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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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①]毛泽东也曾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不可能只有个性而没有共性，或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社会主义也是这样。“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模式.笔者语）。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②]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认为社会主义不就是只有一种模式，而是有许多种模式，甚至是无数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其中的一种。为了明确这一点，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科学思想方法论予以说明，以下仅以它的经济方面为限。

一、马克思科学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作为人类近代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其思想方法是唯物的、辩证的与能动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突出实践的作用；在逻辑上，它强调人的思维与认识的能动作用和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它把真实的个体即个别事物，作为认识的起点，经过人的大脑的能动思维或抽象，揭示出共同的本质与普遍规律，即事物的一般。然后，再运用这种一般去认识个别，揭示事物的特殊本质与个性特征，达到对其总体的理解与把握。用公式表示，就是个别——一般·一般——个别这样的思维方法。然而，无论从个别到一般，还是从一般到个别，都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即“特殊”来实现。因此，从逻辑上来讲，这一公式的准确表述应该是：个别——特殊——一般·一般——特殊——个别。

根据这一思想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100多年前共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及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运用这个政权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学说。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包括一般，而且还包括特殊与个别。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属性、基本特征的科学阐述，以及对其发展普遍规律所作的精辟概括等，就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一般规定，这就是社会主义一般。

此外，这个理论体系，不就是一种一般，或一种抽象，还包括其特殊与个别。马克思根据东西方社会的不同特点，提出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③]的新概念。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很不相同的，但是，不论它有怎样的不同或者特殊，哪怕是个别，都不能离开它的那些共同的本质规定。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当然，这些共同的本质规定，也不能离开具体的民族表现形式，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不论它怎样科学、怎样先进，也无法变为一种美好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亵渎，而毫无实际意义。从社会主义产生到上世纪80年代100多年的实践告诉人们，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解，更不能满足于将这一理论作为一般原则去裁剪现实，而是需要把它与不同国家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悉心探求其具体的民族实现形式，真正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一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范畴表明，第一，它是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一般规定，具备社会主义应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第二，它又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它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因为这样，所以它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么，马克思，包括和恩格斯又是怎样阐述社会主义的？根据我们以往的认识，就其经济方面而言，这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样几个方面。但是，根据世界社会主义最近几十年来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新认识，应该说这是不准确、不完全的，因而有必要对之进行进一步的认识。

1.生产条件的全社会所有，并以直接社会化形式应用于生产。

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应该说这样理解有失偏颇。因为马克思的本意是指生产条件的全社会所有，即除了生产资料之外，还有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要素。他指出：在未来社会，劳动者“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请注意‘社会劳动力’一语。笔者语）来使用。”[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虽然以劳动者的个体存在为基础，但其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主要是由社会来支付的，尤其是它的智力方面。既然如此，所以劳动力自然就不归劳动者所有，而必然为社会所有。可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还包括劳动力，它们都是全社会的财产，都为全社会所有。

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社会主义不仅生产条件都为全社会所有，而且还会“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应用于生产”。[⑤]这样，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也必然是社会直接的、统一的，因而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任何分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内涵所作的进一步规定。

2.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与经济、社会、人口、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指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切社会都如此。只不过它在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要借助商品的价值形式或市场来实现。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条件的全社会所有和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一致性的确立，以及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变成了现实。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人类在其发展史上的一次根本性飞跃。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经济是有计划发展的，而且在社会的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把整个社会归结为由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作为狭义的社会，以下同。笔者语）四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构成整个社会的这四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其中，经济决定政治、文化与社会，反过来，政治、文化与社会又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这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在保持平衡与协调的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此外，马克思又在着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就如何使这四方面相互适应、协调发展，在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上作了说明。[⑦]马克思在上面所说的这些不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吗？不正是说明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也要求、且决定了社会的发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相协调吗？

人口发展也一样，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做到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恩格斯指出：“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 [⑧]有计划地调节人口的自身增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表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不仅是对人力资源的摧残，而且也是对自然力的摧残，造成了人力资源与自然力的枯竭。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却完全可以做到经济、社会、人口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恩格斯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⑨]因而，“我们统治自然，决不会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⑩]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做到经济、社会、人口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而且还可以做到使之与整个大自然的生产与再生产相协调，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3.生活资料的按劳分配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全社会所有，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对生产条件、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而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在这一社会条件下，生活资料的分配只能以劳动为标准来进行分配。马克思指出：“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比较，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资料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11]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他对此又作了详细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所“通行的是商品等价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即“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12]

生活资料的按劳分配是人类历史上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彻底否定了以往历史上存在过的人剥削人的不合理制度，实现了仅以劳动为尺子的唯一公平的分配制度；同时，它又承认劳动者因个人禀赋的差别所带来的劳动贡献与收入的不同，从而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平均主义；另外，它还以仅仅承认个人禀赋的差别所带来的劳动贡献与收入的不同为限，这样又避免了可能产生的两极分化。所以，按劳分配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否定剥削、又确保公平，既承认差别、又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合理的分配方式。这是以往历史上任何一种分配方式都无法比拟的。

4.个人劳动的直接社会性与商品经济的消失。

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13]恩格斯也同样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14]正因为这样，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具有私人劳动的性质，从一开始就作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存在，使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归于消失。由于这样的道理，所以，人们将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称作产品经济社会。

上述诸点，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一般规定，也是它的本质规定。只要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具备上述规定。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前尽管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但是，它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基本质的规定，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这是我国宪法明确肯定了的，不可怀疑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特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层规定，就是它的特殊。

上述诸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一般规定，这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与概括，但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因为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其经济结构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是其唯一的经济形式，不存在已往过时的经济形式的残余，也不存在代表未来的新经济成分的萌芽；就其阶级结构来说，只存在着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不存在已往的剥削阶级的残余与任何中间形式的阶级）、并在全世界（至少是在一些得到充分发展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且获得完全胜利（即在经济方面建立全社会完全统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前提在现实社会中从来没有过，现在也不存在，至少是不完全存在。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倒是它的特殊与个别。以下，让我们先来看看社会主义特殊这种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社会主义特殊这一形式上，从抽象的理论形态开始进入社会现实，研究它的特殊本质。那么社会的现实是什么？实施告诉我们，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充分、甚至还很落后，无产阶级虽然已经觉悟、但是由于人数太少，阶级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还不能独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这种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并不到处都有而只是零星地存在于某些乃至个别国家。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应用于社会现实的时候，更多的则是关注与研究那些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甚至还很落后的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可以在落后国家实现吗？可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虽然需要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它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在其量的规定上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而是一种可以在其“形成过程”到“成熟”阶段整个区间的生产力。[15]这种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生产力之所以也能同那种处于“成熟”阶段的新生产力一样，成为新社会制度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是因为还有社会的其他因素为补充，如政治的、文化的、历史传统以及良好的国际环境等。这就是马克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合力论”的精髓所在。[16]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落后国家的人民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着名论断。这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得以实现的科学回答。这样，他们在社会主义一般的基础上又创立了社会主义特殊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特殊，它又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1.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一些落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社会化大生产只是控制了城市的工业部门，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仍然保存着农民个体经济和小生产方式，所以，在这里，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对其不同形式的经济成分不可能、也不应该只采取一种政策和一种办法来统一处置，而只能区别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情况利用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因而在这样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第一，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指出，在城市，无产阶级将利用政权的力量和一切经济的办法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使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财产。当然如果资产阶级愿意的话，也不排除采用赎买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剥夺。[17]

第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明确指出，在农村，首先要像剥夺工厂主那样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全部财产，使之成为国家的财产。[18]对广大的农民则采取合作社的形式使之走向集体化道路，把他们的土地逐步变为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19]

第三，一定条件下的个体所有制。马克思在1874年《巴枯宁〈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一文中谈到，在无产阶级帮助农民从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时，只能采取“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的办法来实现这种过渡，而绝不能采用“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等得罪农民的办法来解决。[20]另外，恩格斯在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曾指出，对小农不能采取暴力剥夺的方式，而只能采用合作社示范的方式来吸引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21]这说明，农村个体所有制的存在将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此外，当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得到实现后，劳动将仍然是人们的一种谋生手段，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将还是劳动者或其家庭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除了一部分生产资料会保持个人所有之外，劳动力也必然还会是个人的一种私有财产。

2.多种形式的经营方式

经营方式，说到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种实现形式的具体选择要由社会生产力的一定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来决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及我们上面的阐述，社会主义一旦在落后国家实现，其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决定了社会必然会采取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或经营方式。

第一，“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属于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恩格斯指出：“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工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22]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言及所做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经营方式。

第二，将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尤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更是不可避免，并且这种分离并不改变所有制的一定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虑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也是这样处理的。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包括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等都将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共同财产，社会将会有代价地把这些转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23]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土地所有权的实现时也指出：“我的建议是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社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24]他还指出：“至于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度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我和马克思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25]这种经营方式与我们今天的“国家所有、企业经营”和“国家所有、个人经营”的经营方式有相同之处。

第三，“合作社的占有合作社的生产。”[26]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有一种经营方式。它主要是一种适应于农业的经营方式，它是恩格斯在论述德法等国农民和农业问题时提出来的。在这里，一切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合作社全体社员自己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分离。

3.商品经济形式的存在及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既然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胜利后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以及在公有制内部也还存在有多种方式的实现形式，那么，商品经济的存在也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基本事实。不过，这时的商品经济较之以往，获得了许多的新特征。这就是：第一，它主要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差别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其他形式的商品经济被置于从属与被支配的地位；第二，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管理与监督下有序运行的商品经济，不是那种纯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第三，它是为不断满足全社会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不存在生产所有权的否定与异化。[27]

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使社会劳动与资源的配置除了利用国家计划以外，还要利用商品经济这种形式。这就是除了要把计划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以外，还要自觉地、有意识地利用一切与商品经济有关的价值工具与社会机构，如价格及价格指数、利润及利润率、利息及利率、股息及股息率，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与各类金融机构等等。这样，把计划的优势与商品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使社会经济得到健康、协调、快速、稳定的发展，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震荡。

4.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

既然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胜利后，不可避免地还会保留商品经济这种形式，那么，也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分配方式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获得胜利后，其生活资料的分配理所当然地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基本分配方式。不过，它会获得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即借助商品货币形式来实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预设的劳动券变成工资这种形式。

第二，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资料的分配除了实行按劳分配外，是否还会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式呢？恩格斯在阐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农村分配方式时指出：在这里，劳动所得应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28]这种形式的分配方式，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按要素分配”。因为“按要素分配”是建立在庸俗经济学的要素价值论基础上的一种荒谬理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按要素所有权分配”是与之根本对立的，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我们将上述诸点作一个概括，所谓社会主义特殊就是—种主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它的第二层次的科学规定，即在社会主义一般的基础上再加上市场经济这一规定。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个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后一层规定就是它的个别，即它自己，或者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相比较、相区别的“中国的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哪里呢？马克思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一样。[29]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别的，正是它的文化与精神。这才是其实质之所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就在于我们民族所独有的传统文化和伦理精神。这就是：儒家的人本主义、和谐意识、仁爱精神，墨家的平等与兼爱、功利与尚用、创新与科学等意识，法家的依法治国与勇于革新的精神，道家的天人合一、任物自然的思想，等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以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倡导与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心为公、共同富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诚实守信、爱国敬业、以人为本、尊重劳动、崇尚科学、公平正义、共享和谐，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这些才铸就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决定了我们民族的个性与特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在上述意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层我们民族独有的文化与精神，由此所确立的一种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制度与体制。为此，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强调如下几点。

1.在所有制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公平正义理念，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实保护和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石与脊梁。没有它们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按照这种常识，我们理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但是不必讳言，在实践中，我们对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政策。这就是，对公有经济是要求退出与限制发展，而对非公经济则是大力鼓励与支持发展，结果就形成了今天这种不合理的格局。实事求是地说，对公有经济、包括对国有经济作出适当调整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一些做法完全背离了当初搞活与做强企业的改革宗旨，而是将改革变成了改制、改造与变卖，甚至奉送（如一些地方实行的一元钱拍卖与零价格出售等做法），使之从当年的绝对主体跌到了今天这样的窘迫境地。[30]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已经降到了大大低于那些鼓吹“私有化”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预期的水平。与此同时，对于那些非公有经济，特别是对于私营与外资企业，鼓励与支持其发展也是可以的、必要的，但是也应该有一个边、有一个度，不能让其无限制地发展。然而事实上，这种发展却变得无边无际、无所不包（包括航空航天领域在内），成了国民经济中的绝对多数。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然，我们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就会化为乌有，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与自由全面发展也将成为空谈。因此，要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对现行政策与做法作出必要的调整，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把发展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放到突出位置，改变当前存在的以限制与削弱公有经济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实保护和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2.在相互关系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共享和谐的理念，建立良好的相互关系。

人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曾指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了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此话说出至今虽过去半个世纪，仍切中时弊，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所偏颇。当前，我国劳动者不论是在大量的非公企业，还是在现有的公有企业，都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劳动者，因为即使是在公有企业、哪怕是国有企业实行的都是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承包经营方式，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早就失去了主人公的身份与地位，没有多少话语权。在一些私营企业里，劳动者的处境仍然与马克思当年所揭露的血腥资本家工厂里的工人的境遇一样。在那里，他们是奴隶，或一种仅仅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是在一些公有企业里，工人虽然有工会组织，但这些工会组织也没有多少话语权，还是老总说了算。所以，在企业，所谓工人主人公、民主管理等，一切都成了过去时。现在再谈这些，工人不仅不感兴趣，反而觉得是一种讽刺。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民主的权力还给人民，给人民以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共享社会和谐。在企业，要确立劳动者与企业主或经营者都是资本所有者的观念（前者是劳动力资本的所有者，[31]后者是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他们都具有平等的身份、平等的人格与平等的权力，决不允许有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对他人有强势与耍强权，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起和谐和睦的企业内部关系。

3.在分配方面，坚持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理念，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确保广大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力。

分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终实现，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项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合理的分配方式，才可能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前，我国由于所有制关系和相互关系的变动，一些不合理、不和谐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也在分配领域中存在，导致了我国分配领域中的严重不公。这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以及普通劳动者与业主或经营者之间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上。尤其是后者，其差距大得惊人。有资料表明，一般的一线工人与业主或经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已大到几十倍、上百倍，乃至几百倍。[32]为解决这一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要把各种政策和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真正有效地解决好这一问题，还必须牢牢树立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理念，对现存的分配制度、分配政策作出调整，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确保其劳动与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力。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诸要素中最活跃与最具能动作用的因素，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社会财富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的，国民收入也是他们的劳动创造的。若没有他们的劳动，其社会财富增加不了一分，价值也长不了一粒。所以我们的分配政策一定要向一线劳动者倾斜，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至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需要国家在投资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就业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等多方面作出调整，以求得到合理解决。

4.在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走自主创新之路，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扩大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与技术合作是我们的一项国家战略，必须长期坚持。但是，开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不能把它与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则，就与我们对外开放的基本宗旨相背离了。另外，对外开放，也不能代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而，在实施对外开放的同时，决不可削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事实证明，真正好的东西和真正先进的技术成果是钱买不来、市场换不来、优惠政策也吸引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干。试问，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深空探测技术、极地考察技术、超高速智能计算机等及其所涉及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等都是用钱买来的？还是用市场换来的、或是政策吸引来的？不是，样样都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还有，在我国国民经济其他领域的所有新技术、新成果是如此。随着今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或地区间的角逐将更加激烈，因此，我们更不能寄大的希望于那些发达国家，而只能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充分发挥各民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走自主创新之路，发展我们的科技，振兴我们的经济，增强我们的国家核心竞争力。这才是我们的上上策。

5.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树企、以文强国的理念，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与精神支柱，是全体国人的精神家园。对内，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对外，它又具有巨大的渗透力与感召力。因而，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总是与人、与物相结合的，它渗透于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要好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人家的生产，并不就是只生产产品（如麦当劳、牛仔服、迪斯尼），而是在物化一种文化、融入一种精神。他们的产品设计思想的确立、外形的策划、商标的谋划、品牌的运作、运销渠道的构建、售后服务的实施，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与体验等等无不如此。它们出口产品，就等于出口文化，张扬一种精神，以此来达到对别国进行文化渗透，从国民思想与心灵深处控制这一国家或民族的目的。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政权被外族人颠覆了，国土被占领了，人民成了亡国奴，但只要这个国家的文化还在，人心未灭，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一定还有希望。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尽管国土完好，政权未倒，人还在，但它的文化被侵蚀，精神被泯灭，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就再也没希望了。

所以，我们在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文化，丢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也要像西方那些发达国家一样，把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及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科学价值观物化与渗透到每一个方面，以此来教育我们人民，使每一个国民都成为王进喜那样的爱国敬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许振超那样崇尚科学、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时，还要用我们的文化来建设我们的企业，不仅要用它来构建企业文化，铸筑企业灵魂，搞好企业经营，而且还要把它融入产品与服务；此外，还要用我们的文化来指导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与政策的制定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培育，构建好我国科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到以文化人、以文树企、以文强国，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使之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般、社会主义特殊与社会主义个别的统一，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与我国民族文化精神相融合的现实产物，即具有真正中华民族个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整体现，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

[①]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2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4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5

[④]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0

[⑥]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82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2-303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1-642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1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96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3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0

[15]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

[16]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66.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0-241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3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0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695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0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7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7

[2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69

[25]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70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0

[27] 详见王冰 屈炳祥 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62-63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9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265

[30] 据原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先生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在剔除重复计算后得出，我国公有企业的工业产值2003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只有26.6%，至于国有企业所占的比就更低了。——转引自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冰先生《当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何在》一文，详见2007年第12期《当代经济研究》第26页。

[31] 屈炳祥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本化[J] 经济评论 1996.（1）

[32] 北京晨报[N]2007.04.13.

【屈炳祥，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系《资本论》与市场经济。本文原标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解》，原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