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管窥中、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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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管窥中美文明”作为题目，是为了表明作者对中美文明的认识很有限。任何关于文明的研究和论述，都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饱含作者的偏见和无知。我没有用“中美文明比较”这个题目，也是有原因的。用比较一词，往往包含有优劣好坏之分的意思。而本人认为，文明只有不同，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世界上所有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和美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受其独特的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制约，有其必然性，往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好的东西，换一个角度看就未必那么好。我认为不好的东西，别人看来则可能好得很。今天看来好的东西，过一些时日就未必依然是好的东西。过去看来不好的东西，经过历史的沉淀和洗刷，可能显出当年没有见到的光彩。好的东西、好的政策，包括好的文章，是要经受历史的考验的。

一、中、美两国的自然、历史环境的差异

任何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其特定的自然、历史环境中完成的。要真正了解一个文明，就必须从了解这个文明的自然、历史环境着眼。美国的自然、历史环境是什么呢？是地大物博。美国的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但美国的可耕地面积占美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相比之下，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多一点。而且与中国相比，美国的土地基本上可以说是没开垦的处女地。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有史可查已经五千多年。欧洲的西班牙人第一次到达美国这片土地是1507年。1530年第一次试图殖民，因为土着人的反击而没有成功。直到一五五O年左右，他们才真正在佛罗里达居留下来。欧洲的英国人第一次到美国这片土地是1619年。当时美国大陆的土着人，美国人称之为印地安人，还处在原始部落社会的状态。美洲大陆当时没有马，还没有发明出车轮。当时的印地安人过着以狩猎为主的，与外部世界隔绝的自然生活。代表着工业文明的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彻底冲垮了印地安人的世界。广袤的北美大陆最后被欧洲移民全部占领。当时这块大陆的印地安人确切的数量没有人说得清，估计数字在五、六百万到一亿人之间。现在美国只有很少的印地安人生活在印地安人保留地上。所以欧洲人到美洲大陆的历史只不过四百多年。在这片几乎是处女地的大陆上，有着地球上最好、最肥沃的庄稼地。为了开发美洲大陆，美国政府对外来移民一直是来者不拒，一直到上个世纪初，美国基本上是对除中国人以外的所有外国人，不加限制地接受。[1]直到2000年，美国人口通过四百多年的发展，还不到三亿，约占中国人口五分之一的样子。因为人口少，耕地多，美国人从来就不缺吃的。即便在大萧条的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O年代，美国的问题是粮食过剩，牛奶过剩，不得不大量毁掉粮食，倒掉牛奶，以解决因粮食、牛奶过剩引起的物价下跌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美国人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实就是其优越的农业资源。美国人的农业只占其国民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一，从业人数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这百分之一的国民经济收入，却保障了美国人口有足够的食物，而且还出口大量的粮食到国际市场。

我在美国布朗代斯大学学习与工作的时候，听到一位到这所大学来求职的政治博士说，美国基本上就是东、西海岸繁荣，东、西两海岸之间几乎一无所有。当时只感觉到这个人说话有些极端。一九九八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到美国的西伊利诺州立大学任教，开车经过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区，才让我意识到那位说美国东西两岸之间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博士，是多么的浅薄和无知。正是美国中西部的农田造就了美国东西两岸的繁荣。说美国中西部的天然粮仓造就了美国，我看一点都不过分。那年夏天，我刚从中国农村考察回来。我发现，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与美国农民和美国农村相比，反差太大了。在中国，一个二千多人的村庄，一般有耕地两千多亩，平均合一人一亩多一点。这两千多亩土地，也就合美国的三百五十英亩土地。美国农民往往一家人的土地一千多英亩，合中国六千多亩，约合中国三个村子的土地。我在美国中西部的公路上开车，看着两边一马平川，一望无际的庄稼地感慨颇多。

在西伊利诺州立大学教书的两年，每当周末，我骑车到周围的农村去转转，碰到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就停下来跟他们聊一聊。美国农民一般一个人种一千到几千英亩土地，一年只种一季。一般是玉米和大豆轮作：头年种玉米，下年种大豆。他们的耕作全是机械化，他们用的联合收割机十几米宽，收割大豆时，一人一天就能收割上百英亩，合中国上千亩，但他们的经济效率并不高。美国人一味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贪大喜新。他们从银行借十几万美元买新机器设备，买新品种的种子，让自己负债累累。一旦市场波动，价格下降，他们便经不起打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补贴农民。没有政府的补贴，美国的农业和农民非常脆弱。美国农业的从业人口之所以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就是大量的农民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破产，被淘汰。美国作家珍妮·史沫莱的小说《一千英亩地》所描写的故事，从文学角度透视了美国农业演变的过程。小说的主人翁，辛辛苦苦的耕作了一辈子，通过兼种邻居的土地，最后积累了一千多英亩的农场。但他的三个女儿继承了他的农场后，引进新的管理理念，购买新的设备，欠下银行大笔贷款，最后农场被银行拍卖。[2]美国农业的演进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

美国的农民问我中国农民如何耕作，当我告诉他,中国农民人均土地大概只有六分之一英亩的时候，美国农民总是笑得喘不过气了。在他们看来，六分之一的英亩太小了，还不如他们的菜园子大呢,美国农民根本没法想象中国农民的耕作和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中美两国文明的差异，首先是中美在农业上的差别。美国的农业是美国的优势，但辩证地看，又是美国的软肋。美国因为从事农业的人口太少，大部分美国人没有耕作的能力，甚至许多人不知道粮食是哪里来的。因为从事农业的人口少，所以就只能依靠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农业机械。一旦气候出现问题或出现其他问题，如农业机械需要的能源短缺，就会极大地影响美国的食品供应。而因为他们从事农业的人口太少，人民自救的能力有限，所以他们应付危机的能力也要大打折扣。同时，因为大部分人口生活在远离农产品的地方，需要远远地把食品运到超级市场。美国的城市居民家里只有一星期的存粮。一旦发生粮食供应问题，美国社会应付危机能力缺陷就暴露出来了。

2002年，我任教的大学发生水灾，供水系统遭到破坏，公共厕所不能继续使用。我任教的学校有一千二百多英亩土地，合中国七千多亩地，到处是树林。但学校到处贴出告示，禁止学生到树林去方便。我们只断水三天，但学校就没法运作，只能关闭。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中国人会想出各种土法来应变。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占人口大多数，他们有着极大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许多精英学者把农民当做落后的象征，有人甚至提出用城镇化来消灭农村人口。这其实是典型的现代式的“削足适履”和“邯郸学步”思维，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生存能力最强。只要有一块地，有一张铁锨、一把镢，他就能保证一家人生存下去。

中国农民正是中国人的希望，如果中国人都像城市人那样生活，中国就危险了。我在中国农村考察，见到北方的农民，在自己人均一亩的土地上，产出够三个人的粮食，总是感叹不已。有的农民对物质享受很不讲究，很容易满足。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中国农民是很贫穷的。他没有大房子，没有汽车，没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设施。但中国农民也没有美国农民的银行贷款，没有他们的信用卡债，也没有美国人所必须承受的精神压力。他们家里有近一两年的存粮，粮价低了他干脆就不卖粮。不像美国美国农民那样，粮价一波动，就紧张得的要命。二000年我在美国伊利诺州教书，正赶上饲料涨价，猪肉价格下跌，周围以养猪为生的农民马上受不了了。他们十美元一头就把他们养的猪处理掉了，还有的人在学校贴出广告，让人带枪到他的农场去杀猪，打死带走就行。中国农民农忙忙一点，农闲就在村里跟邻居打牌、下棋，日子过得很悠闲。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在生活中产生的垃圾极少，因而对环境的影响也比城市里的人口少得多。

许多美国人和西方人总是看不起第三世界国家，看不起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中国的一些精英也有这种倾向。这是他们无知的表现。我在美国教第三世界国家政治，我常对美国学生讲，你要懂辩证法，不要把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一味地当成软弱。辩证地看，那正是他们强大的地方。他们一美元就可以活一天，而美国人得一百美元才能活一天。究竟谁强大呢？需要一百美元才能活一天的，还是一美元就能活一天的人？

二、中、美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尽管美国的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但美国还是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官员就职，要按照基督教的圣经宣誓。美国人在各种各样的集会和公共场合，愿意以上帝保佑美国这个口头禅来结束。当然，宗教是早期人类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候，用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一种尝试。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马克思说过，宗教是麻醉群众的鸦片。美国明尼苏达州第三十八届州长杰西·凡图拉曾说，宗教是意志薄弱者的安神丸。美国人口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信教的人口在逐渐减少。但在美国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比较落后的人群中，宗教还是一股很重要的势力，这在美国的大选中最能显示出来。美国共和党的纲领和政策，一般都是代表大工业和有钱人的利益，而民主党的纲领和政策一般代表劳工和中下层社会的利益。但在一般情况下，共和党人往往都能在宗教势力比较强的州获胜。尽管那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和人群，会受益于民主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但他们往往不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支持同性恋，支持妇女的堕胎权利，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冲突。他们宁可牺牲实在的经济利益，也要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当然也有例外，当美国的经济非常不好，大量工人失业，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就会支持民主党了。如这次美国大选，代表民主党的黑人奥巴马当选，就是因为他获得大多数本来是支持共和党，宗教势力比较强的好多州选民的投票这说明，在生存与宗教信仰之间，选择生存的人还是多一些。

宗教信仰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凝聚力的基础。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都是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这并不是偶然的，没有原因的。正是教堂给了美国和西方社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的社会凝聚力。在美国每一个社区都有几个教堂，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教士，教士的工作就是组织民众，对民众做思想工作的。当教会力量强大的时候，几乎整个社会都在教会的控制之下。美国人人口口声声讲政、教分离，但美国政、教分离只是形式上的分离，实质上政治和宗教是完全搅和在一起的。我任教的美国北卡州阿什维尔市，是美国着名传教士比尔·格兰姆的总部所在地，跟我所任教的大学是隔邻。他的培训基地，有上万亩地方圆，占据整个一座山，环境优美极了。比尔·格兰姆是美国政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今年八十五岁，已经退休，由他的儿子接班。他二十多岁出道，崭露头角。六十多年来，每届美国总统都要来朝拜他。我在美国讲政治课，经常以比尔·格兰姆作为个案，来说明政治、经济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格兰姆以上帝和宗教的名义让人们打开他们的钱袋，他的生意可以说是无本生意，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他有了钱，就可以买下如此大的一片地，就可以建那样辉煌的教堂。因为他有钱，他可以用他的名义修公路，办慈善事业。因为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美国总统也得对他礼让三分。

越战以来，基督教的公信力越来越受到挑战。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越战中，他正在上大学。他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卷入越战，杀害如此多的平民。他就去找他的牧师解除他的困惑，但是他的牧师说，吉姆，这就像两个拳击手在竞技场里比赛，你不能手软，你只能战斗到把对手击败为止。我的那位朋友说，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回到过他的教堂。越战以来，许多美国的知名人士，特别是电影界的人士，开始转向其他宗教寻找精神寄托。人是需要信仰的，越是收入高的人，越是需要精神寄托。我任教的大学有一位马来西亚来的混血华人教授，专讲佛教。他课外组织了一个佛教组织，每周聚会研究佛教教义，总有几十人参加，都是对基督教，天主教产生怀疑的人。

好多基督教信徒愿意向不信教的外国人传教。我的一个美国同事经常向我传教，说如果不拥抱基督，死后就会下地狱。我对他说，按照他的逻辑，我的列宗列祖，都下了地狱，我应该跟他上天堂呢，还是该下地狱去见我的列宗列祖呢？他无言以对，后来也不跟我提基督教的事了。还有一位从来没有出过国的美国朋友，在一家商店当上货工。他见我是外国人，便以为传教的机会来了，就主动跟我讲他要拯救我。我问他有什么资格来拯救我，他凭什么认为我不能拯救我自己？让他大感意外，当然他又拿出基督教那一套。我告诉他，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不信基督教，比如说中国人，而且生活的很好。他感到大惑不解，当他知道我是教授，就马上问我能不能来听我的课，能不能把我说的话录下来，让他研究。这说明，他的宗教信仰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经不起挑战，我刚跟他说了两句。他的信仰就出了问题了。宗教信仰曾是美国和西方的优势，但也是他们的软肋。所谓宗教信仰是不能问为什么的，你只能盲目地信。没有人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没有人能证明天堂和地狱的存在，而科学又讲究实证。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卫星、人造飞船已经把天冲破了，但还没有人见过天堂。现在技术已经能把地球钻透，也没有人见到地狱。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受到的挑战会越来越强烈。

中国人是基本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虽然有人称儒家的思想为儒教。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宗教是关于人类来自何方，死后又要去何处的信仰系统。而我们的孔老夫子，太具有科学精神了。他只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之”，决不会编出一大篇没法证明的东西来骗人。尽管后来佛教在中民间广为流传但它一直没有成为我们国家的正统，一直受到非宗教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制约。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领先西方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没有受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那种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比较理性和开放。尽管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摆脱了宗教桎桍，在中国处于外族统治之下的1840年，打败中国，使中国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达一百年之久。这主要是满清统治者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丑陋心态作祟，加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才让西方人得以称霸世界。

但自从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了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以后，中国人民有了前所没有的凝聚力，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就焕发了青春，勃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处于劣势的共产党人，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彻底打败美国人支持和武装的蒋介石政权。后来又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彻底击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从越南撤军。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到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来作揖。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打败了美国和西方的一统天下，改变了世界。当年有人说，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中国几千年才能出一个，世界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看他说的还是不离谱的。

我看，毛泽东的成就和影响力，世界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中国历史上就更无人可比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能出在中国，特别他还是一个没有出去留过学的人，这并不是偶然的，这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几千年文明传统相一致的。毛泽东思想之伟大，正在于他能够洋为今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博采全世界、全人类的文明优点，他是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集大成者。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他的思想、他的着作能在西方世界广为流行，被西方学者认可，决不是偶然的。可惜，中国的一些无良文人，不懂政治，没有历史感，不能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欺世惑民。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荒唐。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倒是高明的很。他们很懂得维护他们的领导人的声望。华盛顿、林肯、肯尼迪，被美国人崇拜的像神一样。但他们为他们的人民做了什么？又为人类作了什么呢？而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大救星，他是中国人的摩西、佛陀、基督、马克思、列宁，并超过他们的总和。却有人要诋毁他，要把他排除在中国人的优秀思想之外，这样的人是愚蠢，还是别有用心？

三、中美在司法文明方面的差异

美国是许多崇洋媚外的中国人的样板。在这些人的眼里，美国是典型的法制社会，而中国则是典型的“人治社会”。中国政府也天天喊要依法治国，要加强法制。他们以为，法制就是好的，人治就是不好。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逻辑，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这个世界上有好的法制、法治，也有不好的法制和法治，人治也有好的和坏的，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许多认为法治好的人，实际上都没弄明白什么是法治。真正的法治是不存在的，法只能通过执法的人来解决问题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同住的美国室友跟我说了个美国政治笑话。他问我公路上的死狗和死律师有什么不同。回答是，死狗有刹车的痕迹。死律师没有刹车的痕迹。言外之意，人们对律师的生命的珍惜程度还不如一条狗。见到狗，开车的人还想刹车，以避免撞死狗。而开车人，见到路上的律师，根本不刹车，就直接撞过去了，由此笑话可见律师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但这毕竟是政治笑话，美国律师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不亚于医生。美国人的生活离不开律师，就如同离不开医生一样。生了病，医生能救病人的命。有时候律师也能救人的命。美国人买卖房子、买卖土地，都需要找律师；立遗嘱、分割财产，需要律师；夫妻离婚、年轻人结婚，需要律师；邻里吵架，需要律师；惹上法律的麻烦，警察找上门来，得先找律师，不然不能开口。所以，美国社会有大量的律师，平均三百人就有一个律师，有的州，如麻州，一百七十人就有一个律师。而美国每十万人口，只有医生一百四十五人，平均近七百人合一个医生。所以在美国读法学院就像读医学院一样时髦。法学院的毕业生，特别是一些一流法学院毕业生的年薪很高，往往一出道就是十五六万。以后慢慢混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地位，那收入就更高了。一年赚几百万的大律师大有人在。但因为律师太多，竞争太厉害，也有很多饿肚子的穷律师。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读书之余，在图书馆里打工挣钱养家，同事中就有三个曾是律师的人。他们读法学院欠下大笔学费贷款，本指望毕业后找到一份律师工作，但找不到，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到图书馆里打工了。图书馆的工作收入很低，只好再找一份或两份兼职。其中一个白天在图书馆干八小时，四点下班后，就到餐馆去放音乐，周末又到老人院去干杂活。他说没有别的办法，欠的贷款太多。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则完全不一样了。他哈佛本科毕业，考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给遇到麻烦的有钱人出庭。他跟我说，越有钱的人往往越贪心，他们偷税、漏税被抓住了，就得花大钱雇他那样的收费很高的律师去给他消灾。所以他收费是很昂贵的，出一次庭往往几千美元，甚至几万美元，视情况而定，所以我这位朋友很有钱，他的房子有二万英尺大，占地十二英亩，合中国七十二亩地大，院子里有网球场，篮球场，游泳池，还有室内游泳池，每天雇几个工人帮他管理维护家政和院子。我和他们成为朋友，就是因为他妻子雇我妻子照看他们的小儿子，并雇我帮他们种菜，还雇我儿子跟他们的儿子玩。

我认为，美国律师在美国社会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的国会议员、参议员，很多都是法学院毕业，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也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条文，都是由这些律师出身的人起草的。他们可以说是故意地用一些普通人没法看懂的语言来起草法律条文，逼人们请律师来帮助他们。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看懂美国政府税法，被搞得晕头转向。我是外国人，美国税法中关于如何界定外国人的文字有好几页，都是平常不用的字。我在中国大学、研究生院，专门学过英语七年，毕业后在大学里教了三年英语，后来又到新加坡留学一年，我的英语可以说是很好的了，看了美国的税法后，让我一头雾水。当时就感慨，就因这一条，我毕业后也决不在美国待。在我读书那几年，每年报税的时候，都像过关一样，。在美国，一般人是没法漏税的，你的工作单位，都按照美国政府法律，在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扣出了你应该交的各种各样的税，个人在银行存款的利息也都按照法律被扣税，但你心里没有数，总担心税务局会从中找出什么问题。每次报税后的几个星期，我都提心吊胆，见到税务局的信，心里就发怵。有好几次，我收到税务局的信，说他们重新给我计算了我应交的税额，新的税额是多少，我需要补交一千五百美元。如果不同意，可以质疑他们的计算等等。说得很好，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质疑，雇一个律师比他们要的钱还有多，还得费心、费时、费力。我总是按他们要求的数目，老老实实地补交。有的时候，补交后还会再收到第二次的要求补交，这样的事我就经历过。现在，我的经济情况好点了，也有经验了，我花钱雇人给我报税。花钱免灾，我花钱雇人报税后，很少遇到麻烦了。我认为，政府看到是别人替你报的税，就不怎么抽查你了。

在美国打官司，律师的重要性可以从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结果略见一斑。美国人在犯案后，有罪无罪不是由法官决定的，而是由十二个普通公民决定的。这十二个由双方律师挑选出来十二个陪审团成员，最终决定被告有罪无罪。被告的律师在法庭上对公诉人指控的罪行进行辩护。在美国，公诉人的职责就是证明被告有罪，他不需要在乎被告冤枉与否，他用所有手段证明被告有罪。被告的律师也不管被告是否有罪，他的职责就是证明被告无罪，即便被告告诉他他杀了人，他仍要找到证据证明他无罪。公诉人和被告律师都不关心法律的公正与否。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庭秩序，决定哪些证据可以作为证据，哪些不可以用做证据之类的事情。被告律师和公诉人在法庭上你来我往的斗法，质问对方的证据和证人。陪审团就在法庭上观看双方的斗法。当被告律师和公诉人斗法完毕，陪审团则决定被告有罪无罪，并决定被告应该受到何种惩罚，没人需要对判决的结果负责。陪审团履行完其职责后，又回去到他？原来的工作，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法官更不需要负责，因为有罪无罪的判决是陪审团做出的。而公诉人更是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证明被告有罪，如果他能不断地把被告绳之以法，便是他的政绩，成为他以后高升或竞选政府职务的资本。他可以说，因为他的英明和努力，罪犯受到应有惩罚，社会因而更加安全。所以，在美国的法庭上被告犯没有犯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有钱雇到高明的律师为你辩护。辛普森是美国着名运动员与电影明星，有的是金钱，雇到美国最高明的刑事辩护律师团队为他辩护，最后无罪释放。尽管大多数人认为他实际上杀了他的妻子。美国一家大电视台与辛普森签订一份合同，要让辛普森说出来他杀了妻子，他是如何杀的她。我想这是美国有些人对辛普森逃脱其杀人罪有所不甘，想用金钱诱他把真话说出来。可惜后来辛普森因盗窃获罪，被重判入狱，许多美国人说这是天网恢恢。但如果被告没有钱，雇不起律师为自己辩护，那他就倒霉了。

一九九八年我在美国西伊利诺州立大学教书。那一年，有一个法学院的老师和他的学生到监狱作调研，他们对二十名被判死刑的罪犯进行了遗传基因的调查核对，结果发现其中十二人是完全无辜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简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事如果是发生在中国，大家可以想像会是什么结果：我们的老百姓可能就要造反了，中国的文人大概就会大喊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要求改革了。但在美国没有人抗议，没有人呼吁改革。只是伊利诺州的州长赖恩在他离职那一天决定特赦伊利诺州被判处死刑的一百六十几名死刑犯。他说有那么多无辜的人被冤枉，他若不赦免他们，怕自己日后睡不着觉。美国总统可以特赦美国的罪犯，美国州长可以赦免本州的罪犯。

我在美国曾经帮几个不懂英语的中国人打官司。一个是天津人，他跟一个到南开大学学中文的美国女孩结婚。这位天津老兄会武术，在南开大学业余教武术，跟自己的学生相恋，结婚来到美国，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女的把男人赶了出来，而且女人还申请了法律保护隔离令。没有警察在场，他不可以再回家，不可以见他的儿子，不能走近女的。最后，女的要求离婚。因为他不懂英语，他找到我给他当义务翻译。刑事案件法庭会雇翻译，民事案件法庭则没有这种义务。这位中国老兄显然不了解美国的法律，当然我自己也不懂。我只是做翻译，但这件事让我对美国的法律系统有了较深了解。这位天津老兄第一次跟我见面，就掀起衣服给我看他身上的伤。他全身一片青紫，我说为何让她打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还手，他说还手怕打坏她。最后，对他施暴的妻子反告他家庭暴力。在美国一定要先告的，你先告了，警察有了记录，再打离婚的时候，对你就有利了。最后那位天津老兄一无所获，房子和孩子归妻子，他连探视权都没有。我告诉他，不应该接受这样的结果。他说他没有钱雇律师。我的学生可怜他，找了一个律师朋友义务帮他。对方律师提出上述离婚条件，问这位天津老兄能否接受，他说能接受。后来，我的学生找来的义务律师，替他要求了五百美元的搬家费，帮他把离婚文件签署了。我那位学生的律师朋友说，你们中国人太不懂美国法律了。他应该雇律师，律师可以帮他赢很多钱，即使给律师一半，也合算。美国律师经常在电视上做广告，说他们可以帮你赢到你应该得到的钱，而且不需要先付律师费。赢了官司再说律师费。当然律师费往往是赢到钱的一半。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生活简单多了。大多数中国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跟法院和律师打过交道。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天天抗议我们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不停地赞扬美国的法治社会。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因为美国的所谓法治制度，美国人的监狱人口的比例非常高。2006年，美国人的监狱人口加上保释在外的犯罪人口是七百二十万。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而其监狱人口则远远超出世界上在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高出平均数的五倍。美国的黑人青少年，每九人就有一人在监。许多西方国家总是诬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警察国家，其实中国人的警察相比美国和西方国家少得多。我的一位澳大利亚朋友跟我出席两次学术讨论会，他是研究中国的警察和司法制度的。每当美国听众问他中国是警察国家的问题时，他总说你如果非要说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的话，那是一个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而且中国的警察是不带枪的。最近发生在中国的杨佳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个手拿一把刀的杨佳居然能在上海公安局杀死、杀伤十几个人，而且没有被当场击毙，这在美国简直就不可思议。美国警察总是全副武装，只要他怀疑有人对他构成威胁，他就有权力开枪自卫，而且事后总是被证明是正当防卫。中国人总愿意想象美国人讲人权，其实美国人的所谓讲人权只是讲给外国呆子听的。他们的警察在开枪自卫的时候，那是决不考虑被害者的人权的，就像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屠杀平民的时候，决不讲人权一样。

中国人在人权问题上决不可以太幼稚。我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教授激烈地辩论过中、美在法律上的差异与优劣。美国教授在中国农村考察的时候听到农民讲，中国农村集体化的时候，社员犯了错误，往往要在群众会上被批斗，他们因此认为新中国政府不尊重农民的自由。他们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在新中国，农民犯了错误，往往是开会教育一下，作一下检讨就过关了，不需要进监狱了。因此，中国人当时的犯罪率极低，监狱人口极少。究竞像美国那样把人动不动关进监狱好呢，还是像毛泽东那样教育一下好呢？一个人关进监狱，全家人受影响，进而全社会受影响。况且，把一个犯人关在监狱里要浪费很大的社会资源。美国人关一个人在监狱的代价是每年五万五千美元，超过了一个大学生的学费。

实际上，中国由三名以上法官负责审案，再加上人民陪审团协助，是很有效率的，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很小。中国的劳改制度，更是比美国监狱的制度不知道好多少倍，人道多少倍。让犯人通过劳动改造自己，并在改造的过程中学一种或多种谋生的技术。同时，中国监狱还对犯人进行定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让犯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中国犯人的再犯率比美国低多了，中国是百分之三十，美国则是百分之七十。

四、中美物质文明方面的差异

中、美在物质文明方面差异很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当政之前，由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的一次又一次索取战争赔款，本来占世界经济鳌头的经济大国，经过上百年的战乱，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大量农民破产，卖儿鬻女。即使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那个被许多人称为黄金时代的岁月里，不到三百万人口的上海，竟有十几万妓女人口。一位网友曾在网上讲，听他父亲说，解放前的上海，平均每天有二百左右因冻饿而死的尸体。只是共产党当政后，人民政府着力改进民生，中国人的生活才慢慢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人的生活基本上是以温饱为目的的，我们生活方式讲究简单，实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都是讲究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锄禾日当午的古诗，都耳熟能详。暴殄天物，是被中国人不齿的。我在中国农村长大，小的时候，每年除夕的时候大人给买上一身新衣服一双新袜子、一双新鞋、一顶新帽子，就欢欢喜喜地过新年了。平时，母亲会把破了的旧袜子在脚底上加上一层旧布，鞋子也要补着穿。冬天穿的棉袄，也是大孩子穿小了给小孩子，从来没有扔掉这一说。许多今天的中国人对当年的这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不屑一顾，但从环保的角度来讲，那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一个人只要不缺吃少穿，就不应该算贫穷。

我当年到新加坡留学，上课的时候，老师问我每月花多少钱，我告诉他我每月花三十美元，她马上就说你过得太贫穷了。在某些新加坡人看来你消费不多，就是贫穷。后来到了美国，见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更加让我感叹不已。美国人住大房子，开大汽车，让刚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惊讶不已。在中国人看来，美国人太富有了。他们扔的垃圾，在中国都是可以用的。美国人每周收一次垃圾。到收垃圾这一天，每家每户，都会扔出很多垃圾。旧家具、旧电视、旧冰箱、旧玩具等等，不一而足。美国人要按季度交收垃圾费。九十年代初，我住在波士顿，每季度交四十美元垃圾费。如果一次扔太多垃圾，还要另外加钱。一九九八年，我从波士顿往伊利诺州搬家，因为走得仓促，两辆旧汽车，一些旧家具，一些旧自行车，都不得不割爱扔掉，在门前堆了一大堆。我本想一走了之。但不知如何被收垃圾的人知道了，在我走前找到了我，额外收了一百多元的垃圾费。刚到美国的中国人，当然也有其他国家的人，都在收垃圾这一天到大街上捡一些能用的家具家电之类。我的第一辆汽车，就是一个同学一百元卖给我的，跟送差不多，所以扔掉的时候，也不觉得可惜。如果我有时间，开到修车场去，可能还可以卖一百美元。

美国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往往夫妻都上班。没有多少时间关照孩子，但他们很舍得给孩子买礼物。每年的圣诞节，祖父母、父母、叔叔、姑姑舅舅、姨妈，都要给孩子买礼物。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得买礼物。所以美国的孩子都有很多的玩具，堆得满屋都是。大人、孩子在节日，要给自己给别人买礼物。买礼物是美国人人生中一件很大的事情。在商店里经常看到大人、孩子为买玩具发生的家庭喜剧，孩子要玩具，大人一开始不想买，但孩子不走，坚持要买。最后大人只好买下来。另外，美国的商业广告，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向孩子们和家长推销那些新花样玩具。只是，这些玩具对孩子有无好处，则好像没有多少人在乎。我的儿子在美国长大，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玩具，所以我从来也不注重给他买玩具，但他在美国还是有不少的玩具。他放学后，也跟美国的小孩一样，回家玩自己的玩具，或玩电脑游戏，或看电视。我小的时候没有任何玩具，我跟村里的孩子们，到河边去挖回一些黄泥和黑泥来自做玩具。男孩子最愿做的玩具是枪、火车、汽车。女孩最愿做的玩具是筐子、桌子、凳子、锅碗等生活用具。做完了玩具，就一起玩各种游戏。男孩子愿意玩的游戏有捉迷藏、骑马打仗、打纸牌等十几种；而女孩愿玩的游戏则有老鹰捉老幺、过家家等等，也有十几种很有趣的游戏。他们在玩的过程中，开发了智力，学会了与别人如何相处，培养了领导才能。我与我儿子和美国孩子们的童年相比，究竟谁的童年更丰富多彩，更有意义呢？我看很难说清楚。我问过我的儿子，也问过我班上的美国学生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清。

但我想让我儿子和美国学生知道的是，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因为物质没有美国丰富，就一定是贫穷的、痛苦的。只要不缺吃穿，他们就不是贫穷。他们有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生活乐趣。美国人不但没有资格看不起他们，而且应该尊重他们，因为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对环境影响最小。而我们今天的环境危机，很多就是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如果人类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我们的地球肯定要被早早毁灭掉的。我每年都带一批美国学生到中国去游学。我教书的学校是非常独特的学校，学校的教学理念跟我赞成的毛泽东主席的教育理论很相近。这也是我能够，也愿意在美国呆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学校建校已经一百多年了，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不管你家庭收入情况如何，每周必须工作十五个小时。在四年大学期间，必须要做一百二十个小时的好人好事，最终才能毕业。而且，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要到国外去学习一次。可以是一个学期，可以是寒假或暑假的短期旅行。我一般每年夏天都带一批美国学生到中国大学，跟中国大学生交流，也带他们到中国农村、工厂去看看，当然也看一些中国的名胜。他们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一般是四、五个星期，但他们总被中国的严重空气污染、环境污染所困扰。当我们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会说马上就又可以看到蓝天了，言外之意，他们在中国没有看到蓝天。他们只是无心说出这些话，但却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美国后，我们必须向没来中国的师生介绍我们在中国的见闻。很多学生认为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的严重污染。尽管我认为他们说得没错，他们还是让我感到不公平。我最后总要讲中国的环境污染实际上是美国人造成的，你们美国父母长辈，没有时间给孩子们最需要的爱，就拿那些廉价的玩具来代替对孩子的管教和爱。你们的跨国公司为了赚更多的钱，把产品拿到中国去制造，剥削中国的工人，污染中国的环境。你转身又来指责中国的环境污染等等，每当中国玩具在美国出了问题，总得由中国人承担责任。美国的媒体便大肆渲染中国的加工商赚黑心钱等等。总是美国人有理。

我嘴上这样讲，心里也很清楚。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周瑜打黄盖。美国人设计出这些“垃圾”产品，如玩具和人们并不需要的各种产品，让中国工人廉价造出来，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接触到有毒原料，身体健康受到伤害，生产过程中排放出的毒气、毒水，毁坏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又长久地伤害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健康，美国消费者贪便宜，买了中国生产的便宜玩具和其他产品，对孩子的智力和健康没有丝毫的好处。美国因为从中国进口大量的“没有实际用处”的廉价产品，而形成大量的贸易逆差，美国的消费者用信用卡买这些产品，欠下一大批的信用卡债务，成为信用卡债务的奴隶。美国信用卡的债务利息经常是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而且是利滚利，驴打滚，一旦陷进去，要脱身很困难。

中国人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通过忆苦思甜，都多少知道高利贷的厉害。但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高利贷的厉害。美国人的银行、信用卡公司，千方百计向年轻人推销信用卡，都是免费的。许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意味着什么，有的人甚至以为信用卡的债务是不需要还的。我有一位大学里的同事，教政治，人很明白。但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曾经糊涂地以为信用卡的债务没有关系的，于是就胡乱花钱。有一次他需要现钱，居然用信用卡花二百多美元买了四个新车胎，然后转手五十美元卖给一个朋友，他以为自己很聪明，最后欠债太多，只好宣布破产。他这次接受了教训，以后再不敢用信用卡了。我在布朗代斯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同事乔治，读大学的时候欠下五万多美元的信用卡债务。毕业后在图书馆上班，收入不高，根本不能还信用卡的本，他只好干二份工作，还是没有办法还清信用卡的本，每月只是把利息还上。他三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给他留下五万多美元，让他把信用卡的债务一下还清。那天早上，他走进图书馆大门，当着众同事，跪在地上，大喊一声，上帝啊，我总算解放了。我再也不需要打二份工了。我可以成家了。美国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人的人欠大量的信用卡债务，二00二年，平均每人八千五百六十二美元，每年有大量的人破产，二00三年有一百六十万人破产。许多破产的人最后无家可归，这也是美国人无家可归人口比较大的原因之一。

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美国每年有无家可归者二百万，有吸毒者和酗酒者二千万，每年因吸毒或酗酒死亡的人十三万五千人，饿肚子的人口有四千多万，没医疗保险者四千多万，有精神障碍的成人和孩子有二千一百万人，有精神障碍的儿童占五分之一，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的代价之一。有人说，这些数字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医学的检查手段高了的缘故，以前没有手段检查出来，现在检查出来了。也有人说，以前我们的医学不发达，对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现在重视了，检查手段高明了，所以这些问题就显出来了。但我认为，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这些问题的出现是跟美国社会的问题相关的。

我认为，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正在考验着人类的生存能力，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人类进化到今天，经过了上百万年，吃的都是自然进化来的五谷杂粮和各种各样的蔬菜。自古以来，人们都是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一家人，一个村落，一个部落的聚群而居的社会生活。而现代美国人的生活，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从事农业，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粮食是怎么来的，许多美国小学生甚至以为通心粉是树上长出来的。即使那百分之二从事农业的人口，也跟传统的农耕生活相去很远。人们过多地相信科学，过多地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化学催生剂、各种各样的生长激素、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庄稼地里喷上除草剂，不需要锄地了。本来需要一年才能长到二百斤的猪，吃了有激素的饲料，三、四个月就可以长到三百斤。本来一天下不了一个蛋的鸡，在灯光通明的养鸡场，分不清白天黑夜，一个劲地吃含有大量激素的饲料，不停地下着蛋。还有各种各样的转基因产品，科学家们说这样的产品不会对人身健康有什么危害。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是被资本家雇来为他们创造更多利润的。为了更多的利润，资本家是什么都肯干的。我是坚信资本家为了利润，是什么都会干的。我们中国已经出来许多假酒、毒酒、假奶粉、毒奶粉等等太多了。美国的资本家比中国的资本家高明一些，但只要看看美国人一个个吃的那样肥胖，就可以知道美国人的食品健康问题不少。据美国的统计数字，美国有一亿一千九百万成人体重超重或有肥胖症，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美国人人有汽车，让许多不知就里的中国人羡慕得不得了。实际上汽车给人类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许多美国人长期依赖汽车，不肯走路，结果也是促成身体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越胖越不想走，越不想走就越胖，形成恶性循环。而且大部分美国人生活中的压力很大，担心丢掉工作，想着如何偿还信用卡债务等等，所以美国人口失眠率也很高，有七千万美国人有失眠问题。美国人看病吃药的费用也高得吓人，占国民经济的收入的百分之十四，合一万四千多亿美元。

二00五年，我和十四位美国教授参加了到中国考察的旅行。有人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我们十五人中，平均每人每天服用五种处方药物。我教的美国学生也大都服用一些处方药物。每次我带学生到中国去，学校都要让学生说明他们都服用什么药物，并必须保证他们会带足够的药物，并坚持每天按时服用。许多人离开了药物，就没法正常生活。这是美国社会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也是所谓现代医学带来的问题。资本家开发药物是为了赚钱，医生给病人开药也是为了赚钱？许多美国人太信医生的话，吃了医生给开的药，一旦吃了，往往就要不停的吃下去。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跟我在同一所大学教数学，他有很严重的关节炎。我陪他去看专科医生，医生检查了他的情况后说，“你的关节炎很严重，不过我有很好的药治你的病”。但我的朋友问他该药有无副作用，医生说有，“对你的肝会有伤害”。我的朋友问那怎么办，他说他还有一种药可以帮助他的肝。我的朋友又问那药有无副作用，医生说对他的胃会有伤害。听到这里，我的朋友说他宁愿继续他的关节炎，也不愿伤害他的肝和胃。这个情况能说明什么呢？在利润的驱使下，是有很多的新药被不断地研究出来，不断地被用到病人上去。治好了一个毛病，又造成另一个毛病，于是又有了新的赚取大量利润的机会，这跟所谓科学发展是一样的。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往往忽视了科学在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制造出更多、更大的问题，其后果往往更严重。科学是否真正造福人类呢？值得深思。

这些年，我们学校陆续招了不少中国学生。通过对这些学生的观察。也让我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感到担忧。我们学校的中国学生有几个特点：他们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但他们的自制力都很差，玩起电脑游戏来，往往就能忘记做作业、忘记上课；另外，他们非常缺乏进取精神，不愿意追求卓越的成绩，只要能过得去就可以了；他们不肯吃苦，也缺乏社交能力，总是跟中国人处在一起，不愿意跟美国人交朋友。他们这些特点，我想都是中国父母对自己的独生子女过分溺爱的结果。他们没有对孩子严格要求，在物质上处处满足孩子，却忘记了我们中国人的古训，惯子如杀子。他们不肯让孩子吃一点苦头，不知道让孩子吃一点苦、受一点劳累没有什么不好。艰苦一点的生活往往可以培养出好的品质，。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与斯人，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其实就有这个意思。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有胜过中国人的地方。他们的孩子中学就开始打工，参加义务劳动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大多数美国大学生都是便念书边工作的。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更有进取精神更成熟、更肯干。

五、结束语

美国的经济现在已经陷于严重衰退局面，还拖累许多别的国家进入经济衰退，包括中国，许多美国学生和家长对前途感到担忧。但我认为，这次经济衰退，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对我们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可惜我们不肯面对现实。现在经济衰退，将逼迫我们面对这个问题。让我们停下来，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为了经济不断增长，美国社会鼓励人民无节制地消费，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有钱赚，工人才能有工作干。没有钱消费，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很愿意借钱给你，然而，你向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借钱越多，银行和信用卡越能赚你的钱。信用卡公司不喜欢你把钱都还上，因为那样他们就不能赚高额利息了。他们希望你每月只还一点钱，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但这有个限度。当借钱者的债务达到限度，你没法偿还他们的债务，就只好破产，银行也就无法收回其债务了，美国的经济危机其实就这么回事。但我们好像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继续增加消费，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环境的破坏，对人们身心健康的破坏，是很明显的。现在是需要我们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中国不要再盲目地以美国的马首是瞻，而应当找到一条适合我们自己国情，适合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不要忘记，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不要继续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硬道理。世界上还有比经济增长更硬的道理，那就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一个充满社会公平的，没有娼妓，没有贪污腐败，没有环境污染，没有很多犯罪的社会。

（本文写于2008年。）

[1]美国政府一八八二年通过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单一族群的移民法案。

[2]珍妮·史沫莱，《一千英亩地》，1991年出版。

【韩东屏，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美国北卡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