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囿于奥地利学派范式的认知局限——驳张维迎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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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张维迎错误认知的症结

上面对张维迎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的主要观点、所持理由以及分析逻辑做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不过，我们的分析也并不否认张维迎在论战中也提出很多负有启迪的洞见，尤其是对产业政策极有裨益的告诫。譬如，张维迎正确指出，传统要素禀赋决定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而一旦资本和人才能够自由流动就大大降低了要素禀赋的重要性，乃至现代各国进出口结构中绝大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要素禀赋并没有多大关系。究其原因，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张维迎还举了一系列的例子：(1)英国原先并没有棉纺织业的资源禀赋优势，只是凯伊的飞梭(1733年)、怀亚特的纺纱机(1733年)、哈格里夫斯的(珍妮)多钉纺织机(约1766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以及克朗普顿的走锭精纺机(1779年)的相继发明之后，才取得巨大的比较优势;(2)在1920年之前汽车市场的领头羊是德国和法国，只是亨利•福特发明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才使得美国企业车超越德国和法国;(3)韩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汽车修路工出身的郑周永却“创造”出了韩国汽车业的比较优势。正是鉴于技术进步在现代比较优势提升以及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笔者强调指出，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对那些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实现更是如此。

问题在于，尽管张维迎充分突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但他却由此来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究其原因，他简单地认为所有技术都是企业家个体发明创造的，动态比较优势也是由企业家无意识推动的，进而认定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显然，这就很值得推敲和审视。显然的事实是，尽管在前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技术发明确实主要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工匠、农夫、工程师以及企业家发明的，但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设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将技术进步归功于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呢?显然，这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进步的动因和轨迹。

很大程度上，张维迎之所以如此推崇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的自发作用，就在于他较为机械地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和思维，却没有或者没有能力进一步去剖析奥地利学派用于分析产业政策时的内在局限。譬如，奥地利学派正统的企业家才能理论是注重“警觉”和“套利”的米塞斯-柯兹纳路线，它将企业家视为在警觉引领下从事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的人;相应地，几乎所有追逐利润的市场主体都被视为企业家，几乎所有的市场行为都被视是企业家行为。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认为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呢?显然，这就需要对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做出更清楚的界定。

二、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观局限

其实，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理论至少也存在两种不同路向：(1)由维塞尔开创并为熊彼特发扬的路向，它将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突出具有创造性的特定活动及其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2)由米塞斯开创并为柯兹纳发扬的路向，它将警觉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突出具有警觉性的个体行为及其在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推动。

柯兹纳就写道：“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属于那些聪明的、富有想象力的、勇敢和足智多谋的创新者。而我们则认为，只要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做某事哪怕一点点不同于现存的做法，就可能更加准确地预期实际的可得利润，那么，这就是运用企业家精髓。”“熊彼特用价格竞争来说明非企业家的普遍竞争，而用新产品和信技术来说明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竞争。对我们来说，价格竞争过程，如由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组织形式表现出来一样是企业家的、动态的。”

但是，张维迎等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倾向于混用企业家理论两条路线中的警觉和创新来为现实市场机制及其后果辩护：一方面，他将企业家的警觉性扩展到所有市场主体身上，从而为市场行为的合理性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辩护;另一方面，他们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运用在那些资本精英身上，从而为企业高管的高额报酬以及市场收入的巨大差距辩护。试问，所有人类行为或市场行为都是理性的吗?市场上所取得的收入都是合理的吗?很大程度上，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那种企业家已经蜕变成单一的“套利者”而非“创新者”，而频繁的套利行为非但不会促进市场协调反而会加剧市场波动。

纵观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论断，几乎都源于奥地利学派的思维和主张，以致很大程度上也曲解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混同了商人式企业家和工程师式企业家，进而将企业家与商人等同起来，将企业家精神与逐利动机等同起来。事实上，张维迎近来言必称哈耶克，言必称米塞斯，言必称奥地利学派范式，但试问：(1)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理解了哈耶克、米塞斯以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2)又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审视了哈耶克、米塞斯以及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合理性?

就前者而言，奥地利学派迄今并没有形成了一部广为接受的教材式着作，其理论和范式主要是由众多学者所撰写的一系列着作构成的，以致同一概念往往也存在不同理解。例如，鲍莫尔和何尔康等人就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破坏性企业家精神和建设性企业家精神，并认为，企业家精神不仅会促进也可能会危害社会，因为它很可能采取一种寻租的方式去影响政府以特定的资源消费方式重新分配收入。

就后者而言，奥地利学派基于特定的哲学思维和分析视角对事物进行诠释和理解，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例如，根基于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奥地利学派将市场秩序等同于自然秩序和正义秩序，将市场价格等同于合理价格或正义价格，从而也就忽视了市场价格信号的扭曲性，忽视了市场收入的不合理性，乃至将所有的逐利行为都视为企业家行为，将所有的市场活动都视为信息发现过程，从而就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现实问题的发现。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机械地盲从奥地利学派，张维迎等人否定市场协调存在失灵，反而将市场失灵视为市场不均衡的表现，而不均衡又意味着套利机会的存在，从而促使企业家采取行动。而且，张维迎仅仅以马云的阿里巴巴和史密斯的联邦快递公司以及全球代孕市场等少数几个例子就认定，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市场协调;同时，仅仅以特定时期的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短缺来断定，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抑制。但是，张维迎却根本没有剖析市场协调中的内在障碍，也没有探究计划经济中那些可以改进的因素。

同样，简单地依据奥地利学派对人类能力的有限性和激励机制的不完美性这两大关注，张维迎就武断地认为，产业政策必然会失败，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其实，张维迎本身也承认，如果能够获得所有行为后果的有关信息，就可以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得政府官员没有寻租的空间。只不过，张维迎又强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看，获取这样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对政府官员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有效的度量，从而也就无法对官员们进行有效的激励，而只能进行程序性的监督和控制。问题是，张维迎为何对私有企业的管理者具有如此信心，而对政府官员却如此没有信心呢?要知道，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今天，现代企业中的管理者与政府官员在行为动机和决策程序上并没有根本性差异。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就指出，“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影响到了许多大型的私有企业”，“虽然一些大公司仍然由它们的(大)股东管理，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是由雇佣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因为它们的股权非常分散”。

三、奥地利学派的总体思维局限

尽管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向真实世界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依然没有摆脱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束缚，从而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存在严重不足。

譬如，奥地利学派引入人的意向性而剖析了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发市场秩序，但是，它依然存在如下不足：(1)它没有意识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悖论，由私利追逐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需要;(2)它没有区分不同市场主体的行为差异，市场结构性不仅体现在货币流动的资本市场，更体现在人员流动的劳动市场;(3)它没有深入剖析人际相异性带来的权力不平等，自由市场中同样因金钱权利的集中而存在剥削、奴役和压迫;(4)它没有关注有限理性的个体在互动中导向的囚徒困境，自由市场的秩序扩展不仅呈现出演进倾向，更多地凸显出内卷倾向;等等。

同样，奥地利学派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子个体主义以及数量化的分析思维，进而致力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包括资本结构、劳动结构、生产结构、市场结构以及利率结构等等;但显然，这些结构分析几乎都囿于社会结构的自然性或物质性，而没有剖析社会结构的社会性，从而也就很难真正认识到“自发”市场的扭曲和非均衡性，很难真正认识到它的深层次问题。

譬如，奥地利学派承认人与人之间先天地存在其它各种各样的差异(能力、天赋、出身等等)，这导致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平等;由此，奥地利学派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视为人类合作与发展的基础，进而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实，人的相异性是社会分工、进而也是社会合作与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的相异性主要不源自生理和偏好等自然条件，更主要源自资源占有等社会性条件，进而衍生出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

显然，后一类差异将导致形式平等下竞争的实质不平等，因为以平等对待不平等就是实质的不平等。正是由于奥地利学派局限于以自然性来解释人际差异，就仅仅看到分工合作的必然性和充分性，却看不到现实分工合作关系中潜含的不公平性，自然也就否定政府的社会政策，温和者哈耶克也只赞同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更不要说积极干预市场的经济-产业政策。

正因如此，尽管奥地利学派思维和范式对市场运行具有强大的分析功能，它提出的理论和洞见也为我们认知市场现象提供重要的启发;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地盲从和固守它，而应该以开放而多元的学术态度来审视它。有鉴于此，笔者长期以来对奥地利学派所持的态度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努力汲取奥地利学派思维和理论中极有助益的营养，如对个人知识和主动性的重视，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的异质性和结构性分析等;另一方面则积极正视它在哲学思维、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论断中的潜含缺陷，尤其关注它潜含的肯定性理性思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谬误，进而更深入地审视真实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效果，从而也就有助于更好地引入并界定政府的作用范围。

四、看待问题的学术思维

在对待和处理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我们都不能简单地信守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和一种分析思维。究其原因，(1)任何现实社会经济问题都是复杂的，而理论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从而无法直接应用;(2)每一种理论和学说都基于特定的角度和维度看待问题，从而也必然会内含了某种片面性;(3)社会科学理论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成熟的演进，因而就难以出现完全成熟或者达到真理的社会科学理论。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理论就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国历史一样，它也遵循着革命——综合——再革命(分裂)——再综合的发展路径。

就奥地利学派而言，迄今我们并不能说它在20世纪30年代与社会主义计划的大论战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况且当时它针对的是全范围的中央经济计划，而现代产业政策则要灵活得多，从而也就更难以被一些抽象理论和孤立案例所驳倒。相应地，要真正理解产业政策以及时下之争，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孤立案例来给出一般性断言，也不能以特定的形式逻辑来获得普遍性结论，而要致力于各种经验事实的萃取和综合，要致力于推理逻辑的思辨。

事实上，张夏准就指出说“成功的事例并不能使我们相信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挑选出赢家;同样的道理，无论失败的例子有多少，也都不能否认政府在挑选赢家方面的功劳”，“问题不是政府能否挑选赢家，它们当然也可以挑选赢家，而是如何提高它们的平均成功率。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政治意愿，那么它们的平均成功率可以大幅度提高”，“真实的情况下是，赢家实际上一直都是被政府或私营部门挑选出来的，但是最成功的事例通常都是两家共同挑选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被自由市场的思想蒙蔽，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挑选出来的赢家才能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到头来就会丧失通过公共领导或者公司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大量机会。”

进一步地，我们要更深入地理解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不能局限于狭隘的产业政策范畴，不能简单地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来相互否定，而是要揭示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运行特性，要通过剖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内在原因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强度和边界。在这些方面，笔者在长期的理论思索中都曾撰下百万字的系统专着。不过，为了使论题集中，因而本文就没有对基础性理论问题作过多的解释，而集中于张维迎与林毅夫之争中表露出来的一些观点作深层的逻辑剖析，通过对张维迎否定产业政策所持有主要观点和理由的审视来厘清对产业政策的认知。

【节选自朱富强：“为何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减。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1 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6-11-09/doc-ifxxnffr7227725.shtml。

2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3 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刘业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4 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刘业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

5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6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