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国际政治研究不能跑偏

【摘要：战略研究的要义不在于急于贡献什么“锦囊妙计”,而首先是“正心诚意”,其次才是“格物致知”乃至“修齐治平”。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者才能实现有效学术积累,防止“体系流产”;决策者才能在看问题、做决策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犯颠覆性错误;整个民族才能提升是非辨别力,不被那些肤浅、花花绿绿的表象所迷惑。不过,这些理论方法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中运用、贯彻得显然还很不够。】

恩格斯曾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国家战略竞争，实际是战略境界和哲学思维水平的竞争。一个国家战略水平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对国际形势认识的深刻程度。而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归根到底又取决于用何种哲学思维作指引。

在很多人看来，国际政治研究似乎门槛很低，低到连街上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谈得头头是道，因此不需要什么理论指引。事实上，如果研究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和资料梳理层面，仅靠那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形式逻辑思维，或许已经勉强够用。但要研究相对抽象的战略性问题，并将问题看透说清，就必须依靠理论来指引。“世界上没有比例尺为一比一的地图”。在这个信息过剩、信息爆炸的年代，没有理论指引的战略研究，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变成盲人摸象。而“有效的概括，犹如一幅飞行员用以穿越大陆的大比例地形图，对于某些目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更精确的地图之于其它目的必不可少一样。”没有正确的哲学思维做指导，不可能搞出真正优秀的战略研究。

因此，战略研究的要义，不在于急于贡献什么“锦囊妙计”，而首先是“正心诚意”，其次才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者可以有效学术积累，防止“体系流产”；决策者可以在看问题、做决策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犯颠覆性错误；整个民族可以提升是非辨别力，不被那些肤浅的、花花绿绿的表象所迷茫。正像毛泽东所说：“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会有枪，也会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

简单地说，所谓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学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懂得一些哲学的基本原理，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事物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量变引起质变等等。但这些理论方法在国际问题研究中运用、贯彻的显然很不够。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谈及外交部报送的《新情况》时曾说过：“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了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四十多年过去，这种“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研究状况，非但未根本改观，反而有日趋加重之势。不少知名国际问题学者在分析问题时，堂而皇之地坚持唯心论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这使其很容易被花花绿绿的表象吸引，研究和论证过程看似严谨俨然，最终结论却言不及义，南辕北辙。

这种盲人摸象的研究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卡尔·多伊奇）”，研究的是国际政治的发展大势和运行规律，谋划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一旦方向指引出现差错，很可能“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导致颠覆性错误。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解体，与其哲学的贫困和战略思维的拙劣直接相关。当前，中国正处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面临的内外挑战和威胁格外严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智力支撑。当前中国“智库热”方兴未艾，经世致用成为学界努力新方向。这当时是好事。但“磨刀不误砍柴工”，要想将“好事做好”，不妨在建言献策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理论武器，看其是否够用或已经过时。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跨阶级、超国界，结论具有唯一性。但社会科学不是这样。“屁股决定脑袋”，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看到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这个意思。理论上说，每个学者可以各执己见，各说各话，但归根到底，这些观点还要接受实践检验。衡量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不是简单看其发表了多少着述，或媒体曝光率有多高，而是看其是否正面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并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观点。观点站不住脚，着述再多，最终也会像当年马克思批判的“神圣家族”一样，昙花一现，在历史上留不下一点痕迹。

【田文林，察网专栏作者，作家，着名评论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