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人论——对个人主义经济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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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乃至帝国-殖民地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之处[1]，除了“中国特色”这一个基本特征(立足中国立场和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基本国情，体现中国的民族性或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时代性)不同以外，就剩“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特征不同了。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需要在“社会主义”这一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下，确定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不同的公理性假设或逻辑起点。对此，海派经济学(亦称新马派)创始人程恩富教授，提出了“利己利他新经济人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等四大公理性假设[2]，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作出了开创新和奠基性贡献。[3]本文在此，在批判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仅对“利己利他新经济人假设”(亦称“新经济人论”)的内涵、合理性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做一些探讨，同时对个人主义经济人进行批判。

一、“共产的钻石”:另一种自然秩序

宣扬个人主义的思想家及其信徒们，常以基因具有自私的特性来说明个人主义的天经地义。但他们就是不说这个世界还存在另一种自然秩序——作为碳(元素)的同素异形体金刚石比焦炭和石墨坚硬万分、美丽万分的原因——金刚石的原子与原子之间全方位“共产(电子)”的共价键晶体结构，即自然界的“集体主义”(严格地说，是表现为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

化学知识告诉我们：金刚石(又称钻石)是碳的一种晶体，其中的碳原子之间都是以共价键结合起来的，故称其为共价键晶体;[4]在钻石晶体中，碳原子按四面体成键方式互相连接，组成无限的三维骨架，是典型的原子晶体;每个碳原子都以SP3杂化轨道与另外4个碳原子形成共价键，构成正四面体，如图1所示(图中，圆球表示碳原子，链接条表示共价键)。由于钻石中的C-C键很强，所有的价电子都参与了共价键的形成，没有自由电子，导致钻石不仅硬度大、熔点极高，而且不导电。

共价键这种分子或晶体结构形式(原子以共价键方式黏结成分子或晶体)，不仅存在于金刚石，而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这一“集体主义”自然秩序，表现出了个体(如金刚石)对外界强大的抗打击能力，铸就了美轮美奂的宝物——钻石。“共产的钻石”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是也。通过共享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如金刚石)，每一个体(如碳原子)的利益(如电子)反而不容易被外界“剥夺”或“诱失”。而同样由碳原子组成的焦炭，由于其成员(碳原子)之间缺乏共享的关系，在不太高的温度下和氧气的“蛊惑”下，就将自己燃烧成烟而随风飘散。而碳的另一同素异形体石墨，轻轻敲打即粉碎。

第二，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某个体的利益往往需要融于集体利益之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之间存在共有共享的关系。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就一定会走向奴役之路的观点，不过是以个人主义那狭隘、极端、阴暗的心理去揣度所有人了。

事实上，有一种利益叫做集体利益，它与某群体内的所有个体都有关，但又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算术加总，而是个体利益中剔除了相互冲突部分和不能分享部分后的利益，如金刚石分子中两两碳原子之间共享的“电子”。集体利益，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小团体、一个阶级的利益，大到民族大利、国家大利和天下大利。这样的“大利”，中国古人称之为“义”，为了“大利”之所为谓之“义行”“义举”。

集体利益，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具有外部正效应的公共品”——洁净的空气和水源、便利的交通运输、国防安全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以外，还包括共生利益，即以他人利益为前提、甚至是互生的个体利益，比如说，友谊、爱情、亲情、诚信仁义的社会风气、和睦的家庭、抵御外族入侵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团结互助等;又比如说，个体所拥有的商品化的财富，也是以他人富有为前提条件的，尤其是在分工和交换的成分很高的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中，更是如此。

把个体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把个人利益狭隘地与集体利益对立起来)，强调集体利益重于纯粹的或极端的个体利益，我们称之为集体主义(即我们常说的“顾大局”或“大局观念”)。当集体主义扩张到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时，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集体主义，区别仅仅在范围大小的不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

中国先贤教导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是因为中国先贤们睿智地发现了，个人利益往往是以他人利益的存在为前提、个人利益不能脱离集体利益而长久的社会规律。中国汉字中的“国家”一词，充分说明了“国”与“家”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古人对社会主义的推崇——“国”是众多“家”构成的“大家”， 没有了“国”就没有“家”、没有了“家”也无成其“国”(没有了“家”的“国”也成为抽象的、空洞的“国”了)。

二、对个人主义的批判

个人主义者以其极端、狭隘、短视的思维和片面的认识，经常是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或无视集体主义自然秩序的存在，即使无奈承认集体主义自然秩序的存在，也是将其误解或篡解为片面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的“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认为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消除私人产权、甚至家庭，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对立起来，而不懂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

个人主义往往体现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在个人主义者看来，这个世界就是“砂砾堆成的沙丘”，即所谓的原子式个人主义世界观。个人主义者推崇的价值观是“个人优先原则”，这种价值观在政治上就表现为自由主义，在社会形态构成上就表现为契约性联合体。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微观思维，在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又被称为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同时将人看成是鲁滨逊荒岛上孤立的人;二是将微观经济行为规律以算术加总的方式推导出所谓的“宏观”经济规律。

(一)对于原子式个人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

马克思认为：“个人主义并非人类的福音书，它‘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5]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

个人主义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既有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也有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还有共享集体利益的关系。“人作为社会存在与个体存在的统一，同时具有社会共同利益和个体利益”[7]，而且，个体利益本身还是社会利益的一部分。

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实上具有多重属性。现实社会中的个人，他不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某个家庭的成员、某个生产组织的成员、某个团体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的成员，甚至于，他还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对此，就连自诩要扞卫个人主义的哈耶克也是反对的，承认“原子式个人主义”是非社会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也就毫无益处可言了”。[8]

(二)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优先原则”或自由主义，逻辑难以自洽

按照个人优先原则或自由主义，有“你抢劫我，是你的自由”、“我抗拒你抢劫我，是我的自由”。问题是：我究竟应该被你抢劫呢，还是不应该被你抢劫呢?或者说，究竟是你的权利优先呢，还是我的权利优先呢?很显然，在这种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个人优先原则”或者说“自由主义原则”并不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评判标准。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实际上是野蛮的弱肉强食主义。

至于说到真实世界权利的界定，“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真理，这就与“个人优先原则”不相干了。

面对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危机，哈耶克在上个世纪冲了出来，试图拯救个人主义。他一方面宣称，他所信奉的“真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9]。但是，从其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准则或反集体(社会)主义政治准则来看，看不出与他所批判的“伪个人主义”有何不同。

至于说哈耶克认为“值得称赞”的“民主政府必须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每个公民选择自由的方式去实行它的经济计划”[10]，不过是自相矛盾的“个人主义的幻想”罢了。

既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每个公民选择的自由”，那么又如何才能实现必然要限制个人选择自由的经济计划呢?看看中国当今房价不断飙升的房地产市场，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要保护企业主赚钱的自由，就难以保障工薪家庭都能买得起住房;而要保障工薪家庭都能买得起房，就需要限制房地产开发商定价的自由。

当然，个人主义者也可以辩护说，他们此处所言的“自由”仅仅是“选择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要“保障公民某种水平生活或者能够平等地共享社会财富”，那这种“自由”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权利”、一个大忽悠(如你失业的自由、贫困的自由)。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送个人主义的美国政府，无情地镇压“占领华尔街运动”、“二战”以后到处发起侵略战争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伪善性。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自由”，实际上只是强调他们剥削和掠夺的自由，而绝不允许广大无产者拥有剥夺剥夺者的自由，决不允许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独立自主生活的自由。

哈耶克还宣称，他驳倒了对个人主义的“最为愚蠢的误解”——“那种认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或者是以这样一项假设为基础的)观点，而不是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的观点”。[11]哈耶克在这里，似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拿起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批判他认为的“最为愚蠢的误解”(个人主义是原子式个人主义)。

哈耶克在这里玩起了诡辩的小聪明——用对手的观点来批判对手，然后坚称对手误解了自己。但是，他面临这样一个逻辑难题——如果他不主张“原子式个人主义”(他认为这是“伪个人主义”)，那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基本理念——“个人优先原则”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难道建立在将人看成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上)?如果连“个人优先原则”也不主张了，那他还是个人主义者吗?他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又究竟是什么主义?难道是一个既非集体(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通向奴役之路的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又非个人主义的“怪物”?

个人主义者们在其意识形态岌岌可危中，似乎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们宣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给出的关于‘个人主义’的重新阐释，抛弃了把抽象的个人权利作为理论预设的个人主义范式，而在社会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理解的基础上，把‘个人主义’充实或者转换为一种社会理论，从而可以更好地回答社群主义及其他批判者对‘个人主义’的驳难，可以实现个人主义的‘突围’”[12]。

但是，他们除了这样大声高呼“个人主义突围”和沉恋于“幻想”以外，提不出任何立足于“社会历史性”和“现实的个人理解”的、有益于民生的改善和社会进步的、能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案和措施。不过，个人主义理念虽然无益于成事，却败事有余——“二战”后，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众多国家在个人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的冲击下政权倒台、社会分裂。个人主义理念成了美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所谓和平演变软实力是也。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毒瘤。

(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微观思维)，使他们不可能理解真实经济社会

第一，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存在严重的误点。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引领下，将社会中的人看成是荒岛上的“鲁滨逊”，并引入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进而构建其经济学理论体系。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在其理论体系中充当着基石的地位，然而却存在严重误点。

程恩富教授认为，“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即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的理念存在“八大误点”——源于功利主义、同预设主义相吻合、存在历史唯心论意蕴、渗透着形而上学的偏见、存在“经济-道德”二元悖论、奉行唯理论的教条、崇尚人类低级本能的意识、局限于“店老板”的狭隘思维和人性异化心理。[13]

正因为如此，程恩富教授认为：对应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应该以“整体主义(即集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为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确立“新经济人假设”，作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程恩富教授提出，“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14]

其实，在良好的制度和经济活动中，如在共生共享的集体制度和经济活动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的过程中，个人利益在总体上也是最优的(哪怕是在某时或某个别行为上，个人利益好像没有实现最大化);反之，一损俱损。这个道理是简单的——“锅里没有，碗里哪里来呢”。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孺皆知的常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社会主义基因的表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及其信徒们居然不知道。

相反，在一个糟糕的(如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经济活动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分裂的(资产者是不可能与无产者形成共享利益集体的)，常表现出“一边是资产者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无产者贫困的加深”，在此种状况下，个人也是难以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最终难逃“囚徒困境”。这是集体建构理性缺失的恶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主义经济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利己利他经济人”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故利己利他经济人，又可称为社会主义经济人或集体主义经济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很有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头脑中武装了“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的人，一定会努力反对社会主义、解构集体建构理性的。丁堡骏甚至认为，“用(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塑造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必然灭亡”。[15]

第二，理解真实经济社会需要宏观思维，即系统性或结构性思维。

中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市场机制下的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严重的金融安全和财政安全隐患(货币严重超发和政府债务高企)，也充分说明建立在“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西方新古典综合派在中国的失败。

正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使得他们所创建的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基本没有“宏观”(“系统”或“结构”)的思维，成为了一个怪胎(“没有宏观思维的宏观经济学”)。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主张的以利率、汇率和税率的数量调整为工具的所谓的“宏观调控”，基本上都是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着眼于微观的微调。[16]倒是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信贷规模管理、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五年规划和中长期规划等，是真正的宏观调控。

当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不可能构建出具有宏观思维的宏观经济学，因为这要求他们必须面对经济社会(这个系统)中存在的最基本的结构性因素——生产交换关系(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需面对在某种生产交换关系(如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关系)下，民众的福利和社会再生产可否持续的问题;可一旦回到真实世界，他们也就无法玩弄那“专业经济学家惯用的伎俩”[17]了。

总之，“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是资产阶级剥削意识的理论形式，是资本主义特定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反映”[18];在当代，个人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者对外侵略和掠夺的重要工具。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个人主义泛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必须在以社会主义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新经济人假设”基石上，通过“系统”或“结构”的思维，实现微观到宏观的合理飞跃，才能将其建构为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经济学(而不是让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经济学，更不是让帝国主义者寄生和掠夺的帝国-殖民地主义经济学)。

三、两种经济人理念的案例比较

前面已经提到，个人主义经济人和利己利他经济人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么，这两种“经济人”的行为效果究竟如何呢?究竟哪一种富有智慧或符合理性、哪一种符合文明的标准呢?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案例来比较分析。

(一)囚徒困境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放出去，抵赖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判八年，比起抵赖判十年，坦白还是要好些。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显然，从集体主义的角度或最终结果来看，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该案例充分说明，个人主义经济人自以为聪明却干了傻事，即从个人主义角度看最优的选择，从集体主义角度看不管是对个人还是集体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鄙视的“自私”、“不顾大局”的“小聪明”。国际军备竞赛、国家之间的关税战、公司之间的广告战、人类对大自然疯狂的掠夺和破坏，都是个人主义经济人所面临的“囚徒困境”。

(二)两只山羊过河与踩踏事故

“两只山羊过河”的寓言告诉我们：各不相让的两只山羊，最后只落得掉入河中被淹死的悲惨命运。这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不明智的最为极端的表现了。这样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其实是把人看成是仅具有弱肉强食本能的低级动物了、或者说是只看到了人的动物本能(西方主流经济学居然将这种动物本能当做理性，真是莫名其妙)。然而，这种极端的、不明智的、弱肉强食的个人主义行为，却累累在现实中发生，如以下惨烈的踩踏事故：

1982年10月20日，莫斯科列宁体育场发生踩踏事件，导致340多人蒙难。

1990年7月，朝圣者在麦加通过一条长500米、宽20米的隧道前往阿拉法特山，参加朝觐仪式时，发生洞内拥挤踩踏事件，导致1426人因窒息或被踩踏身亡。

2004年2月1日，沙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发生朝觐者拥挤践踏事件，导致244人死亡，244人受伤。

2005年8月，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谣传将遭到自杀袭击，什叶派穆斯林在一个大桥旁发生踩踏事件，至少1005人死亡。

2008年9月，在印度西部焦特布尔钱姆达庙踩踏事件中，147人死亡，55人受伤。

2010年11月，柬埔寨首都金边发生踩踏事件，353人在送水节的最后一天中丧命。

2010年7月，在德国杜伊斯堡露天音乐节踩踏事件中，19人死亡，342人受伤。

2014年12月，上海外滩发生拥挤踩踏事故，导致36人死亡，49人受伤。……

但是，诸多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集会和行动，却没有发生这种踩踏事故。究其缘由，乃在于参与人是否有组织、个人的行为理念是个人主义经济人还是集体主义经济人的分别。当个人主义经济人从“小聪明”演变为“弱肉强食”时，就已经不仅仅是不明智了，还具有了野蛮的特征。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建构的一切文明的道德、伦理和制度，在个人主义经济人头脑中被清扫得干干净净，其反文明性可见一斑。

(三)经济危机与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从根源上看，同样与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分不开(当然，这还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榨取无产者剩余价值的无尽欲望，导致日益扩张的生产力与广大民众相对萎缩的购买力形成了冲突，进而使得资本主义再生产无法持续，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大量企业倒闭，不仅让无产者大规模失业使其陷入贫困，还让众多中小资本家破产。

更为糟糕的是，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争夺国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走向帝国主义，对外发起侵略战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上亿的人口伤亡、无数的财富被摧毁，德国、苏联和中国人口伤亡都达数千万，日本的长崎和广岛两个工业城市还遭受了美国原子弹的轰炸、几百万人深受其害，都是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给人类(包括侵略者及其无辜的国民)带来灾难的铁证。

反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这七十多年，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笼罩这个世界，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同样不是光明和安宁，反而是频发的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颜色革命等)和战争、数千万人口的流离失所和经济社会的动荡不安。个人主义经济人，在此，不仅体现出了“小聪明”和“野蛮”的特征，还体现出了“贪婪”与“自我毁灭”的特征。我国道家学说所强调的“物极必返”道理，也为我们揭示了“贪婪”与“自我毁灭”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

(四)集体经济南街村与空壳化农村

自从人类诞生开始，部落社会的形成，就充分说明了集体主义理念在人类社会形成了，更不要说国家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更是重要的内容之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家族观念等都是其表现。

就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两种不同组织模式(集体经济和包产到户的家庭经济)的不同发展结果来看，也可说明集体主义经济人理念与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的优劣高下。南街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集体主义、走集体经济的道路，社民们早就实现了全面小康，发展起了规模庞大的南街村集团经济，甚至还带动了本县(临颍县)北徐村、龙堂村、胡桥村、邢庄村、樱桃郭村等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9]

南街村集体经济是一个良好的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生老病死以及住房、教育、收入分配等问题上，让老百姓没有怨气、没有后顾之忧，营造了一个团结和谐、积极上进的氛围。第二，在分配上体现出公平合理。所谓“公平”，就是人人有份。所谓“合理”，就是对贡献大的，让他们多得早得、多享受提前享受;对贡献小的，少得晚得、少享受后享受，体现奖勤罚懒。第三，在管理上体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即推崇“傻子精神”，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人理念”，这是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意识保障。第四，基层党组织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党员率先垂范——公心大于私心、有吃亏奉献精神，这是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20]

南街村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焕发出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与之相对应的，是包产到户后的很多农村家庭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集体经济支撑而缺乏竞争力，不得不外出打工以补贴农业生产、或依附于下乡的城市资本，甚至抛弃农业生产、抛弃农村举家搬迁到城镇，农村面临空壳化危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或者说在社会生产的商品货币化关系日趋复杂的当代社会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与庞大的城市工商业资本的竞争中，是毫无胜算的。更别说被灌输了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的无产者了。

在南街村集体经济这一良好制度下，社民们将利他与利己有机统一起来，成为了脱离动物低级本能、富有智慧、文明、高尚的社会主义经济人了。同时，“小聪明”、“野蛮”、“贪婪”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念在南街村会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其行为甚至会受到规章制度的惩罚，以使其无处藏身。社会主义经济人在个人主义经济人看来，简直就是“傻子”，但这正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早已为我们揭示了的“大智若愚”——主观利他，客观一时一事损己利他、长期和总体上也利己，最后的结果是互利共赢。[21]这种利他利己辩证关系，不是只有“小聪明”的个人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智慧、文明与高尚的“社会主义经济人理念”，并不是人天然就有的，它不仅需要社会的教化、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为保障，才能形成和持久。至于那些以小人之心揣君子之腹的奇谈怪论，如“雷锋、邱少云也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利他的”，不过是坚信“上帝是男人”的不可证伪的唯心主义论罢了。当然，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自私的利他，那我们还是鼓励主张这种观点的人去实践。

(五)现实版“共产的钻石”：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

不管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前苏联还是中国，都表现出了极为旺盛的活力，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和伟大的崛起。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快速工业化和全国上下的团结一致，前苏联就难以抵抗“二战”时德国的侵略，也不会有中国完备工业体系的建立和“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以及新中国独立自主的保全。这都说明社会主义是一个高明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高级的良好制度。

如果说前苏联和中国都是地大物博的大国，其抵抗侵略的能力自然强，也就罢了，那么古巴和朝鲜这样的小国也能扛住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充分说明了一个国家推行什么价值观对于抵抗侵略的至关重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帝国主义包括思想意识渗透在内的多方位侵略下，诸如古巴等小国家仍然能屹立不倒，也正是因为其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倡导社会主义经济人理念。正所谓，“钻石虽小，但是硬”。而与其相对应的，是诸如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埃及等众多亚非拉国家，在美帝国主义所谓的“软实力”的攻击下，如“焦炭”“石墨”般被碾得支离破碎——不是政权被颠覆社会分裂、就是经济被掏空，甚至两者兼而有之。[22]

四、结束语

按照个人主义的信念——自然秩序就应该遵循，那么集体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同样是自然秩序，也应该遵循的。但这样以来，个人主义者就会陷入悖论之中。所以说，个人主义者的信念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也有可能处于对“共产钻石”的无知蒙昧中，更大的可能是为了某个非正义的利益揣着明白装糊涂、以欺骗他人)，他们只是片面、固执地遵循所谓的“自私的基因”所蕴含的自然秩序。而且，个人主义者的信念还往往处于分裂中——一方面他不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另一方面却又反对一切集体建构。这充分说明，个人主义哲学在理论上是极为不彻底的。

那么，在一个不彻底的哲学基础上，所倡导和塑造的“小聪明”、“野蛮”、“贪婪”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自然是非常糟糕的了，与其一脉相承的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经济也必然难逃“自我毁灭”的命运了。当前，日趋激励的国际军备竞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东南亚和拉美的动荡不安，英国的脱欧，美国退出《巴黎协议》，似乎都在向世人展现出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虽然我们尊重“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任由“洪水泛滥淹没我们的家园”。

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智慧，人类事实上是生活在一个命运共同中。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学，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建立在“共产的钻石”(集体主义)哲学基础上、与“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相对的“利己利他新经济人假设”——“社会主义经济人假设”，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若离开了这一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丧失。而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就难逃“资产阶级发财术”和“帝国-殖民地主义经济学”的窠臼。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14XKS001）；贵州财经大学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基金项目“基于绿色发展视角的中国农村经济模式研究”(2015swbzd17)。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程恩富教授的指导。

[1]注：所谓帝国-殖民地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这样的一种经济学，它由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灌输的、引诱第三世界国家走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的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如以欧美模式为榜样的片面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理论，如跨国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自己并不实行的自由化、市场化理论等。

[2]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6-29页。

[3]注：程恩富教授，是国内较早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他早在1994年4月7日就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的雄文，吹响了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号角。其经济学学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集中在《程恩富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重建中国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这三部着作中。

[4]注：共价键中的电子与原子核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库仑(Coulomb)吸引力，故共价键的能量在所有价键中是最高的，因而共价键晶体具有很高的熔点和较高的弹性模量(即不容易发生弹性形变)。

[5]卡尔·马克思着，中央编译局编译：《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94-196页。

[6]卡尔·马克思着，中央编译局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7]张怀承：《简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32页。注：严格地讲，“社会利益”不同于“集体利益”，所有的“个人利益”都属于“社会利益”的一部分;“社会共同利益”与“集体利益”近似，但仍不完全相同。

[8]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1 页(转引自梁峰：《当代个人主义的危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突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第29卷)，第83页)。

[9]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1 页(转引自梁峰：《当代个人主义的危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突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第29卷)，第83页)。

[10]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19页。

[1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1 页(转引自梁峰：《当代个人主义的危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突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第29卷)，第83页)。

[12]梁峰：《当代个人主义的危机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突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第29卷)，第84页。

[13]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6-29页。

[14]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6-29页。

[15]丁堡骏：《用西方经济学塑造中国，中国社会主义必然灭亡》，《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5月第8卷第3期。

[16]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详见刘明国：《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兼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主张的存款准备金率宏观调控工具，虽然类似于信贷规模管理的宏观调控特征，但是其僵化的管理程序(通过立法来实行)和事实上将其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政策倾向，使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意义大为下降。

[17]希克斯：《经济学展望》，余皖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1页(转引自马工程《西方经济学》编写组：《西方经济学》(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

[18]转引自张怀承：《简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第31、33页。

[19]红色南街村：《<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南街村》，乌有之乡网刊，2017年6月26日(http://www.wyzxwk.com/Article/sannong/2017/06/380706.html)。

[20]红色南街村：《<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南街村》，乌有之乡网刊，2017年6月26日(http://www.wyzxwk.com/Article/sannong/2017/06/380706.html)。

[21]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6-29页。

[22]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西方主导的媒体誉为“亚洲四小虎”，可现在已是风光不再了。

【本文首发于《海派经济学》2017年第四期，原标题《利他利己“新经济人论”再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