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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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今年（201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40周年，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对于开创美好未来，十分必要。而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开创的科学思维方法——唯物史观。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力求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梳理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此文曾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10-2011）》（高翔主编:《社会科学蓝皮书》，Ⅱ，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23页～52页）。考虑到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对当前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要，现不揣冒昧，将此文授权察网网络首发，以抛砖引玉，敬希读者不吝指正。本文是《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的第三部分。本节标题原为“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一）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简要历史回顾

重温唯物史观的上述重要观点，就可以清晰地认识，新旧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所谓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简要地说，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将其具体化为适用于中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的过程。

这种自觉性，从建党初期，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人中充分表现出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4卷的首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篇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标题使用的唯物史观话语的一致性，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体现了应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以贯之。我们党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分析旧中国各种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弄清了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为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取得建立起新中国的辉煌胜利。对比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之所以在组织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主义革命中屡屡受挫，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因而也就不能发动和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他没能解决的问题由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面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各种所有制成分的新变化和新矛盾，又自觉应用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在促进新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长的基础上，坚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由此结束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1]迈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历程。目前国内外使用的“中国道路”概念，不管其使用者持何种价值观和阶级立场，将此概念解释为何种内涵，它所面对的，客观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人应用唯物史观的高度自觉性

中国道路的奇迹，是我们党坚持自觉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这种自觉性，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1.应用唯物史观深化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形态本来面目的认识。这也就是要在中国的国情状况下，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前提。我们党在这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在持续自觉地探索中，不断地深化对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认识，最基本的是：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处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状态；

——中国的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

在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这些认识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自觉性。这充分表现在，一方面，坚信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具有理论逻辑无可辩驳的科学性，确认中国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由国内外历史因素决定的，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自觉纠正那种用抽象的原则裁剪现实的教条主义认识误区；在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全面分析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情状况，从而认识到，中国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那种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即商品货币已经消亡、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亡的社会主义，还相差甚远，现实的中国社会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特点。因此，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市场社会分工制度，都具有在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并发挥历史作用的客观必然性。

可见，正是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自觉性，使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此得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判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一旦符合实际的认识付诸实践，激发起新中国“主动轮”的活力，中国道路出现人间伟大奇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2.运用辩证法能动地解决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自觉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始终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的辨证方法来处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不断根据新的实践积累经验，不断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伊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这就把唯物史观的应用从资本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以后他又反复在全党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3]。领袖的率先垂范，培育了我们党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问题的高度自觉性。这可以从一系列重要文献的论述反映出来，例如，关于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4] 关于要辩证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5]；关于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6]关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处理好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7]关于处理好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关于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关于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8]，等等。除了在这些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上自觉运用辩证法，我们党还不断地教育各级干部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具体问题时，要努力掌握有轻有重的“两点论”，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全局性与独立性的统一，战略性与策略性的统一等辩证方法。这就使举国上下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具有的自我调节生产关系的优势、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决定的总效率的优势、自主劳动者的优势和共同富裕的优势，并发挥出中华民族精神的优势；[9]显示出我们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崭新风貌。

不可否认，新中国出现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曲折。但是，我们党认识到，这些时期中的“左”错误正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原则造成的，并依据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自觉地纠正了这些错误。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发展经验时指出，“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0]。可以说，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这也是我们党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重要表现。

为此，可以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解释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促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三）新中国宪法是对中国道路最精辟的唯物史观概括

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惟有遵循唯物史观，才能全面地阐释中国道路。应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贯彻唯物史观，对中国道路做出了最深刻、最精炼、最科学的理论概括。它用唯物史观的话语叙述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进程、新中国人民的主人地位、国家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国家的根本制度、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根本任务、中国革命和建设与世界人民和世界前途的关系、中国前进的方向等。如果要全面地回答对中国道路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最准确而全面的回答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渗透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本身也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成果。

这里之所以要提到我国宪法，是因为现在国际上许多进步学者十分关心中国道路的命运。他们看到，近些年中国公有制经济在第二、三次产业中比重不断下降，于是提出，现在中国到底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问题。[11] 从某个发展阶段出现的这种实际情况看，人们依据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有必要强调，能够阐明中国道路性质的，最根本的依据还是我国宪法，它是对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主流做出的最权威的法律规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中国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行为、活动的基本准则。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某些背离宪法规定的现象，尽管是事实，但是不应当把它们作为判断中国道路的最终根据。因为只要我国宪法没有改变，对于那些违宪的现象，就应当也完全可以依据宪法予以纠正。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那些违宪现象掉以轻心，恰恰相反，中国人民要树立起高度的宪法意识，坚决批判和依法制止那些违宪行为。这是对宪法的扞卫，而扞卫宪法，就是扞卫唯物史观的的指导思想，就是扞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世界意义

由于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这就使中国道路具有不同凡响的世界意义。这是因为，唯物史观作为对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社会观、历史观及其方法论；当历史的发展使社会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已经显现出来，当人类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具备了辩证思维的能力，它就必然会产生出来。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也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12]可见，唯物史观虽然是在德国由马克思个人发现的，但是它不属于个人或者产生它的国家。它是全人类思想发展的科学结晶和必然产物，因而具有最普遍的应用价值。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道路证明，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论，而是可以通过人们应用于实践，成为具体行动指南而现实化的；它正是在这种具体化、现实化过程中，显示出真理性，显示出科学思维对于实践推动的强大正面推动力。尽管旧中国饱受外国列强欺凌，物质生产水平极端落后，但是，一旦中国人掌握并善于应用唯物史观这个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能科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推进社会向着客观规律规定的方向发展，使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条件下，一国社会生产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这是中国道路向世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忠告。这种实际经验将使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获得有益的启示：唯物史观的普遍真理一旦与本国实践结合，就能推动本国迅速向前发展。可以认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必将推动人类这一科学思想在世界各国的本国化，从而世界化。

依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形式中将“以每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13]、“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对这种客观趋势提供证明。它使世界人民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前景不会是空想，但是它需要在唯物史观科学思想指导下，通过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来实现。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特刊，第80页。）

[2] 《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7页

[3]  参见《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42～847页。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98页。

[5] 参见《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0～744页。

[6] 参见《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6～798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71页、第378页。

[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9] 何干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二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438～443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11] 在2010年5月中国苏州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第5届论坛的几个分会场上，都有国外学者询问中国是否仍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提问的主要理由是，近些年来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明显下降了，这不能说没有一定根据。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到2008年末，在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的比重已明显低于非公有制企业，只分别占12.1%、19.4%、12.9%和14.9%。(详见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二、三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从所有制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确是明显削弱了。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1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6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本文节选自《论中国道路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第三部分，本节标题原为“中国道路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伟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