。这就留下空当，使得西方教条盛行。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的表述，甚至把一点点形象比喻也当作圣经。不少课堂和刊物充斥了用处甚微、玄而又玄的数学模型，在有的高校，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被挤出课堂。要改变这种状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更多地面向实际，多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有条件的应深人企业、银行、农村、社区及各类实体，作些调查研究，多占有实际典型经验、统计材料，多了解存在的问题，然后再上升为理论。这里也要克服浮躁之风，不能蜻蜓点水或抓住个别问题便下结论。实践表明，只有深人下去，更多地占有实际材料，才能创新。写论着应当实际第一、文献第二，更不能抄袭。

第三，树立整体观，创立整体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多次要求注重整体性，要有全局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体现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想。“五大理念”就是当代经济学的一个典范。他指出:“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我们领会研究“五大理念”，应当学习他把握整体性的方法。搞经济学的不少同志往往囿于学科限制，不太关心“分外”的事，有的研究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眼界不开，这就不免带有片面性、短期性。实际经济生活告诉我们，影响经济的往往不是一两个因素，而是很多看似外力的东西，比如生态、政治、文化、社会等都会制约经济运行和发展。我们在研究中既要重点关注主要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不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走人畸形思维，把一种局部的暂时的因素夸大为支配一切的根本。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是极其复杂多变的，一定要把握普遍联系，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创新马克思主义整体经济学。

第四，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穿透力”、敏锐地把握新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提出一些前瞻性的见解。比如，目前垄断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形态、新矛盾、新趋势，需要透过表面现象深人系统地揭示。国内需要深化研究邓小平晚年担忧的两极分化问题、西化危险。再如，现在新时代面临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新的产业革命即将来临，我们必须及时抓住这一新亮点，进行创新性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技术视为最革命的力量、历史的杠杆，邓小平将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习近平进而升华为“第一动力”。我们研究经济学必须深人研究科学技术主导经济发展的规律，它正在修补扩展社会再生产的轨迹，即由原来的“四环论”(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充实为“五环论”(即科技一生产一分配一交换一消费)【详见杨承训:《五环论—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引发变革》，《当代财经》2008年第7期。】;生产力的构成也出现新的变化，科技创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主要基因，并且形成生态生产力。由此认识科技创新的引领驱动功能，正在进人资源配置机制，形成“政府掌舵、市场配置、科技引领”的三元机制。科技成为“两只手”的“参谋长”、赫合剂，有利于创造智能型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机制体系。在科技成果“大爆炸”的时代，也充满预料不到的风险，产生越来越多的资源错配误区，也需要科技引领、优化资源配置机制。这些当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应提升“现代化”前瞻性能力。

第五，要有广纳百川的胸怀，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包容性。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是固守一亩三分地，而是要更广泛地吸纳人类的智慧。比如对待西方经济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否定新自由主义片面化观点和种种西方教条，同时要汲取西方经济学多种派别的一些科学成分，为我所用。十几年前，我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马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学”就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西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杨承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人民日报》2004年11月25日。】。这一观点和方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张新宁:《试论“马魂、中体、西用”研究范式的科学性—基于“三位一体”公式及相关讨论评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用这个原则处理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更全面反映中国和世界经济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之成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唯有如此，才能更有力地强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永葆青春活力。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2]卫兴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

[3]程恩富:《经济政策与理论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4]杨承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杨承训(1935-)，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顾问，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郑州450002 ) 。

【察网（www.cwzg.cn）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