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必须纠正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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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制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

市场机制一般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对生产过程，从而对产业结构起调节作用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本质上是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西方经济学所说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市场供求状态，不过是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在流通领域的表现形态。毛泽东同志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停留在供求关系层面看市场和市场机制，只能看到“感觉到了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供求机制的认识。马克思针对这种“肤浅”性，强调，“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论断太重要了!值得我们认真领会。

那末，“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显然，这里论述的市场供求，不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市场供求，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包含下述两层基本意思：

其一，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及其阶级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基础性原因。马克思对此做了阐释，他说，“‘社会需要’，就是说，调节需要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 不难理解，其中的“第一”，指的是生产领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上的表现;“第二”指的是工商资本家阶级、银行资本家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对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关系。显然，整个“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即剩余价值率)越高，全社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在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产品(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中占的比重就越多，即在“社会的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就越大，雇佣劳动者阶级在其中占的比重就越小。既然不同阶级的收入构成的总收入都要作为有购买力的需求投入市场，那么,市场有购买力的总需求就势必有两种性质绝然不同的部分。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需求占很小部分，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需求占很大部分。前者只对必要的个人消费资料形成需求，而后者的收入既要用于个人消费资料(其中包括奢侈品)需求，还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生产资料商品的需求，所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就会在市场总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全社会对生产资料商品需求、奢侈品需求相应增大，必要消费资料商品需求的相应减少。在“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例中，利润是职能资本家直接剥削并实现剩余价值的收入;利息、地租是非职能资本家(银行家)和土地所有者等食利者阶级以各种方式分享剩余价值的收入;税收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收入，在这些收入中，职能资本家的利润占的比重越大，扣除自己个人消费的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越大，这在市场需求上就会表现为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商品的需求增大。由此可见，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确实决定着市场的总需求和总需求的基本结构。

其二，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的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作用的另一基础性原因。关于这一方面，马克思是通过“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来阐释的。其含义可以从马克思的另一段论述得到启发，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供给和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过程的全貌，包括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和使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流通过程，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这两个环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在生产环节中，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而在流通环节，即在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市场关系中，则受“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有购买力的“社会消费力”的限制。有购买力的“社会消费力”，也就是上述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造成的市场需求，包括生产消费(生产过程中的消费)对生产资料商品的需求和个人消费对个人消费资料的需求。“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也就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的产业结构关系。

综合上述两方面含义，可以把“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借以发生的基础”，归结为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由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社会总收入的分配关系，实质也就是生产关系或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二是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决定的生产者自身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以及他们的固定资本补偿的比例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中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等(以下统称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

正是这两方面的基本因素，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形态。后一种因素社会分工比例关系或产业结构关系，具有社会化商品生产的一般性;而前一种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这体现了资本主义供求关系的特殊性，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供求关系的本质。这种本质的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会经常出现不平衡，并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见，在这两种因素中，所有制又对社会分工或产业结构起能动的决定作用。为什么这么说?这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是生产过程的控制者、指挥者;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狭义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因而它不但对商品流通的供给与需求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对作为广义生产关系另一层面的社会分工比例关系也会起决定作用。

马克思关于市场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以及所有制对产业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价值。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对产品分配关系起决定作用，又对社会分工比例关系起制约作用，这些作用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能动作用进行的，所以，它是在整个宏观经济形态起能动作用的基础层面。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当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如果只从市场的需求方面或者市场的供给方面来解释原因，并根据这样的解释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那是不能抓到问题的本质的。这里需要再次重复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告诫：“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应用上述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原因就清楚了：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出了问题。难道不是吗?简要地回顾一下，公有制主体地位逐步削弱与经济结构失衡逐步严重，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早在在1999年，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出，“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根本的是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缓慢” ，我们记得，那时，不少地方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已经开始搞MBO(经理层买断)的私有化“改制”。

——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我们看到，2004年末，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公私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为56%：44% ， 数据显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也是在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

——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我们看到，2008年末，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公、私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大体上是：46.6% : 53.4%。 数据显示在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2010年，中央领导同志撰文指出，我们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地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

——2014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这次没有公布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实收资本在全国实收资本总额中的比重，但是公布了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九个行业(从业人员占所有行业的91.5%)的各种所有制的从业人员的结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即生产领域体现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以，不同所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数据，可以清晰地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关系。这样，我们看到，2013年末，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内的从业人员占比，只有7.5%;即使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从业人员占比(36%)，全部算成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总计也只占43.5%;然而，私人资本控股企业是不能算成公有制企业的，如果把其中一半(18%)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那末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的占比也只占25.5%。 这样看来，在全国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只占从业人员总量的约1/4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到了严重地步!这样，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结构做出“重大结构性失衡”这样的判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到，对应于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中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开始“明显下降”(2005年)，到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2008年)，到在“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到了严重地步”(2013年);相应地，中央领导同志对产业结构的状态的描述，也在逐步加重，从“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2005年)，到“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日益显现”(2010年)，直到“重大结构性失衡”(2016年)。

可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分析，应当承认，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了。为此，要调整好经济结构，就必须从恢复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做起!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3、《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4、《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5、职能资本家是职能资本的人格化。在《资本论》中，职能资本指投入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即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非职能资本，是指与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利用信用制度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即生息资本(银行资本)。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6页)。

6、《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7、江泽民：《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0页。

8、参见何干强：《公有制经济振兴之路》，[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第96页。这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9、胡锦涛：《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10、参见何干强：《公有制经济振兴之路》，[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第96页。这个数据经济普查部门没有像2005年那样明确公布，是作者根据公布的数据估算的。在估算中，对股份制中的公有实收资本的比重进行了高估。

11、李克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求是》2010年第11期。

12、参见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刻不容缓》《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本文的数据是根据该文数据进一步加权平均算出。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