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其自我调适

资本主义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阶段性的经济危机和各种政治丑闻不断冲击着西方世界战无不胜的神话;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衍生影响进行的激烈评判从未停止。深刻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树立强大的中国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金融资本膨胀引发公共债务危机和大规模失业

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态主要取决于资本扩张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在不同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会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如产业资本、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20世纪中后期,金融资本的崛起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上一个快车道,但面临的深刻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陷入“滞胀”,一度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却束手无策。于是,秉持新自由主义的政客和学者们提出以金融资本扩张为核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尤其强调:要减少政府干预,促进金融、贸易自由化。

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的虚拟经济,随着虚拟经济大范围拓展,市场上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资金融通”本来是由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却反过来主宰商品生产,金融资本逐渐成为主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利刃”。譬如,2010年希腊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为52.57%,而工业占比仅有14.62%。美欧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80万亿美元,比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50倍,比50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还高出十多倍。①金融市场上的交易绝大部分与实体经济无关,而只是钱与钱之间的投机博弈。据有关媒体报道,2012年全世界金融市场上,股票和债券交易额超过600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十倍。另有资料显示,实体经济每年创造的世界财富大约为45万亿欧元;而在金融领域资本运作市场的市值则高达2450万亿欧元。②经济金融化、虚拟化不断加速,金融资产运作脱离实体经济走得越来越远,导致实体经济不断衰落。

当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难以支撑整个国家的运转时,政府就债台高筑、陷入公共债务危机。欧盟的一些国家为了维持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和政府的有效运转,只能采用征税和发行国债两种财政融资手段。在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环境下,任何执政党都不敢轻易触碰增税的“高压线”。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欧盟国家只有频繁发行国债,这就陷进了“入不敷出”的僵局。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分析指出:富国现在的公共债务平均大约是一年的国民收入(或90%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负债程度之高也是自1945年以来所未有的。而发展中经济体在收入和资本上都不及发达国家,同时其公共债务水平也更低(平均大约为30%的国内生产总值)。③美国的主权债务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约为10万亿美元,到2013年10月已超过17万亿美元,主权债务余额约占当年GDP的103%。④在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富有,可他们的政府却困顿。欧洲就是一个典型——它拥有世界上较高水平的私人财富,同时却面临最难解决的公共债务危机。为了化解欧债危机的经济困局,一些西方国家不得不向中国求助。欧债危机以来,中国持有的西班牙国债从4%提升到12%。不过,并非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英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要好一些,亚洲的日本受危机影响也相对有限。

虚拟经济的崛起摧毁了西方国家的大工业生产体系,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物质技术基础被严重削弱。金融业、生产服务业的扩张使资本主义陷入一个“没有生产的社会”,由此导致危机爆发:消费疲软、投资乏力、利率低下、流动性过剩、失业人口日益增多、收入下降等。工资贬值和失业已经慢慢爬上了社会的阶梯。⑤依据艾丹·里根(Aidan Regan)2013年的研究,金融危机之后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失业率分别一度高达27%、26%、17%和15%左右。更令人担忧的是失业危机在这些国家内部的分布情况。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全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处于42%～56%之间。⑥金融危机中的社会问题,再一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二、资本/收入比结构性上升与贫富两极分化

西方困境突出地表现在收入不平等上,一方面,失业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00-2010年的收入不平等重新回到了1910～1920年的创纪录水平。比如在美国,以工资为主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100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20年代工资不平等逐步扩大;30年代相对稳定;“二战”期间又急剧缩小,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50年代,美国的工资不平等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约为25%,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是5%—6%;从70年代中期开始,前10%人群和前1%人群的劳动收入比重开始上升,增速比平均工资要快,前10%人群的劳动收入比重从25%上升到35%,这10个百分点解释了前10%人群的总收入比重上涨了约2/3。⑦美联储在2012年6月11日的报告中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吞噬了美国人近1/5世纪的收入,美国家庭的中位数净资产仅在三年中就缩水39%,剔除通胀因素,美国人的生活大致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⑧

有些学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抑或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性)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持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这种分析尚不全面,没有触及金融危机以及收入不平等诸多乱象的实质。从深层看,造成这种经济困局的主要原因还是资本/收入比的结构性上升(特别是欧洲)。

资本/收入比的结构性上升,表现出来的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处于工资层级顶端群体(大公司高管)的超高薪水的出现。据估算,早在2000年,法国17位顶级企业家的平均工资已经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的498倍,到2001年,法国巴黎股市CAC40上市企业主的收入为最低工资标准的544倍。⑨由于银行家们可支配的资产最多,他们在世界权力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占据资本优势的企业主、银行家们的收入与最低收入者间的差距有如云泥之别。2014年企业税前利润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达到至少近85年来的峰值,与1942年创造的纪录持平。在2000-2014年,企业税后季度利润从5290亿美元上涨到了1.6万亿美元。同时,劳动收入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滑。在2000年,劳动收入在非农经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63%。在2013年,这一比重下跌至57%,这表明每年从劳动部门转移到资本部门的收入约为7500亿美元。⑩可见,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顽固地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而资本主义又无法超越由于资本持续不断复制所形成的内在制约,所以很难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本质上讲,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雇佣劳动关系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价值增殖”来实现“抽象财富”的增长。在金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量决定着收入水平,由于金融资本家的巧取豪夺,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也出现了分化,经济增长的大量收益流入中产阶级上层和富豪阶层的口袋内,加之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者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趋降低。所以,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广大民众打出了“我们就是那99%”的标语,意思是在美国只有1%的金融资本家是富人,而绝大多数民众(99%)都已经变成了穷人。自2016年4月11日开始,美国又爆发了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持续八天,有数千人参加,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

三、扭曲的自由民主体制削弱了公共理性

民主的内涵是“人民当家作主”,但这一理想的实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学者大多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体制是人类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便持有这一立场。客观地讲,美国民主政治的自由程度和制度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自由民主体制运转也面临一些日益恶化的问题:政治腐败、滥用自由、宪政弱化以及党派政治的两极分化。

自由民主体制的顽疾主要反映在总统制存在的问题上,譬如行政部门蔑视议会,常以“紧急状态”为由逃避已确立的规则和程序。从制度设计上看,总统制的关键就是将总统和国会领导权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其中包括总统再次得到提名需要国会成员的支持、国会成员控制着地方性的政党组织、国会成员可以接近来自基层的民意等。(11)但实际上,这些纽带关系已经被大大弱化。无论美国国会内的政党对总统如何不满,总统依然会稳坐白宫。如果总统使国家陷入危险境地,国会成员都没有权力以不信任投票将总统拉下马。当行政机关压倒其他部门,并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那么民主体制就不可能具有活力。

在西方世界,资本除了在经济领域无限地扩张,还会支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从而使上层建筑变成“资本增殖”的机器。无论总统还是议员,能否获得候选人的资格和当选机会,要看他们能否筹到足够的竞选经费,也就是能否找到支持他们的、财力雄厚的富豪来捐款。美国政客的重要本领除了演讲就是筹款,这已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颠扑不破的行为准则。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总开支超过60亿美元,让这场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大选。(12)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根本无法参与总统、议员的竞选。1996年在选举中获胜的参议员,平均每个席位都要花费450万美元,2000年又上升为500万美元,众议员席位的平均花费也超过了100万美元。(13)2008年,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给政客们的捐款高达4.63亿美元,其中51%给了民主党,49%给了共和党。同一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从这个渠道获得的资金比任何其他渠道都多——除了诉讼律师这个群体之外,奥巴马从金融行业的捐助者那里获得了3760万美元。(14)为了答谢资本家对竞选的支持,政府通过税收减免等规则和决议来回馈他们对选举的资助。

在美国,政治冷漠已经成为自由民主制度运行的绊脚石。自1948年以来,不到65%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总统选举的投票,而且在1980年之后的七次总统选举中,有四次的投票率不到55%。在国会的中期选举年份情况更为糟糕,在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中,只有大约2/5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15)投票率的下滑反映出美国民众对政府或政治人物的信心日渐衰减。据调查,2013年有79%的美国人认同:政府是由“几家只顾自身利益的大型利益集团所控制”,并且政府腐败现象十分普遍。201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3%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为了获得现金或竞选献金会出卖他们的选票,并且有59%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议员可能已经这么做了。66%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在乎选民的想法,51%的人甚至认为他们选区的议员不在乎他们的想法。(16)

正如托克维尔的警告:一旦政府被视为“陌生权贵的财产”,老百姓就不怎么关心村庄状况、街道治安了。老百姓就不再相信政府兑现承诺的能力了。一旦不满的老百姓开始把政府看做是别人的财产,他们甚至就不去投票了。(17)所以,问题不仅在于投票的人减少了,更在于公民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兴趣在下降。美国在1974-1994年间,全国范围内参选地方职位的候选人数下降了15%。加利福尼亚州的七个城市在2003年因为缺少候选人而取消了选举。说自己“可能会参加”或者“已经参加”政治竞选活动的中学高年级学生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1/5下降到2001年的1/10。在同一个25年里,对时事感兴趣的中学高年级学生的比例也在下降。(18)据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所做的民意调查,关于“你可以相信政府的决策‘总是’或者‘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正确”的说法,1964年表示认同的美国人有76%,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下降至30%,而到2010年1月则下降为19%。(19)党派之间在选举活动中挑起的政治分裂破坏了公共理性,这让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变得异常困难。所以,要么是强化党派差异,要么是寻求避世,支撑公民交往的合作、信任等价值规范不断走向衰落。

四、金钱与民主联姻助长了政治腐败及其娱乐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是以“金钱游说”为基础的,若是没有“政治献金”作支撑,民主过程就无法运转。据美联社记者乔纳森·萨伦特(Jonathan Salent)统计,大多数内阁成员净资产至少达六位数,许多人还是大公司的股东。如前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Donald Evans)在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汤姆·布朗公司拥有价值500—2500万美元的优先认股权;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曾任美铝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拥有该公司500—2500美元的优先认股权。(20)正如卡洛琳·华纳(Carolyn Warner)在《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制度》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在欧洲更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中,经济融合的进程、私有化进程、分权进程以及竞争加剧的进程为贿赂、回扣和其他形式的不法行为提供了新的刺激因素和适合的土壤——这些不法行为既是为了给政党和竞选提供资金,也是为了让权位占有者发财致富。(21)

政治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尽管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但在西方国家的数量比过去明显增加,对整个官僚系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尽管由物质利益引起的政府机关腐化是最普遍的形式,但腐败也产生在政府官员雇佣不当或者用违法手段来维护或提高他们权力的时候,“水门事件”中的参与者就是这样。再者,在机关首脑使用权位来满足性欲之时,腐败也可能产生,“韦恩·海斯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2)官员的不作为和恶劣行径日益突出,政府官员因政治考量而言不由衷、对公民的利益诉求反应迟缓,这些现象都促使人们对政治玩世不恭。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公民对他们的政府信任度很低,这种主观感受又因一些政治丑闻的曝光而不断强化。政治腐败存在于各级政府和各类公共机构中,如同病毒性感冒一样,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顽疾。

在资本主导的政治生活中,以视觉刺激、情感刺激为主的政治文化大行其道,政治娱乐化、庸俗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西方国家的政客很善于制作广告,特别是每逢大选来临之际,往往通过高呼一个口号、塑造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来制造话题和诱导舆论。所以,选民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谁最胜任总统或议员,他们更关心的是谁的形象最具吸引力,最能排解心中的不满情绪。当政治产品也卷进娱乐漩涡,严肃的事情变得过于轻松,“刺激”就开始从另一个方向作用于社会。一旦候选人的能力、专业知识和从政历练不再那么重要,甚至让外表、宗教信仰、种族、性别、年龄以及作秀的本事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砝码,一流治国人才就不那么容易脱颖而出了。(23)

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选战花费金钱过高,政治献金只会让富人对决策有更大影响力。“金钱民主”的一个后果,就是中产阶级被架空、被边缘化。“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的99%与1%的矛盾将长期化,最终会导致更大的危机。“短视民主”是“游戏民主”和“金钱民主”的孪生兄弟。(24)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将西方资本主义拖入了今天的经济危机,而且极有可能让西方世界陷入一场政治危机中。客观事实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步的终点,因此,近年来福山不得不对其着名的“历史终结论”作出进一步的推敲和更正。

五、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不断恶化增加了社会骚乱的风险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负心态越发膨胀,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话语权,虽然一向标榜人权、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但实施起来却大打折扣。2008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埃及代表非洲国家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题为“从夸夸其谈走向实际行动”,内容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行动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其中提到: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道歉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举动”,“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对过去给其土着居民造成沉重伤痛、苦难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向过去和历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创伤、取得和解”。(25)可是,西方代表们表达了对该项决议草案的不满,欧盟认为这一提案的语言不妥,特别是不能单独批评谋个国家。从这一事件的论调来看,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是有边界的,并非如他们宣讲的那么纯粹。

从价值层面看,人权、自由、民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只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界定这些词语,不分历史国情、发展阶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无异于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悲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策划和煽动的“颜色革命”让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陷入发展困境,长期的动荡不安使得民不聊生,西式民主严重“水土不服”。人权口号不是万能的良药,面对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相反,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有增无减,西方国家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理念是虚伪的,这突出地反映在种族歧视的问题上。如在教育领域,1964年的《民权法案》明确规定,禁止在依赖联邦政府财政支持的任何项目或活动方面基于种族、肤色、国家起源地等原因出现种族歧视行为和隔离现象,赋予美国医疗、教育、福利及法院等权力,强调那些辖区内的学校出现隔离问题的地区可以提出法律诉讼。(26)《民权法案》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法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种族隔离问题,相对促进了教育公平;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教育彻底摆脱了种族隔离。从现有的情况看,各州所建学校、同属一州的学校之间仍存在事实上的教育不平等。

种族压迫是美国特有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唯一在种族压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如今的种族压迫一如既往,不只是美国社会结构不起眼的附加物,更贯穿在所有制度中。对非欧裔群体的压迫已成为社会结构深层次的一部分。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种族问题”,如今种族鸿沟正发生改变,但并未消失。虽然有色人种已占总人口的1/3,但美国社会仍没有整合为一体,新的种族界限阻碍了所有人享有均等权力。白人主导的社会正向多元种族/民族社会过渡。曾经公然的种族歧视现在变得更加微妙。定义为少数族裔的人口数量正在上升,他们面临的问题也越发成为全社会共同的问题。(27)有学者估计,2043年,种族混杂将导致非白种人的数量超过白种人。非白种人人口增加会引起更多的种族骚乱,尤其当他们遭遇歧视、被压低报酬或人格受辱时;而本地人则会担心移民抢走工作饭碗或拉低工资水平。未来几十年里,移民人口还会不断增加,原先的白人乡村地区和小镇将面临为移民提供住处的挑战。(28)

正如“自由之家”在最新的关于美国自由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尽管美国的民主体制在许多方面依然非常自由、多元和富有韧性,但必须解决长期存在的以及新出现的非正义问题。譬如,持续的种族不平等、过于拥挤且滥用权力的监狱,这是由于在过去25年入狱人口比例上升了五倍。而黑人在其一生中某一时刻被判入狱的比例是3∶1——几乎是白人被判入狱比例的六倍。(29)此外,财富在白种人和非白种人之间的分配也是非正义的。如今白种美国人富裕指数高出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居民18至20倍之多。2009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一个典型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仅拥有5677美元,一个伊斯帕尼亚裔家庭的积蓄为6325美元,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一个“白种”美国人家庭却拥有现金、存款、车辆、房屋及地产、股票、债券和养老金等形式的价值113149美元的财富。1/3的非裔或伊斯帕尼亚裔美国人以及15%的白种居民根本没有财富,只有负债。(30)显然,自由民主所宣称的包容性、多元化是有局限的,它距离自身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六、社会发展面临治安混乱和道德靡费的双重挑战

西方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并拖累全球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上演了震惊世界的伦敦骚乱,加拿大则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潮——“魁北克之春”。法国更像一个火药桶,一场庆祝巴黎圣日尔曼队获得法甲冠军的活动演变成了激烈的暴力骚乱。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更是抗议和示威频发。随着危机的深入,最终波及西方最后的“净土”——素有“和平绿洲”美誉的北欧。(31)西方资本主义向来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最能吸纳民意、保障公民权利,可在混乱的治安状况下,所谓“先进的”西式民主依然束手无策。

资本势力主导下的社会体制,消费主义盛行、伪装欺诈泛滥,物质利益占据了文化和精神的制高点,以金钱衡量人的奋斗和职业成就,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可悲的特征。所以,当金融危机来临之际,美国1.5万亿美元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危及世界。(32)如果社会中的经济精英或政治精英都不尊重普通公民,那么,市场、法律和民主制度被标榜得再完美都是不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重拾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就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当文化和精神领域趋于靡费和混杂,社会怎么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当代着名伦理学家、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就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丢掉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德性传统,人类的道德已处于深刻的危机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陷入道德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性的;第二,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评价的选择是一种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选择;第三,从传统的意义上看,德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33)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房子里。世上大多数人只能住在肮脏而危险的地下室,但所有人都生活在美国、欧洲和亚洲那些强势公司的规则之下。这一点得以实现的基础在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适应了资本主义的目标、手段和势力。(34)在全球化的巨变时代,资本主义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在突飞猛进地扩张。同时,以贫富分化为主要特征的不平等也在持续拉大,由此产生了各种风险叠加的社会后果,治安混乱和道德靡费正在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七、西方资本主义面对困境的自我调适

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发展困境,促使其进行反思、调整和改革。二战结束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变化的形势逐步进行自我调适,借助资本主义的制度内力量努力消除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也取得了一些效果,据穆迪分析公司2015年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已持续六年,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1.8%。201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增长0.6%,GDP总量约为2.5万亿欧元,略高于2008年第一季度的数值,这表明欧元区花了八年时间,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35)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自我调适产生的新变化在许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影响。

为了削减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国家干预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经济领域的调整以金融行业为重点,政府通过采取有效方法,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接管援助”作为重要形式,政府通过接管一些濒临破产的银行或公司实现了“国有化”,将危机蕴含的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点。此外,国家干预还体现在处理劳资关系的问题上,政府通过变更各种劳资关系形式,把劳资双方的冲突维持在资本主义制度可控的范围内。比如德国,政府提供法律和政策指导,将劳、资、政三方结成社会伙伴关系,促进形成长期合作、相互信任的劳资关系。与美国相比,德国大公司更多维护了工人权利,他们限制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保护许多高技能工人的权益,所以德国的工资中位数要比美国高,工人阶级更富足、安全感更强。(36)瑞典政府提倡科学技术创新与“产品市场”自由化相结合,利用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备的福利制度分担市场风险。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破坏了基本平衡的政治生态,一些极端政治势力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抢眼,极右、极左政党在多国胜出,尽管没能动摇主流政党的地位,但其影响在全欧范围内明显上升。(37)在严峻形势下,一些国家开始采取积极的改革来应对资本主义制度被动摇的风险。以希腊为代表的小国抓住机遇改革制度,减少福利,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公务员规模等,顶住选民和资本的压力进行真正的改革,以减轻危机。此外,在具有一定政治和文化传统,甚至形成特殊国民性的大国,如英国,卡梅伦政府将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抛弃而采取一系列非常规举措;德国在关键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政治,发出改革奇招。(38)

由于过度信奉“守夜人”政府,利益集团介入决策导致政府职能偏离了公共利益。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资本主义将政治改革的重点放到了恢复政府的自主性以及公共事务方面。欧洲的政府侧重于服务方式的调整,有效地遏制了利益集团对公共事务的过度干预;美国也作出了一些尝试,如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颁布了“说客限制禁令”,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于2014年开始对政治竞选捐款总额设限,这些改革努力都是为了遏制说客和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介入。但遗憾的是,由于保守势力比较强大,改革没有持续下去,收效甚微。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机—调整—危机”的循环影响下,一般都是在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府积极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交替变动。在这一变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社会主义因素逐渐渗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基本保持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容纳能力,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英国《泰晤士报》副主编阿纳托莱·卡列茨基(Anatole Kaletsky)提出:资本主义不断遭遇危机,但是最终都能化险为夷,因为资本主义总是以弯曲而不是断裂的方式来应对内外压力。(39)虽然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体系遭到破坏,但该体系不会立即消亡,只不过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要比人们欢迎的来得高,市场的动物性将受到国内和国际动物园管理者的严密关注,但不会扼杀自由企业的原则。”(40)经过若干次经济危机的洗礼,资本主义渐渐形成了自我调适的新体系,能够定期地自我恢复和化解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通过制度创新保持必要的灵活性,极力扭转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僵化的趋势。

资本主义还不至于因无药可救在困境中消亡,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1)西方资本主义千方百计地进行自我调适,这是其运行、存续下去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尽管如此,这种小修小补、阶段性的自我调适很难酝酿出更高的生产关系,因为从本质上看,资本私人占有的社会制度以及由逐利催生的权贵资本主义顽疾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历史进步的车轮终究会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资本必须转化为社会力量才能服务于人类共同体,贪婪的资本主义必然会被“联合起来的劳动”所征服,资本主义对“资本”的扭曲需要社会主义来纠正,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①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官方网站,转引自程恩富、杨斌《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困境及其出路》,载于《当代世界》2012年第5期。

②黄振奇、黄海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黯淡》,载于《红旗文稿》2016年第20期。

③[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57页。

④黄振奇、黄海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黯淡》,载于《红旗文稿》2016年第20期。

⑤[美]威廉·格雷德《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479页。

⑥[爱尔兰]艾丹·里根《欧洲资本主义多样性中的政治紧张关系:欧洲民主国家的危机》,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

⑦[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4—306页。

⑧黄振奇、黄海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黯淡》,载于《红旗文稿》2016年第20期。

⑨[法]蒂埃里·布鲁克文《精英的特权》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⑩[美]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87—88页。

(11)[美]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12)丁一凡《民主悖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13)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14)[美]亨特·刘易斯《经济学的真相:凯恩斯错在哪里》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页。

(15)[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16)[美]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页。

(17)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18)[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392页。

(19)丁一凡《民主悖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20)臧秀玲《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

(21)See Carolyn M.Warner,The Best System Money Can Buy:Corrup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22)[美]约翰·C.博伦斯,亨利.J.施曼特《美国政治腐败——权力、金钱、美女》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2页。

(23)本书编写组《资本主义怎么了: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制度困境》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24)本书编写组《资本主义怎么了: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制度困境》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25)张维为《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和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26)孙立新《美国移民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基于冲突论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27)[美]斯坦利·艾岑、玛克辛·巴卡·金、凯利·艾岑·史密斯《美国社会问题》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页。

(28)[美]斯坦利·艾岑、玛克辛·巴卡·金、凯利·艾岑·史密斯《美国社会问题》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9)[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

(30)[德]约瑟夫·布拉姆《美国有那么强大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31)宋鲁郑《中国政治自信从何而来》红旗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32)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2页。

(33)[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34)[美]道格拉斯·多德《不平等与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35)黄振奇、黄海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黯淡》,载于《红旗文稿》2016年第20期。

(36)[美]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页。

(37)《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4-2015)》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

(38)本书编写组《西式民主怎么了》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

(39)徐崇温《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417页。

(40)徐崇温《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41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3页。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年第11期。作者简介:徐浩然,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