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经济人”实际上就是资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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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实际上就是资产者。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有一个前提，即认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换句话说，都是“经济人”，这是人的不可更改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者，都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论断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不是指“可能是这样”，而是指一种经济学研究中不应有争议的公理，好比勾股弦定理，是研究几何学的人一致公认的定理一样。正如我国一位受西方经济学影响甚深的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无需加以论证的了，可以由它推论出其他结论，并可以作为判断其他结论是否正确的标准。

这种“假设”，从亚当·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重复着。亚当·斯密研究经济学时，就是以人的利己主义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只受个人利己主义的支配。个人彼此之间需要互相提供帮助和交往，但这种互相交往只是为了自己获取个人利益。每个人都按照利己心去追求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一种共同利益，增进了社会福利。他把自私自利当作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现象，每一个人生来俱有的本性，一切经济范畴都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中去寻求解释。所以，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就是从这种人的本性中演绎出来的。马克思对斯密的“经济人”和他所活动其中的社会特征是这样描述的：“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利益、全体有利的事业。”[1]自斯密以降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也就是有的人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当作分析一切经济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尽管有人对此作一点修改补充，但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把个人利己主义理解为抽象的永恒的“人的本性”，提出“经济人”假设，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论。斯密的“经济人”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变的本性的体现，而是在当时“市民社会”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本性，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者的本性，是资产者的本性。斯密对此有过具体的描述。他说：“资本已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假如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所得，不能多于他们垫付的资本，他便不会有雇用工人的兴趣；而且，如果他们所得的利润不能和他们所垫付的资本额保持相当的比例，他就不会进行大投资而只进行小投资。”[2]这里的“人”，不是典型的资产者吗！问题在于，斯密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引申出他所说的“人”，而把这种人的行为归结为人的永恒的天然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3]

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经济人”假设，其目的是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这种理论断定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是自私的，从本性上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之所以有富人与穷人之别，那是由个人聪明与愚笨、勤奋与懒惰、节约与浪费等等差别引起的。我国一位经济学家就说，“富人之所以有钱，那是因为他聪明；穷人之所以没钱，那是因为他愚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剥削”！资产阶级学者正是用“经济人”假设来解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以便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符合人性的永恒的制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这一理论，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他们用“人都是自私的”这种平等观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因而在当时，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不再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了，而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合理性进行辩护了，“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这一“经济人”假设，由于它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从而掩盖了剥削关系，正好符合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需要，符合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这一假设不断得到强化，被当作研究经济问题的不言而喻的、无需论证的前提。

不能不指出，“经济人”假设，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论断，在我国经济学教科书、专着中，也相当普遍地被接受了，似乎也成了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无可怀疑的前提。有人把这个假设称作是“经济学的结晶”，或者说是经济学的“精髓”，称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有人更提出：“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最大的收获可能在于弄懂了人都是‘经济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为出发点。”这反映了西方教条主义、洋迷信危害之深。所以，有必要对“经济人”假设做一点分析。

从哲学上讲，“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因而是反科学的。

关于人的本性问题，我国的先哲们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孟子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告子上》）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性恶》）有人把它概括为：人之初，性本恶。墨子根本不承认人有固定不变的永恒的本性，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争论了几千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历史事实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人的本性问题，并不是只有“自私的”一种回答，“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论断并不是无可争辩的、无需论证的真理。“经济人”假设本身是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

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人是在社会中从事生产活动和进行其他活动的，他必然要同其他人发生一定的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像鲁滨逊那样的孤立地、不与其他人发生关系地生活的人，只存在于幻想的小说中，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全人类共同的“人的本性”，存在的只是具体的、由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阶级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人性，不同阶级的人性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学者经常把资产阶级的人性冒充为全人类共同的人性，由此推论出仿佛适用于一切社会、一切阶级的结论，这种做法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文艺界盛行的“文艺应该描写人性”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5]

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亚当.斯密以及后来所有鼓吹“经济人假设”的人所提出的“经济人”都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经济人”的本性，只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而不是所有人的本性、全人类共同的本性。

应该看到，“自私”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自私、利己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不是任何社会的人都是自私的，在同一个社会里也不是人人都是自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的“自私”，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极其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们毫无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切劳动成果，人们都会自觉地在整个部落中平均分配。这一点早已为许多原始部落的调查报告所证实。原始社会瓦解后，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剥削阶级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产生了剥削，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自私自利、利已主义的思想。大家知道，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几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响到劳动人民。自私自利、利已主义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长期统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变的“本性”。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必然会逐步摆脱自私自利这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束缚，树立起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大公无私的观念。可见，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观念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自私的人，即“理性经济人”，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资产阶级学者把自私当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不可更改的假设（公理）来推断一切经济问题，从哲学上讲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

从政治上说，“经济人”假设是资产阶级学者反对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

“经济人”假设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观点，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资产阶级学者从来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说远一点，李嘉图就是以此来反驳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按新原则改造社会的方案的。李嘉图在给自己的朋友格隆的一封信中以提问的形式表述了这一点：“如果人们的发奋努力的动力是社会利益而不是他们的私人利益，这种社会用原来那么多的人能比已往任何时候生产出更多的东西？难道说，几百年的经验不是证明恰恰相反吗？”欧文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然而李嘉图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科学地分析欧文的错误，他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即自私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由此出发来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

在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资产阶级思想家更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命题作为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他们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论证社会主义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空想，从而必然要垮台的。我们举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在北京狂妄地宣称，“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他从“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断言“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张五常就是把“人的自私本性”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之际，向这些国家推销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无一不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前提的。这些方案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典型的就是向苏联东欧国家推销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这清楚地说明，“经济人”假设、“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理论，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恰好是垄断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工具。

但是，不能不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全盘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设，大力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宣传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把它当作经济学的“结晶”、“精髓”，主张由此出发来制定经济改革方案，作为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这种状况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1983年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他说：离开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来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抽象地谈论人的本性，“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他提出：“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的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6]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宣传作为抽象的人性论的“经济人”假设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从经济上说，“经济人假设”是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所有私有化的观点都是由这里推论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详细讲。

从思想上说，“经济人”假设是在宣传没落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

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经济人”假设，宣传人人都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进而提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别看这只是一句俗话，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公开宣布“人为财死”是人们正常而又合理的追求，把剥削阶级的最腐朽的思想推崇为人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其实，人为财死，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思想意识；利润最大化，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是资本的本质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才有可能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也才会有追逐最大利润的动力；而丧失生产资料的工人是没有条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他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他们不会去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利润最大化，是资产阶级经济行为的总结，反映的是资本的本质，而不是一切社会制度下的人们经济行为的总结，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不是人人都去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只是资本家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人为财死”，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所有的人的“本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7]这种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而决不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决不是“人为财死”。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因为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还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但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除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外，还存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三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8]必须分清无产阶级利益观与资产阶级利益观的界限。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我们提倡并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多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来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来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来追求暂时利益，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9]一些经济学家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提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甚至公开鼓吹“人为财死”，完全忽视和否定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存在，这是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利益观。正是在这种资产阶级利益观的影响下，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泛滥，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而且导致某些人腐化堕落，甚至锒铛入狱，毁了一生。

更加令人气愤的是，有的人居然由“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个假设，推演出“高薪未必一定养廉，但低薪肯定导致腐败”的结论。这真是荒谬绝伦！按照这个结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在连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往往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必然是腐败盛行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正如毛泽东在比较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和我们解放区时所总结的：“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0]试想，如果当时的共产党人，不是无私奉献的革命战士，而是自私自利的市侩庸人，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吗？中国人民岂不是只能在国内外反动派的剥削压迫下辗转呻吟？“低薪肯定导致腐败”的言论，是公然为贪官污吏开脱和张目，是对革命先烈和前辈的亵渎和诬蔑！由此可见，所谓“经济人”假设会把人引向何等乖谬的方向！

可见，“经济人假设”是极其错误的资产阶级观念，它在世界观上是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力工具，在经济上是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的，在思想上是贩卖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经济人假设”同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用这种“假设”来研究经济问题、指导经济改革，岂不是荒唐绝顶了吗？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4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节选自《周新城：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新自由主义 》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经济人”假设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