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人不可无魂国不可无文

人不可无魂，人无魂则死。国不可无文，无文化则或衰或亡。

民族是文化的生命载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境遇会在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的地位变化中表现出来。当一个民族的政治环境处于稳定和发展的时期，人们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怀有无限的崇敬，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稳定发展和统一时，儒学的地位很巩固。可当国家陷于混乱时，儒家的地位就会动摇，如魏晋时期道家的兴起。当国家又趋于统一和稳定时，作为大一统的精神支柱的儒学又会再度复兴，如宋代以理学形式出现的新儒学支配了宋、元、明、清各个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列强侵略下陷入民族危机时，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发生危机。人们对一向崇敬的固有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学产生怀疑、反对和否定性评价，如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和反对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传统文化仍然是传统文化。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与其说是单纯的文化变革，不如说是政治革命的辐射，是政治变革要求的文化折光。不管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这种文化之争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动因。主张批判旧文化、批判孔学的人与维护国粹、维护传统文化的文化本土主义者的争论，不单纯是文化问题上的是非之争，更有文化之争背后隐含的政治之争，即要不要变革被中国传统文化维护的封建制度，追求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文化之争，不如说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社会走向之争。

中华民族的复兴当然包括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衰颓局面应该改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映在文化上也应该有特色，而最能体现其特色的社会性先进文化，不能是排斥自己传统的文化，而应该是包含自己传统因素的文化。孔子仍然是孔子，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传统文化。可中华民族处境不同，对自己文化的评价不同，文化自强、自信、自尊的态度也会截然不同。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争论，与其说是文化危机，不如说是民族危机。在当代中国，与其说是单纯的文化复兴，不如说是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只有复兴，才可能有文化的复兴，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有显着地位，而且在文化上再现辉煌。一个屈辱的民族，在文化上也是屈辱的，即使它拥有文化名人，有辉煌的文化历史，也同样不为强国所尊重，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族文化与民族境遇，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政治与文化又存在区别。政治变化的周期相对较短，而文化评价是长期的，是历史的。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态度，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变革的需要，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会因此而被永远打倒。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搞虚无主义，也不能搞民粹主义。应该弄清我们究竟应该继承什么文化遗产，拒绝什么文化遗产。这也就是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不像苹果，可以切除烂掉的半个，保存好的半个。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外科手术都无法解决文化继承的问题。这就涉及消化问题，涉及咀嚼问题，涉及肠胃功能问题。所谓消化问题、咀嚼问题、肠胃功能问题，也就是文化研究问题。我们需要有一批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有理论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立足当代，面向世界，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与科学发展的需要，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真研究，真正区分精华与糟粕，通过反哺式教育，传递给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方面，生产力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另一方面，社会道德水准却不断下降，价值观念发生危机。这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就出现了。卢梭在他的获奖论文中，发现了这个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个矛盾。马克思论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性问题，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问题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失衡，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西方有的思想家设想了一种混合结构，即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有些思想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失衡而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科技发展，倡导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同样是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想。只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并举，并且毫不放松抓到底，才有可能逐步解决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长远的目标，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文化繁荣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之魂。没有发达而健康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使高楼再多，高铁再长，钱袋再鼓，也最多是暴发户，是所谓的经济动物。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中的文化观念，它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文化形态。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以耳濡目染、润物无声的方式起作用，而哲学社会科学则是理论的学术形态，它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系统性。哲学社会科学处于人文文化结构的上层，它能丰富和提高一个民族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层次，并通过各种渠道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发挥它的教化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有利于全民族思想理论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加强我们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不容易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没有自觉的道德纪律、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固然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科技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但也不可忽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和较高的文化修养的作用。人的素质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而素质不只是单纯的科技水平，它还包括人文素质，其中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素质，如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和专业特长，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造魂运动。有了这个魂，我们的事业就能长兴不衰。

（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着作和论文曾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两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吴玉章奖金一等奖。）

【察网www.cwzg.cn摘自《宜园杂论》(《陈先达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