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问题重回世界舞台中心

150年前，马克思发表《资本论》。马克思主义迅速席卷欧美，甚至在遥远的中国也深深扎下了根。原因在于，马克思抓住了当时欧美世界问题的要害，就是资本问题。

《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专着，然而与主流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这本书选择了独特的视角，认为经济问题的核心在资本，把经济问题约化为资本问题，把经济问题与资本问题等同。而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则不然，它关注的问题是市场体系，仅仅把资本看成市场体系中的一个要素。

马克思认为，资本可以影响和决定市场。资本是决定者，市场是被决定者，资本的自由可以毁灭市场的自由。只有资本自由，而无什么市场自由。或者说，在市场中，有资本者有自由，无资本无自由。而且，有资本者的自由是建立在对无资本者的自由进行剥夺的基础之上。

而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则无意和有意地断然否定资本对市场的影响和决定，否认资本的自由会危害和毁灭市场自由，否定有资本者对无资本者自由的剥夺，而虚构出一个神话般的自由市场和市场自由，认为只要减少政府干预就可以创造一个自由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中，人人就享受平等的自由。自由市场简直就是基督教观念中的天堂。

事实上，不仅政府的可能之恶会危害和吞噬市场自由，资本的可能之恶也同样会危害和吞噬市场自由。而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知识界，却一味地强调政府之恶，而忽略资本之恶;一味强调政府干预对市场自由的危害，对资本干预对市场自由的危害则选择沉默和忽略;一味强调将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而却任由资本权力的肆虐和泛滥。

这样以来，就显得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西方主流知识界，或者是伪善的，或者是愚蠢的。他们所要保护的自由市场，实际上只是资本者大资本者的自由。保护资本者的自由，实际上也是保护资本者大资本者对无资本者小资本者的自由侵害和剥夺的自由。在资本者愈发自由的同时，无资本者却愈发不自由;在大资本愈发自由的同时，小资本者愈发不自由。

所以，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学当道，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知识精英当道，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出现分裂，富者愈富愈自由，穷者愈穷愈不自由。富者的愈富愈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恰恰建立在穷者的愈穷愈不自由基础之上，富者的获得是以穷者的失去为代价的。

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社会所发生的真实故事。

2008年美国之所以爆发了次债危机，原因是美国很多老百姓还不起房贷。很多人在指责美国政府金融监管不力，滥发房贷，但却忽略了更根本的原因，为何那么多的美国普通百姓还不起房贷，买不起房子?正是这场危机将美国民众近30年来收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真实情况的盖子得以揭开，举世哗然。原来普通的美国人只是在借钱消费，他们其实真的很穷，美国虚假繁荣的经济面具被击个粉碎。

2011年，反过味的美国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走上街头，发起了“占领华尔街”的政治运动。他们提出的口号甚为经典，叫“1%对99%”。意思是社会的财富，经济发展的好处，乃至社会的自由和权力，大部分却被1%的人占据和拥有了，而剩余99%的人却啥都没有。

美国的普通民众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被宣扬市场自由的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阶层欺骗了，因为他们发现到头来拥有自由的只是那些属于1%的人，而作为属于99%的自己，自由只是别人灌输给自己的一个梦幻。于是他们不再相信主流知识的宣贯，他们果断抛弃“政治正确”。

同样的故事版本也在欧洲上演，有人把欧美民众的这种新动向叫做“民粹主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汇。民粹主义的实质是，欧美的普通民众，对包括主流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知识，以及建立在主流知识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感到失望和愤怒，因为它们偏袒和保护属于1%的别人，而却歧视和剥夺属于99%的自己。

正是在民粹主义大潮的推动之下，又发生了后来的英国脱欧，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等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其实这些“黑天鹅”并非真的是“黑”色的，而是固有的知识缺陷蒙蔽了西方主流知识界、精英界的眼睛，降低了其智商，让其变得愚蠢和虚伪，无法去看清一个真实的世界，把本来正常的白天鹅也看成了不正常的黑天鹅。

与欧美民众对主流知识感到失望和厌恶相对应，有一本强调资本对市场危害的非主流的经济学专着却大受他们欢迎，“意外”地在欧美成畅销书。这本书出版于2014年，作者是一个70后法国经济学家，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书名——《21世纪资本论》。

该书的基本视角和基本判断都是在继承马克思的《资本论》，以资本作为研究经济的基本视角，认为资本会影响和危害市场，主要体现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该书用历史实证数据证明，资本收益率会长期高于GDP，长期高出社会产出和收入的增长。这意味着，资本对经济整体存在利益剥夺，这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是一致的。

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以来，欧美开始奉行主流经济学，奉行新自由主义，去国有化，减少政府干预，维护和保护市场自由。上文已经指出，所谓的保护市场自由，实质是保护资本的自由。于是从此以后，资本开始大肆扩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作用逐年增加。社会财富和收入开始愈发向少数大资产者倾斜和集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开始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最终导致“1%对99%”社会分裂局面的形成，催生了民粹主义。

可以把1980年代以后资本在欧美扩张的过程叫“资本化”，更准确一点，是“再资本化”，因为在1980年代之前的20世纪的时间里，在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经济危机，以及罗斯福新政等马克思主义式的经济政策的压力之下，欧美经历了一个持续七八十年的“去资本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力逐渐下降，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程度则逐渐上升。

所以，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这30年是欧美社会最幸福的时光，不仅经济高速发展，而且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欧美历史上相对最平均的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增长成果能够为普通民众所分享。

二战结束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节奏实际上与欧美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30年，也是一个“去资本化”的过程，只是中国的去资本化与欧美存在两点不同。

一是中国的去资本化采取了极端的形式，即共产主义形式，彻底废除了财产的私有，废除了个人间的市场交易，废除了市场自由。当然结果证明这样极端的去资本化是一场错误和失败的社会试验。

二是，在去资本化之前，中国并不存在欧美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和资本化。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是资本主义，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个敌人。新中国之前，中国的经济也一直没有太大起色，也没有经历过资本化。历史教材把新中国之前的社会说成半封建社会，把那时的经济说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都有很大的误导性。

更准确地说，那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儒家道德社会，以个人道德为中心，而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时的经济是儒家道德下的市场经济，也是无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现在的主流知识认为市场经济起源于现代的西欧，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这只是欧美人囿于自身狭隘历史的井蛙之见，一些西化的中国人也跟着“西云亦云”。

实际上，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存在着四种形态的市场经济。第一种形态的市场经济，就是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在中国自古有之，与中国文明同时起源，是个自然存在，不存在什么进化的问题。第二种近代欧洲出现的基督教市场经济，这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之外的地方首次出现，比中国晚了近万年。所以，我不得不怀疑，西欧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文化西传的结果。第三种才是在19世纪下半期逐渐形成的去基督教化的世俗的纯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第四种则是，199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市场经济的起源和形态问题，以后将专文论述。这里我们要明白的是，市场经济是起源于中国的，是与中国文明同时起源的。但是中国传统的市场经济是道德的市场经济，以个人道德为中心，而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当然是反资本主义的。所以，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本身绝对不是什么新东西，新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形态，由以个人道德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传统的中国市场经济是讲道德市场经济，而现在的市场经济则是不讲道德市场经济。

1980年代以后，中国和欧美的社会依然保持同步，都是开始否定此前的去资本化，而开始资本化。资本的势力开始逐渐扩张，资本的市场的影响和危害在逐渐加强。

2008 年之后，经过大约30年的积累后，资本问题终于在欧美开始凸显和爆发，上文以及述及。与欧美不同的是，这是中国的第一次资本化，而欧美则是第二次。欧美的资本问题主要表现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上，这最终导致了欧美社会的分裂，分裂为“1%对99%”。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也在逐渐扩大，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过剩资本对市场秩序所带来的冲击和危害。

资本对市场的影响和危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短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资本过剩阶段。在资本短缺阶段，一方面因为资本的规模普遍不大，大家都还是穷人，所以，资本这时还是质朴的，会通过老老实实地参与产业而获利，通常会去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不会想着去操控市场。所以在这个阶段，资本对市场的影响是正面的，对市场而言这时的资本是善的。

资本对市场的危害主要存在于第二个阶段，出现资本过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会出现两个新变化。一是资本的规模则扩大，很多人成了有钱人，成了有很多钱的人，成了土豪。这导致这些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有钱就变得很任性，就希望自己拥有并且会凭借资本的影响去谋求特权;另一方面则是变得不劳而获，希望用自己的钱去生钱，而不想再辛辛苦苦地区干实业了。

资本过剩阶段的第二个新变化是，实体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回报率和投资机会在下降。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导致过剩资本开始大规模脱离实体经济，通过操纵市场，扭曲和扰乱市场价格的方式，去谋求暴利和增值保值。

中国资本过剩的局面大概在2005年左右形成，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房价开始加速上涨，金融业增加值在GDP的份额开始逐年上升。从此，资本开始危害市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是催生房价暴涨，迅速拉升企业的运营成本和个人的生活成本，让实体经济承受压迫;另一方面是近两年表现突出的，恶意外逃，干扰人民币汇率，让其承受失控和崩盘的风险。

当资本问题成为或再次成为全球社会的主要矛盾之后，资本问题就再次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那么如何消除资本的危害，扞卫真正的自由市场和市场自由，也必将成为全球政府和经济政策所关注的核心。要消除资本的危害，即必须对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下一步全球经济政策的重心会转向资本管理，而非此前的需求管理，或者供给管理;会转向资本侧，而非此前的需求侧或供给侧。需求和供给属于产业的概念，属于实体经济的概念，这些都是主流经济学比较强调的，但是却无法涵盖和解释资本对市场的影响。

要树立正确的资本管理的概念，进行有效的资本管理，必须抛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视角和理念，而采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视角和理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事实上是以资本管理为中心的，只是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形式，即消灭财产私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不主张对资本进行管理，而强调放任资本的胡作非为，而形成资本管理的另一个极端。

实践证明，这两个资本管理的极端都有害于社会。前者根除了资本之恶，但却放任了政府之恶。后者限制了政府之恶，却放任了资本之恶。两者都破坏了自由市场和市场自由。

所以，中国应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探索一条资本管理的中间道路，做到既有效地限制政府之恶，又有效地限制资本之恶，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由市场和市场的自由。

至于具体该如何展开资本管理，将在下篇文章进行详细讨论。

【蔡历，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历史心性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