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美国在二战中，帮助盟军战胜了法西斯，守护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可是，有谁知道，在二战初期，美国是支持纳粹，支持法西斯的呢？有谁知道，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美国亲手武装起来的呢？二战中，许多着名的美国资本家、商人和纳粹暗通款曲，美国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战期间，与德国有经济往来的大公司超过200家，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摩根大通银行、通用汽车、标准石油、柯达公司、西屋电气等。美国企业对德国战争的支持，也是渗透到了各个方面。

我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九龙塘上好八连上街打扫卫生当然是信号，但后续行动还是要随机应变。现在香港市民已经开始觉醒，出现了一些打击废青的行为，但总体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介入并非最好的时机。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深入扩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大发展的情况下，作为后殖民范式主要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具有了新特征，而其给全球带来的文化危机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当代文化帝国主义新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输出型文化产业体系的建立、文化输出的大众化与意识形态输出的隐蔽性、“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固守“西方文明优越论”及文明冲突论思维。当代文化帝国主义所引发的文化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破坏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二是威胁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三是阻碍人类精神文明进步，将人类引向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要立足于民族国家自身并借助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分析批判，而且要联合其他国家，抵御全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

香港既处在中华文明的边缘，也处在盎萨文明的边缘。与新加坡最大的不同，是港人在政治上的幼稚，尤其是，香港的社科学者，不少是盎撒文明的传声筒。他们学自英美，但大多不像新加坡和日本学者那样，冷静的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制度比较分析。从学界到实务界，相当部分利益与英制直接挂钩（金融、司法）。所以对英制的弊端，几乎不会有人去分析和指出，也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将英制中有益的部分抽离出来，而只愿做整体承袭。长期的英国殖民，以英为尊的心态，导致香港精英阶层缺乏自醒，进而将盎萨文明中的内在缺陷，归结为对盎萨文明抄袭还不彻底。

进一步做好“中学西传”的研究，我们还必须有学术批评的视角，必须在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观照之下，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显然存在着“以西方之心度世界之腹”的明显局限。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西方对中国文化常会误读、曲解甚至污蔑。对此，中国学者就更有必要坚定文化自信，掌握话语权，以此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

过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叫“与国际接轨”，由于所谓的“国际”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里，因此说被极端化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实质上是变相的全盘西化。而我发现，习近平主席最近访问一些国家或者是在某些国际会议上，所用的说法是“战略对接”。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改变说法，而是体现了国际关系上的平等互利和双向的交流与融合。当今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并且回到了世界的中心，我们不会排外，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对一小撮自由派人士对国人进行的文化转基因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和必要的抵制和反击。

“民国范儿”是病态历史的折射。它回避南京大屠杀这一民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忆，试图通过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历史记忆的重新“发掘”、“考证”与颠覆，通过对“民族魂”鲁迅的八卦式“研究”与流言性书写，掩盖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核，通过对“民国范儿”虚假的贵族身份的伪饰，为中国社会的重新封建化招魂。这种封建性与流言性的写作将“民族魂”鲁迅改写为“大先生”，与汉奸“二先生”并列，以此消解“民族魂”与“汉奸”根本不同的性格特点。

法国媒体正在法国民众的头脑中蓄意塑造着一个有别于“现实”、被笔者称之为“媒体现实”的现实。“媒体现实”与实际上正在发生的“真实现实”之间有时相距甚大。这是笔者在法国20多年记者生涯中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媒体，作为与政府、资本并行的西方三大权力之一，在主导西方人思维方面的作用向来不可低估。鉴于媒体强大的宣传能力，“媒体现实”正在取代现实，甚至进入历史、改变历史。试想，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以后，当后代试图从法国媒体中寻找香港骚乱的历史真相时，他们很有可能就真以为“香港警方滥用暴力”是今天香港的现实。

文化自信决非来自于虚幻天国的自我陶醉，决非让虚无的玄冥之神主宰现实人们的思想、精神，而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现实世界里通过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注入新时代文化活力所于广大人民心中油然产生的对民族文化的无上自信和自豪。精神层面的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性标志，否则，无论经济建设取得多大成就，都只能是无本之木。

香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绝非一日之寒，而是香港文化、教育、新闻舆论、司法长期沦陷的结果，是美国、英国、香港反对派、港独分子长期釜底抽薪的结果，是我们长期放弃争夺香港教育、司法、文化、新闻舆论阵地的结果。要想扭转这种局面，要想让香港青年一代重怀爱国之情，就必须坚决夺回香港的教育权、文化权、司法权、新闻舆论权，没有教育权、文化权、司法权、新闻舆论权，香港的乱局即使这次平息了，以后也还会不断轮回，也还会不断重复上演，香港将彻底失去未来。

根据《文化冷战》披露的材料，恐怕还是将中央情报局叫做美国的“宣传部”更贴切一些，而且这个收到了良好效果的宣传部，比任何国家的别的任何种类的宣传部都成功，它推崇的口号是最好的宣传就是看上去不是什么宣传。美国人一方面推行所谓的自由，一方面又反对文化领域的自由，所以他们阻止小说《斯巴达克思》的出版，监视海明威的行踪，干扰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之他们奉行的策略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他们就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他们就反对。

希拉克很有可能是继戴高乐将军之后、惟一一位真正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国总统。我对希拉克留下的基本上都是相对美好的印象。他的逝世是法国的一大损失，也使中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好朋友！

为国捐躯的无数英雄烈士在浩瀚无垠的苍穹与我们隔空守望梦牵魂绕，让学生们永远铭记和缅怀英雄烈士的丰功伟绩。期待有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率先示范尊崇英雄烈士的文化导向和社会引领。望各路媒体及网友们大力扩散转发此倡议！

中华文明是惟一延续五千年没有断绝的文明，能够延续至今显然不是靠投降投出来的，而是打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每到历史关头，总会有英雄站出来带着民众负重前行，他们从不服软，更不服输，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不是那些屈膝投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软骨头。

大量的事实说明，对民众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教育，必须从少儿时期抓起。“岳母刺字”的故事就发生在岳飞少儿时期。目前在我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教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即使幼儿园的孩子对《国歌》歌词的内容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了“国家”和“爱国”，而这是爱国主义教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如果单从歌词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国歌》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等歌词，比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来说，要让幼儿园孩子理解的难度要大得多，但不能就因此而否定在幼儿园教唱《国歌》的做法。同样的道理，结合教唱儿歌《一分钱》，让孩子们了解历史和开始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也是十分必要的。

超级大国的霸权哲学，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赞赏的那种天然合理的担当精神，是为命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当仁不让精神。它是关怀大生命体系健康的生生不已生存和发展的哲学文化。“一多不分”内在相系不分的生生不已哲学价值观，只在于生生为贵，因为生生为贵是以宇宙万物“一多不分”联系所承载、所实现、所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