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观

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同一进程的两种内在契合且互补的表述形式。中国社会主义之于社会主义，正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当前者表现为后者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对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之具体运用的时候，则尚属于较初级的阶段，故而可以被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当前者本身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后者的普遍原理，从而具有更广泛、深远、普适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史意义时，则不必再过多地强调特色，而应理直气壮地将之标示为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作深切之阐明，则首先必须探究作为其主要批判对象与竞争对手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实质。

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的逻辑统摄一切社会资源，以资本的自我复制-繁殖作为社会的最高价值，依照资本的诉求进行各种制度设计与利益安排。就其文明形态而言，下述特征值得高度重视：

1）资本为核心的历史目的论：

一切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均依照是否有利于资本实现不断的自我繁殖这一标准被进行划分与评价，在此基础上，一切人类行为的核心被视作可进行量化计算的利益交换，一切人类社会之得失优劣均依照经济利益交换的量化原则加以衡量与解释。它赋予了历史空前的目的论与进化论色彩，并将一切前现代社会具有超越性的外在评价标准替换为资本的内在逐利要求。

人类社会的演进，被视作资本突破各种障碍不断壮大的自我实现过程，能促进资本实现这一目标的，是先进而值得追求的;与之相悖的，是落后而当破除者;与之不甚相关者，是边缘或附属的。这种历史目的论取消了人类诸文明体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与内在价值，使人类一切社会形态获得了可以被统一加以考量的基础，从而建立起贯穿着资本意志的体现高-低、上-下、中心-边缘、支配-受制关系的世界历史体系。

2）工具理性的极端应用：

与资本的利益扩展诉求相应，以追求现实利益的实现、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工具理性在整体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发展出无所不包的针对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观察、分析、控制、利用的系列手段。在不断强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与实施技术控制过程中，人从理性所服务的对象蜕变为被其驱使支配的客体。工具理性的极端应用，不但意味着目标只能被通过工具性的手段加以把握和实现，更意味着目标本身也被工具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科划分与专业分工，将知识的追求目标传统由真理替换为利益。

3）原子式个体假设与个人主义：

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确立，传统的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上的族群共同体逐步瓦解，资本得以摆脱一切中介直接将个体纳入其自我生产的体系，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有关原子式个体的假设，即将原子般分散独立存在的个体生存状态视作人类社会恒常的自然状态，使这一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现象去历史化，从而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辩护。从这一假设延伸出的个人主义，以个体作为社会构成之绝对基础和政治生活之出发点，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4）西方中心主义：

尽管资本的扩张某种程度上呈现为超越国家乃至取消国家的态势，但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壮大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相伴生，因而资本始终采取选择最强势的一个或几个民族国家作为实现其意志的代表，赋予这些国家的特殊历史经验以普世-永恒的外观，将依据此类特殊经验归纳的路向称作人类的必由之路，将上述国家的特殊利益称作人类之公益。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肇于西欧，大成于英美，其渊薮可追溯至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与犹太-基督教文明之结合，于是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依照这一逻辑，对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将进入“现代”。

5）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从来不是如某些学者宣称的那样通过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在世界贸易中，最遵守这一原则的恰恰是1840年前的中国)，而始终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武力入侵、种族灭绝、奴隶贸易这一系列极不符合自由市场原则的野蛮行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格局也始终有赖于各种暴力手段加以维系。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前期的英国与后来的美国均公开将自己称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直接借鉴吸取希腊-罗马的统治技艺，将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转化为殖民扩张的实践，将希腊人-野蛮人、基督徒-异教徒这样的古老划分转化为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的现实关系。

资本主义文明第一次将自然与人类统一纳入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将二者共同视作实现资本无限自我复制可进行征服、剥夺、索取的对象与工具，并依照资本的逻辑与利益对其进行利用与改造，故而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与深刻影响。它所确立的政治、经济、文化范式与价值，构成任何文明体在现代境遇中不得不正视与回应的现实。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逻辑、历史意义、根本矛盾及必然命运的基础上诞生与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但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更实现了中国文明传统中大量富于建设性思想的现代转化。相对于资本主义自萌芽到成熟长达五百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至今不过百余年，而中国社会主义则更只有九十年的时间，这决定了其文明形态必然是处于不断的迁变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存在某些不成熟之处，它既是已在和正在的，又是尚未在的。

故而对其特征的表述，要将历史、现实、理想这三重维度加以结合：

1）人民为本：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将人的全面自由与解放作为确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即让人从被资本所占有、使用、支配的物的异化地位中摆脱出来，将人作为人来对待和尊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意义上的人，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孤立的个体，而始终是活生生的在生产-生活的实践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

以人为本不但意味着社会所有制以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形式为基础，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为人民服务成为最崇高的社会价值，也意味着，不把人理解作某种具有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体，而始终将人看作是具备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以自我实践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实践主体，将人的本质通过其实践及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加以把握，将人民视作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信任和尊重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自我本质的实践。

2）以义制利：

以人为本的文明论基础，决定了道德教化在整体文明建设中的关键地位。正是因为将人理解作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而非仅依据自然本能生存的动物或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故而“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一问题始终存在，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的驱动作用的同时，更需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激发培育人的高尚情感和高贵品质，从而真正体认和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其核心，在于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公义的原则，强调在人民性基础上的义利之统一关系。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辩，既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主权的体现，也同时在塑造着新的历史境遇下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体性，而这种扬弃了在旧有剥削制度下所形成的自利特征的新的人本质，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与发展得以可能。因此，道德思想建设，不但关系到个人之修养心性，更对于整体社会的所有制乃至物质基础的维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中对义利问题的高度重视与由之引发的义理讨论，为此项精神建设提供了极丰富的思想资源。以义制利在本质上，意味着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坚持以政治逻辑统摄驾驭资本逻辑，确保资本的逐利性不会冲击、动摇、瓦解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共识，使其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长治久安。

3）集体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核心所有制及以人民为本的理念相应，在其社会建设中，超越个人的共同体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于共同体的归属、认同和奉献构成社会的主流价值。个体通过在共同体中的生活与实践，得以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改造自我并最终实现自我。

在此意义上，共同体不但是自我的延伸，更是自我得以可能的前提;共同体内部的各成员，既非同质划一丧失个性，更不是孤立隔绝彼此漠视猜忌，而是作为差异的自我，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的方式交往相处;个体间的矛盾与问题，在共同体中并依托于共同体加以消弭化解，对待矛盾，以沟通、协商、综合考量为主要方式，以各矛盾主体顾全大局、相互谅解、共同发展为目标，尽量避免使用易于激化矛盾的对抗性、竞争性的手段，强调在动态的发展中解决问题。这种集体主义既是中国文明中身-家-国一体的传统之延续，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将人等同于自利的动物、将人的本质理解作独立的原子式个体之个人主义倾向的扬弃，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新的人本质的体现。

4）平等和谐：

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实践基础上之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呈现和谐共荣的状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则亲亲而仁民，构成既差异又统一、既民主又集中、既自由又团结、既平等又有序的人民共和局面;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则仁民而爱物，不以盘剥奴役索取的态度对待自然及其孕育之生灵，取之有道，用之也慎，保育万物，和谐共生。特别要指出的是，和谐不意味着完全取消斗争，恰恰相反，斗争不但是和谐得以实现不可或缺的手段，且本身就体现于和谐境界之中。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对内不能以斗争清除不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甚至不断侵蚀破坏共同体的利益集团及其思想影响，则人民主权无法保障，人民共和无以维系;对外不能以斗争扞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和基本制度，则文明建设失其基石，和谐根本无从谈起。在与资本主义文明共存的历史时期中，与其进行斗争本身，就是为人类在资本主导的世界中保留一种更合理、公平、正义也更人道之生活的可能，从而现实地促进并构成世界之和谐。

5）天下关怀：

将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实践从中国推广至周边乃至世界，即构成文明论意义上的天下关怀。天下不是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的纯粹地理延展，不是依照暴力或资本的原则确立的特定利益范围，也不是以征服为旨归的压迫性的区域或世界帝国，而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具备不同的文化信仰习俗之人群作为平等主体所结成的文明共同体，它以文明认同为基础，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远近大小若一”为理想，以共进于太平为旨归。

天下关怀即意味着超越拘囿于特定时间、地域的得失考量，以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心怀与视野，担当起为天下苍生谋万世福祉的使命与责任。故内则修德立身，昌明文教，广纳远人，安民立命，外则秉持大公，扶弱济困，抑恶罚罪，存亡续绝。不以暴力征服的手段，而是通过榜样垂范的影响和感召，形成天下归心的历史大势，以不争而达至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安门城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并举，三个世界学说的提出，特别是将自我定位于第三世界并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都是天下关怀之极高明的体现。

综论:中国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论意义上的创造性综合，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源自西方文明内部、对于资本主义这一西方文明路向的总体性现代形态的最深刻反思，与中国之文明传统与现实相结合，在对于东西文明精华的共同承继与发展基础上，实现超越一切旧有文明形态的文明新生。

对这种新型文明而言，决定中国之为中国的以儒释道交融互进为标志的传统，是其体;以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平等、正义、革命、解放之精神，是其宗;吸收-择选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促进人类进步与人民幸福，以体达宗，以宗明体，是其用。体、宗、用三者互摄互入，相即相融，事事无碍，圆融一味，是谓道体。

【本文由察网（www.cwzg.cn）摘录自《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着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