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历史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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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波才动被人猜

——题引*】

楔子

（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二）

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

（三）

任何人类的普遍用语，——指为人类群体所接受的普遍的程度，均不过是对特定历史存在方式（历史存在者）的摹写。商品、货币、资本当然不会例外。它们工作摹写了商品生产方式、货币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生产方式的规定，注定使自身内在逻辑关联，必定落实为列宁所讲的“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是“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亦就注定要像卢卡奇那样讲的，作为“范畴转变的历史”。然而，这些均不是最为主要的。重要的是，这些用语把握住了对象的发展，把握住了批判规定的内在性，而把批判归为“发展”。这在理论上自然是出于对历史发展的高度认同感。历史感、实践感和发展结为规定的一体和高度统一。通过这种处理方式，理论即成为具体的存在者，隶属于生产的发展，这样就使得自身的规定和实践结成一体，最终工作落实为对于行动者的指引，而能溶进历史生活。（本书作者）

（四）

历史是自由的，同时是必然的。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这就是决定论。（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五）

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六）

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狭义经济学），在广义经济学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简括地说，即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构造……因此，我们要想指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灭亡的法则，暴露出决定其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就必须在其发展上（从单纯的矛盾到复杂的矛盾），研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李达：《经济学大纲》）

（七）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八）

如果具有历史眼光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谴责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所造成的停滞性。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和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的黑夜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缔造出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个伟大的统一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尽管它是一种保守的停滞性的结构，但其内部有着顽强的难以摧毁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保存了那么多、那么完整的信息。是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奇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独特的教科书。（金观涛和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九）

我们生活在与马克思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社会。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作用不断增长的社会。未来将会是什么样？从当代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即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逐渐消亡）来看，这一消亡进程将会加速。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空白领域”是非常现实的。提出这一现实使我们比较容易回答完全复合逻辑的问题：如果在一定的和适当的条件下，上述新的有产者阶级变为统治阶级的话，那么它将统治谁？它将统治目前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中产阶级会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种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话，那它就已经不是什么“空白领域”，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难解之谜。（亚当·沙夫：《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十）

联合劳动者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仍然是社会的；但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因此必须在所有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和生产者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

（十一）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敦兮其若朴……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道德经》第六、七、十、十五、二十、二十八章）

转化史I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建构行动定名为“大写字母的资本”（资本的历史和逻辑），语境和工作路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启动于1844年手稿群，初步的成型则以1857-1858年手稿群为标识。前者在于产生对象（规定），后者在于产生研究对象（规定）；前者是工作启动的阶段，后者是结出硕果的阶段（跨越在两者之间的文献群落可看作马克思的不懈探索过程）。在此地基上，马克思于经济学领域之内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漂亮转身（标志性事件是获得二重性规定之学科方法与客观逻辑）。鉴于此，基本上可以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工作逻辑来全面审视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探索它的内部历史过程——转化运动史的奥秘。

（一）

作为天才与巨匠的书写品格的统一，“第一卷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284页。】

如从《资本论》首章的逻辑解析看，其从批判角度书写了商品的存在（第一节）、商品的本质（第二节）、商品的概念（第三节）、商品的精神现象（第四节），从而艺术地摹写了大写字母意义的商品批判；又如从第一卷全书看，其书写资本的存在（第二篇）、资本的本质（第三篇）、资本的概念（第四篇）、资本的历史现象（第七篇），从而同样完成了资本精神现象学批判。难能可贵之处在于，马克思的指认立足了经济史，是从客观批判工作发掘这一层面书写商品和资本的。

马克思深信：“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第110页。】

历史转化运动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和结构性。所以，资本的考古相应就一定要探索全部的人类生产史，并必不可少地涉及对经济形态社会历史的通盘考证和考虑。且就研究性质而言，既然商品社会经由资本的发展已经孕育了产品社会自身解放的规定，那么就意味着抽象统治的彻底终结，人类生产随之将面临真正发展时期的来临。

人们习惯于直接套用黑格尔否定观的辩证逻辑来观看历史的发展道路，忘记了逻辑的前提是历史本身，即历史自身的发展内容。无论何种矛盾规定，前提当然是生成的运动，所以在相生相克的架构下具体运用矛盾发展逻辑，乃是锁定总体发展的规定，尊重了经济形态社会这个最大的客观发展实际。

【注：“相生相克的架构”指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水乳交融的结合状况。产品社会经济范畴和商品社会经济范畴总是关联着的，虽然并不意味着它们毫无区别地等同。例如毋庸置疑，地租和贡赋首先是产品社会的范畴，它指明这个形态特有的直接分成制这一经济占有类型。初级形态广泛盛行直接的产品分成制，商品经济形态从中离析出社会分成制，直至定格为剩余价值占有制度。社会主义体系则发展出工作内涵丰富的经济分成制及实现形态，从而更加具有了为社会联合体工作的性质。】

马克思把这个实际界定为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进入真正发展时期之前的特殊历史阶段。因此《商品》不是别的，是人类史前时期全史意义上的一个集中性浓缩。以之为核心工作内容的《资本论》首篇，正是对商品时代从而转化史I（商品变货币）的刻画。可从《大纲》货币章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全部描述当中清楚地看到这些方面的论证特点。在那些地方，马克思着重讲解的实在内容其实围绕了与商品生产有关的财产关系的发展。商品转化为货币也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客观批判的始获成功。众所周知，马克思于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就了《货币》、《资本》。在“大纲”意义上，《商品》没有完成。内田弘指认，《大纲》尽管没有商品章，仍然在货币章的一开头提及：“虽然在《导言》中，马克思确定了把斯密颠倒了的货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改正过来，但是他没有从商品开始，而是把劳动产品规定为商品，分析了产生货币所需要的一些主要因素”，列举出5个范畴：“交换价值、占有、货币、交换、劳动一般”，“讨论了各个范畴在历史上的各种生产形态中各占有怎样的位置。”“在《货币章》的开始，以社会分工=劳动一般（这也不是单纯地贯通社会历史的生产一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抽象，因此是不仅产生出使用价值，同时产生出交换价值的实体）为前提对商品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这两个要因。”【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63-64页。】

人类商品生产具有两种工作形态：单纯商品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特殊化发展的规定，内容上固然涵括并延续了前者，工作形态是对于它的直接否定。单纯商品生产以商品导引货币，资本主义生产刚好颠倒过来，是以货币导引商品；前者发展直接的商品-货币关系，后者则致力于发展货币-商品关系。即在基于商品的生产中，货币的规定为商品的规定所统辖，而在基于货币的生产中，商品的规定为货币的规定所统辖；前者在生产目的上可说是作为了使用价值的商品生产（生产商品），后者在生产目的上可说是作为了价值的货币生产（生产货币）。这样可以说，单纯商品生产没有脱离开普通的人类学意义，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了特殊社会学含义。商品生出货币彰显了产品社会的发展，货币进一步转化为资本则显示出商品社会本身的发展。发展中介刚好就是“货币（生产）本身”。

货币一开始是作为“价值形式”的面目出现的。【注：马克思认为，对经济学家而言，价值形式的历史成长构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一个关键所在，犹如对物理学家而言，物质运动形式的变换和成长构成了理解物理学对象的一个关键所在，对化学家而言，化学方程式的变迁或变动构成了理解化学对象的一个关键所在一样。这里面需要说些题外话的。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对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所谓经济的细胞形式，是指作为有机体的身体的统一的构造组织，所谓商品形式，指的是价值本身，即使用价值的社会形式（使用价值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对象，劳动、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形式构成工艺学，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形式才是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对象）。价值和价值形式共同构成“经济的细胞形式”，从而，价值本身是理解价值形式成长的总地基（劳动、价值、价值形式构成政治经济学）。货币是在价值域内予以考察的，这样才有从货币形式到资本形式的历史转换的考察，而它又必须依托“货币或商品流通”这个载体。】

“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x个小时劳动，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就直接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马克思随后强调：“我在别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曾详细地谈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这种平庸的空想。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注：《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114-115页。】

普通的商品生产仍然建立在直接产品的基础上，是其向价值转换的生产形式，“货币的出现，是生产物变为商品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促成生产物变为商品的原因。”【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三联书店，2012，第113页。】

价值规定的发展的过程，因而表明了货币（形式）处于生成中。【注：马克思讨论《货币或商品流通》分为三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价值尺度是说货币的实体，即作为“货币本质”，决定它的质和量，即社会工作内容。流通手段是它的社会工作形式。即是说，“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52页）《货币》的讨论使两者重新合成起来。“在所有这些场合，我们认为，贵金属同它的价值尺度职能和铸币职能相反，执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的职能。”（《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10页）】

【又注：这是一切“必要劳动”规定的起源。例如，马克思后来讲到的工作日内的必要劳动时间，毋宁说也从这一决定过程开始。】

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则是限定货币为出发点的生产形式，即价值和处于生成中的资本（形式）统合的形态。商品和作为资本的商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社会经济形式规定的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即可能导致实体组成材料的相异。普通商品价值是作为劳动产品的价值。资本主义商品价值则是作为货币的价值，这是一种特殊价值实体，实际是作为社会产品，即货币（社会等价物）来生产的；所谓简单劳动“假设”，盖源于此规定。它要这样告诉生产它的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不仅仅是私人劳动，而且必须强制性地被同时看成“社会劳动”。资本以货币强制产品生产，表明已经把实现它的流通条件看成其自身发展需要所“自然形成”的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可以说是社会劳动本身。【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05-606页）】

关于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资本论》在两处不同的地方提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52页。】

以及“资本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注：《资本论》第3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101-102页。】

前者是产品社会的养成，后者是商品社会的养成；前者把产品即使用价值本身看作“必要的（即必需的）”，后者把劳动时间即价值本身看作“必要的（即社会必要的）”。

在初级的商品生产体系，货币仅仅作为“形式”，以中国为例，“我们的赋税的贡纳，早就采取了货币支付形态，这对于货币支付的用途，不啻开辟了另一个通路……但在另一方面，通过赋税，通过其他相类似的经济外榨取在生产上造成的破局，却又不能不使中国的商品经济，从而中国的货币支付机能限定在极狭的范围内了。”【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41-142页。】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货币既作为“形式”，同时又成为“特殊实体”（社会产品的抽象代表）。这是巨大的历史发展嬗变。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具有“前史”。【注：货币（形式）、资本（形式）体现的均是“职能”。马克思实际上是限定在流通领域内讨论此二者的，从而它们之间的转换就由流通领域的对接来完成。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统一性即在于“价值形式”成长。商品价值形式一步步移转为剩余价值形式，在前者那里，自然物或劳动产品充当价值形式的运动载体，在后者那里，商品本身和货币充当价值形式的运动载体。】

（二）

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不能称为市民社会II呢？资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实践者，尽管从理论上鼓吹个人主义。1844年手稿说明，因为那样的话，很便于把共同性说成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就像新古典体系任意操纵和摆弄关于物质发展的各种一般规定（物象一般）的“知识”那样，通过把个人主义甚至鼓吹为原子主义，顶礼膜拜，“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就是说，“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这样的态度，内田弘不仅同样有，并且更为明确地摆放在他的文字中：

【“货币章”和“资本章”首先各自以货币和资本作为前提，从而导出循环的过程，然后展开了循环=本性显示论，而循环=本性显示论是指货币和资本的究竟是什么（两者在本性上都是支配他人劳动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本性是什么……读懂了这样的对应关系，与包含在货币资本循环=转折论之内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史论相对应的就不是“货币章”开始的“依赖关系”史论，而是包含在货币循环之内的货币历史发生史论。与“货币章”开始的“依赖关系”史论相对应的是包含在“资本章”开始的货币向资本转化论之内的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史论。这两个史论分别与各章开始的转化论即货币转化论和资本转化论相呼应，是历史的转化论。与之相对应的是，“货币章”的后半部分货币产生历史史论和“资本章”《资本一般性》的后半部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史论是与循环=本性显现论相呼应的史论。因此我不能同意山田锐夫先生的说法，他的说法是生成论把“依赖关系”史论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史论连接在一起，是两个史论。在黑格尔的语法中生成（Werden）这个词的范围在《大纲》之中也是多重定义的，具体是把最广义的个体的个性完全外化的过程，因此那也是指个体灭亡的终极的过程。Entstehen=Vergehen先生提出在“货币章”所说的生成论时，包含了我们所说的货币的转化论，在“资本章”所谓的生成论超越了资本转化论，甚至包含了资本概念的一般生成（资本价值的生成），结果“资本章”的生成论的范围根据扩大，与“货币章”不对应。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马克思使用生成这个词的具体例子，也应该考虑其理论辐射的范围。[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08页。]】

“依赖关系”史论恰能说明转化史I，难道全部的商品发展关系不是建基在产品关系的基础之上，又相应由它的发展所支撑吗？正如价值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难道产品的经济的质不相应是人本身上的规定吗？正如人们不能把转化史I直接说成转化史II，反过来，也不能把转化史II颠倒地说成转化史I。所以在生成论上，马克思恰恰这样来说明：

【（1）托伦斯先生的混乱，与李嘉图学派的抽象方法正好相反。这种混乱本身是根本错误的。第一，价值由纯粹的劳动时间决定，这只能在资本生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两个阶级分离的基础上发生。第二，由于同一的平均利润率而形成的价格的均等——（这一点也要有保留地来理解），和价值规定毫不相干，相反，是以价值为前提的。这一段话对于表明李嘉图学派的混乱是很重要的。

（2）假定必要劳动就是必要劳动……为了确定利润规律，这个假定自然是必要的（就利润规律不决定于工资的涨落或地产的影响来说）。固定的前提本身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全都会成为流动的。但只要一开始就把它们固定下来，在展开分析中就可以避免把一切都弄乱。此外，实践证明，例如不管必要劳动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会多么不同，不管必要劳动的比率由于原产品价格的变动而会发生多大变化，或者必要劳动的量和比率由于劳动的供求关系而会发生多大变化，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资本都必须把这个标准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并把它作为固定的量来加以利用。对这些变动本身的考察，完全属于论述雇佣劳动的那一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225-226页。]】

（三）

资产阶级社会从来是践行“资本”主义的，而且只践行这么一个主义，这个主义从实质层面看，刚好是对于“个人”主义的形态置换。表面上看，资产阶级集体同一切小资产者一样均鼓吹个人主义，其实质的工作内容却从来是践行《资本论》中所讲的那一套东西的。

【注：对应了哈耶克所说的假的个人主义：把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利益视为最高追求的质朴的个体利益主义，“因为这种伪个人主义在实践中也会导向集体主义。”哈耶克为此说道：“个人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只此一个事实就应当足以驳倒若干一般误解中那种最为愚蠢的误解了，亦即那种认为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预设的（或者是以这样一项假设为基础的）观点，而不是一种以人的整个性质和特征都取决于他们存在于社会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出发点的观点。”（《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11-12页）】

前者的本质只在于进行个人所有权意义上的生产，后者的本质是进行“货币”（社会商品和价值）生产；前者旨在生产商品，后者旨在生产货币。通过置换工作，商品的自然存在规定完全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规定所覆盖，直截了当的货币是资本的出发点，是资本的第一个社会存在；我们也不能忘掉这一点：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这个特殊商品，即一般等价形式与其自然形式融为一体的商品，就是货币。如此才能谈得上，“在《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把握问题的方法是让货币的本性在循环过程中产生并显现出来”，并且，“这种把握方法也贯穿了‘资本章’。”【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08页。】

这个本质是贯通的，贯穿于整个商品社会史。如此，《资本论》首篇的第三章在内容上也就被定名为“货币或商品流通”。设若存有市民社会I、市民社会II，则前者是探索单纯商品生产何以发生？后者是探索货币化的商品生产何以发生？在构造上，市民社会关系并入经济形态社会的各种制度总和，即生产关系本身的规定中了。由人本身把握的劳动体和由价值一般把握的“抽象劳动体”在工作规定上是连成一体的，因此，市民即证实商品生产的“发生”，也同样证实社会生产总存放于彼此是联结着的一定的经济制度中。

【注：中国用语上的对应是士农工商中“工商”的“发生”。所谓工商食官制度：“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国语·周语》）《管子》则记载：“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后世理学家说到这种情况时，亦充分肯定了“商”的价值，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引自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

市民社会从中脱颖而出，持续到商品生产形态历史结束。市民社会I，如同市民本身，是一个和单纯商品生产工作形态彼此依存的社会人文形态。它同样是广义的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历史经济关系发生运动。“可是，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及其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1页。】

市民社会II应列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畴。即是说在发生前提上，以货币为主导的生产固然是依靠了单纯商品生产的空间存在性，但实为商品生产关系类型的转换：一种换成另一种。市民社会II从市民社会I中脱身而出，得以进入另一特殊联结着的经济制度的结构体系中，成为它的特设的规定和内容。这个过程表现为货币性质的发生质变的发展时刻。市民社会II具有市民社会I的遗传基因，但表现出对产品社会的极大的排斥与摧毁性，由此可能转换了主体的阶级结构，尽管这种“摧毁”从本质上看仍属于对产品的发展，即实现了社会总产品意义的经济形态进步。

综上所述，如果存有市民社会II这一特定概念，那么，它是专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系将一种社会实体结构易变成另一种社会实体结构，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原有工作内涵。而当这样说时，即不过是说全部的资产阶级制度乃是建筑在市民社会（经济关系）这一基础结构之上，伴随它的发生发展而萌动，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最终成其为独立的特殊的一种经济形态。

（四）

首篇，毫无疑问是关于转化史I描述的，这是历史的起点。它揭开产品经由商品的发展而得到发展，它的发展缺陷并同样在这个过程之内得到有效地克服的历史序幕。商品生产发生的起点是“商品（货币）”，终点是“货币（商品）”。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分析这种经济的细胞形式好像是斤斤于琐事。马克思申明：确实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这种经济细胞内在的发展结构是：

W（G）——W—G·G—W——G（W）

第一环节：“货币”蕴涵在商品的规定性中，通过价值形式的发展将自己内置于商品体内，并且达成它自身的发展的规定性。“所以，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才是一种发现。”【注：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109页。】

价值（形式）第一发展形式是价值生成的个别形式。“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同时又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发展相一致且后者以前者的存在为前提，仅仅说明了这一点：一定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发生、发展总会以一定商品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从而实际促进了该历史发展前提的社会确立。“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注：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75-78页。】

最终的发展结果是，“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商品都能担任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但在同一时候，始终只能由其中的一个商品担任这种角色，因为，如果一切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那么，每一个商品又都会排斥其余的商品去担任这一角色。”实际上，“第三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并不由等价形式建立，而由其它商品客观地建立起来。“因此，某一商品必须担任这种角色，——到某个时候，这一商品可能变换，——而且只有这样，商品才完全变成商品。这个特殊的商品，即一般等价形式与其自然形式融为一体的商品，即货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75页。】

第二环节：商品作为双面范畴——商品本身及所包含的所有者的关系。整个交换过程的发展是人格化关系的发展和历史确立的过程。因此，“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因为为了交易，需要将“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这等于说，“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注：《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106页。】

“商品在交换中才证明它是商品。两个商品的所有者必须愿意互相交换他们各自的商品，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的关系，只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75页。】

法的关系生成于经济行动中，实现在交换中，这就使得商品社会的分配关系总蕴蓄在交换形式中实现。交换形式和生产形式形成工作上的空间母子发展关系。历史的实在规定就落在起始的规定——商品（货币）中；其在社会形式上所对应的经济运动是：W-G-W。但是，商品的概念其实是以商品生产关系历史发生为基础的物质生活的矛盾运动上的一种客观结果。商品的最高概念，即历史商品生产的直接结果，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形式）运动形式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社会存在的生成生长关系。

这或许是“理想市民社会”实际生成的形态。它提醒人们一点：“只有社会行为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76页。】

但是毫无疑问，“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3页。】

第三环节：货币通过自身的运动发展，羽化为货币商品。从而，“货币”实现为一般商品，最终蕴和了商品和货币的规定性。“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3页。】

与此相适应，商品拜物教进一步移转为货币拜物教。货币（商品）在这里彻底地完成了。“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8页。】

总的来说，商品（货币）的全部行程构成商品社会的基本物象学，完成了对后来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而言可能具有的物象规定的最重要地谱写。但是，由于货币（商品）总是受制于商品（货币），导致阿尔都塞觉得：马克思从不认为货币将能破坏货币的外表和存在形式，因为货币外表就是货币本身。

（五）

批判性分析要从商品存在开始，因为研究规定已经内置于叙述，后者是对批判规定的辩证揭示。“使用价值（无论是主观上把它看作劳动的有用性，或者客观上把它看作产品的有用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价值的物质前提，这种前提暂时完全退出经济的形式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页。】

“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注：《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51页。】

这是所谓的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价值的起点规定”。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恰要否认这一点，《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要格外地指明这一点。但不可忘了，它所涉及的始终是“具体的叙述”（通过“形式再现”赋以生活内容规定）——商品生产的实际分析，反映存在（批判）与本质（批判）的统一。

理解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一样，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的关系。从假象破除开始，其实是从研究工作的结束点开始。如此，才可以说《大纲》导言偏重了研究，而《资本论》商品章同时注重了叙述。从叙述形式开始，便于尽快寻找到社会存在的内部工作结构，尔后从中引出批判性认识。

尽管如此，人们宁可相信《资本论》为一逻辑演绎体系。如此，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被两分了，忘记了马克思的说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为，“在生产过程中抽象劳动的存在是‘作为思维中的东西，并且事前就把该劳动的产品看作同一定量的货币相等’。这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只是抽象劳动的思想，它只是在交换中才转变成为实在的抽象劳动。”【注：莫尔恰诺娃等：《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章良猷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85页。】

这是否定客观过程：“商品形式的发展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9页。】

要么是纯粹物质生产，要么是纯粹社会生产；要么是绝对的存在，要么是绝对的非存在。市民社会的个人原子主义研究原则在这里取得领导地位，并形而上学和神学化；历史降落为经济思想史，据此安排逻辑演绎。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论文写作范式：“历史”生产认识降落为“理论”生产认识，历史变成流行用语“文献综述”，理论变成流行用语“模型推导”。

可是，商品终究不在思维存在中，它是实在批判。有一种可笑的见解：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关于“市民社会批判”的理论，二者既在“非批判”和“批判”含义上对峙，又在工作内容（非批判即实证的和批判的）上相辅相成，是理论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的辩证法形式化理论以及逻辑分析忘记了劳动作为“类存在”规定，是一个始终处于生成之中的历史存在，其转化为社会存在则是社会过程；所谓“历史地获得”，其实是对社会生成（规定）的不断涵容。换言之，抽象劳动是社会生成规定之经济存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实在，其作为“生成规定”，在于劳动二重性之于商品二重性的不断涵容：“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并间接地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可以这么说，我们也就能够直接把“商品二重性”视为一种外在表现结构，其以抽象劳动生成为基础，隶属于并和劳动二重性相生相克，换言之，也就构成了整体发展运动，乃是意味着“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所以，“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7、52-53页。】

可见，由于不懂得商品“二重性”乃是作为纯粹表现结构，且作为劳动二重性实践属性，不能混同为“二因素”，可能导致人们难以有效区分各种母子工作关系。例如，通常会忽视“价值（形式）”这一社会存在工作整体。不仅如此，往往相反地从逻辑方面割裂它，任意对存在统一体进行认识组装；致使不能在清楚地说明价值生产和价值形式表现这两种不同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叙述。徒然逻辑混乱地说：“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并非‘劳动的整体’，而是‘抽象劳动’这一‘方面’，而且，也并非‘抽象劳动一般’，而是通过交换，表现为另一生产者生产的一定量的使用价值的‘抽象劳动特殊’。也就是说，‘价值’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本质上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私人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社会证成’方式问题——它并非‘直接地’就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必须通过交换、‘迂回地’‘证成’自己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注：刘召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劳动的耗费、凝结与社会证成”为中心线索的解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这种耗费-凝结-社会证成的阐发思路完全从商品形式的分析入手，通过把认识和认识批判当作客观发展本身，显然是与价值生产的叙述原则相抵触了，例如工作违背了“社会劳动”（物质的社会存在生成结构）创造价值的阐述，乃是将价值实现和价值生产的经济规定性从认识角度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了。

（六）

商品在存在上具有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物的属性（社会属性），但不是平行并列的两种属性。前者——商品存留在使用价值方面的“物性”（物质性质）——是人同他的自然的共同设定物，后者作为“物性”则完全是人自身的造设，而归根结底是人们之间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设定物。商品作为“定在”，乃是物质的社会存在。这是从认识上看的根本对立的“同一属性”，综合形态即物质的社会属性。“现在我们知道：价值实体就是劳动；劳动量的尺度就是劳动持续时间。”【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7页。】

物质条件制约一定社会关系的发生，反过来，一定社会关系也总要规定自身的社会物质形式。商品归结为一个矛盾物。这是个别存在的矛盾的社会过程——作为差别物以提供“交换”、作为共通物（社会使用价值）以提供“价值”，是其作为“类存在”（由类和个例的同一与差别构成的社会规定）的实践生成。最后，与此处论题相关的是牢记以下至为重要的两段话：

【（1）商品的内在矛盾，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作为有用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和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化身，始终存在，直到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为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76页。】

（2）经济学辩护论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他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做出判断。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就断然否定危机。[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36页。]】

前一段是恩格斯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中说的话，从首篇里辑出他认为重要的思想。后一段是马克思自己的话，可能是要加强对这一观点的论证：“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买也是卖，反过来也是一样，这就是说，每一个卖者也把他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379页。】

很明显，这完全是“最愚蠢不过的教条”，是错误的经济学教条。事实和真相是：“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马克思为此加了第二版注：“这个现象虽然很明显，但是往往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忽略，尤其是为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所忽略。”【注：《资本论》第1卷，2004，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转化史II

从工作形式上看，马克思讨论单纯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似乎没有从生产本身开始，而从一定经济形式开始，例如，前者从剩余产品、后者从货币的流通过程开始。生产关系空间的发育程度对揭示生产关系空间本身的存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经济形式的发育成熟意味着生产关系空间本身具有了完全的实在性，从而以后在探讨它时，可以帮助人们方便地找到它的内部构造形式；例如对于前者而言，人们会很容易接受价值和价值形式，而对于后者而言，则会容易接受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在一定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这种生产关系空间的成长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生产关系实体本身发生进一步质变；就是说，“在我们的叙述过程中已经说明：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产要素。因此，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并且显示出例如像货币这样的或多或少属于一切时代的规定，这些规定所经历的历史变化。”然而，“[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和谐’实际上就等于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说，只是就名称而言才存在着差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205页。】

与此不同，为了探索资本发生，马克思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进行全面地比较和评估。在那里，马克思主要比较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各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前者从劳动一般出发，后者从人的直接自身（身份关系和劳动共同体）出发，以及前者从剩余价值的获取出发，后者从联合本身的达成出发。结论是：“货币始终具有同一形式，同一基质；因此很容易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物……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509-510页。】

从而关于转化史II（货币变资本），我们能说出的可算是最为道地的“历史行话”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注：《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

（一）

历史越往前追溯就越稀薄。“资本尽管如前所说，可以在货币形态上存在，亦可以在货币以外的其他当作商品和当作生产手段的物质形态上存在……却始终是把货币作为其全运动过程的经纬。资本关系离不开货币关系的，正因此故，资本并不是可以突然在任何社会都可发生的。如其说，资本必须透过货币而显现其作用，我们就不妨由货币关系来追溯它的起源。”【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55页。】

《货币转化为资本》在《资本论》里的地位和表现形式尤为突出，是唯一的篇章合一结构的独立名称，论述体式也许更能彰显黑格尔式样的正反合的特殊叙述的精髓。写作方式也使人同时联想到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的处理：以货币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人类2000多年的智慧探索竟对此毫无斩获！为什么？全史也。看到了全史，运动才会了然在胸。表明马克思多少善于把历史东西压进这个逻辑篇幅。很明显，这个次篇，是全部有关于转化史II描述的。【注：“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97-198页）】

但整体而言，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忽略实体关系的差异性研究，旨在从市民的抽象关系（“所谓的自我劳动为基础的货币财产”关系）一步过渡到社会经济形式，追求“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注：他们所利用者：“是所谓‘洪水期前的’资本形态，单有了商品流通关系即可存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56页）】

马克思《大纲》资本章的开头真实地这样写道：“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难”，于是，“政治经济学企图回避这些困难，办法是抓住货币的一种规定而忘了另一种规定，而当面临一种规定时又求助于另一种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93页。】

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忽略了货币原本是一种生产关系。货币是历史上的“市民”第一次从政治角度谈问题：“毫不相干的个人……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据此，“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从而，货币共同体就是这样的商品生产的前提：“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们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它对旧的体系（本源共同体）而言是“破坏”，对新的体系而言则是“建设”：

【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6-107页。]】

（二）

商品社会和产品社会总是彼此约束、一起成长起来的规定。初级商品社会的发展表明了直接产品和劳动产品（或价值本身）依然是它的两个中心内容，在发生史上它并未脱离产品社会，实存的规定是产品共同体发育。据此，也就可以把初始发展的经济社会在形态上认作“初级形态社会”。初级形态内，商品和产品相互依存，主导位置仍然由产品社会本身据有。以致，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毕竟只作为历史上的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的附属而与之并列，作为“生产之余”。与之对应的“高级形态社会”发展也必然如是，不过，不同点在于主导位置由商品社会所夺取。相较初级商品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发达的高级形态的商品生产社会，中心内容是社会物质产品和价值产品，在发生史上则与“货币社会”有关，实存的规定是货币共同体的历史发育。表明：资本从来不是劳动本身的实在的联合，而在于从它的对立面规定上建立起来“抽象联合体”。资本主义生产虽说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形态，虽说在内部过程同时涵容产品的联合，但在社会过程中委实是不断瓦解这种联合，而替换以货币商品的联合，替换以资本的联合。可见在这里，使用价值和产品本身的联系越来越被粗暴地割断，从而，它只能够和“商品本身”“货币本身”乃至“资本本身”相联系，越来越扭曲为资本概念上的社会使用价值。

初级商品社会的中心工作规定首先是商品，其次才是货币。

【注：“劳动产品分裂为使用对象和价值对象”，“有用对象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满足社会需要，并因而表现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表现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其它一切种类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被看作与它们相等，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彼此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耗费、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而只有交换才能完成这一还原，使极其不同的劳动产品相互处于同等的条件下。”从而，“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作为价值取得等同的单一形式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不同于它们的作为使用对象的多种形式的物质存在。”可见，“私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以实际交易即产品赋予这些劳动的形式，反映在生产者的头脑中。当生产者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作为价值互相对立并发生关系时，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产品单纯看作包含同种人类劳动的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认为他们的不同产品相等，因此也就确认他们的不同的劳动相等。他们这样做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3页）】

直接劳动的工作关系为私人劳动对社会劳动的关系所替换，私人劳动不能够一步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从而必须执行“个别价值”对“价值本身”的行动关系。【注：“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起决定作用，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使人感到它的存在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5页）】

与之必然相反，高级商品社会的中心工作规定首先是货币，其次才是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产品作为“价值”，乃是由于作为了社会商品而生产。但私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之所以同时是社会价值，是社会价值的直接组成部分，乃是由于它总会把直接劳动时间优先地通约为“货币”。可见在这里，实际的关系是社会劳动对私人劳动的工作关系，资本主义产品普遍是作为“货币”来看待的。【注：可见，“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商品价值的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4-55页）】

然而，马克思跟着就说道：“但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已经获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当……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一般等价物……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5-56页。】

与其说货币掩盖了价值对象性，不如说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里，货币对象性代替着价值对象性进行工作。这毕竟是“极度表面化”的现象，以致，琼·罗宾逊夫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一点：“一个人只靠他自己不能生产任何东西，是整个劳动队伍在生产着全部产品……因此，在时间上说一个人为自己工作（或为他人工作），是一种引人注意的隐喻，不是分析问题。”【注：Robbson, Joan. 1977: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Monthly Review, December: 54.】

其实，这恰好是对于普遍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原来工资作业有两个方式：一是作业者自备设备经营……称为‘自宅工资作业’……反之，没有设备经营，只把自己操业所需的简单工具，负着去找寻主顾……由主顾取得工钱，故这种作业形态，亦称为‘外出工资作业’。”“‘自宅工资作业’这种劳动形态，并不是当时的手工业者愿意采行的，反之，却是被禁制的结果。欧洲中世的工业基尔特，对于同业是具有极大权威的。”相反，“社会一向是把这种‘外出工资作业’，作为它雇佣劳动的原基形态”，尽管“在外出工资作业上，作业者都是无法自立。无论他是等人招雇，抑是找人招雇，时间及作业程序作业范围，都操之于人；一日没有工作，也许就一日没有饭吃。”【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75-277页。】

产业资本发展了普遍雇佣劳动关系，因而也就消除了上述“自宅”与“外出”工资作业的历史发展差异，使它们强行统一，使劳动者普遍失去对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统一了作业和统一了工资率。时间上的等同和计量总体反映的是这一结果。

在商品生产的初级形态中，生产者以交换者身份在交换领域中以8 = 8的公式互相确认他们劳动成果的等同。但在高级形态这里，即便在内部过程，生产者所支配的劳动也是直接等同的，从而可能产生出4 + 4 = 8的生产劳动公式。这是货币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合一化。因此，工人半天是为自己劳动，半天是为资本家劳动。在这里，对资本家来说，他的直接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对于资本而言的“直接社会货币”。这是“资本的劳动货币”，不是“欧文的劳动券”。“欧文首先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欧文既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74页。】

（三）

正如产品共同体的发展是劳动产品本身的商品形式产生的条件，货币共同体的发育条件同时是货币过渡为资本的历史条件。任何历史均依据有一定的物质发展形态，并且它的物质外壳和社会外壳具有内在的工作对应性。但是，社会研究关注社会外壳形式的发展差异。“W—G—G—W和G—W—W—G……出发点和复归点决不重合，或者只是偶然重合……作为货币的货币。这是G—W—W—G这一形式的发展……在这里，一切都是‘美妙的’，但同时都会得到一种可怕的结果，而这正是等价规律的缘故。”在这里，马克思重重地说道：资本一般的“主要对象”（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价值”“货币”和“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162页。】

“货币生产”的历史外壳其实就是G—W—G。这好像是一个无意义的公式，好像没有历史内容。历史内容隐蔽在“无意义”深处，蕴藏于公式背面，即货币的价值实体关系发展。因此，“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19页。】

货币化的商品生产与单纯的简单商品生产相比，代表更高发展水准，它把全部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作为发展的伙伴关系，视之为形成“商品社会”的广泛根源，努力促使一件事：实现生产的社会化。

所以，“产品变商品”揭明了产品共同体的历史实存性，“货币变资本”进而也揭示出了货币共同体的历史实存性。但是，后者发展的目的正在于促使前者发展，这就是“价值对象性”的理性狡黠之处。关于货币，马克思强调：“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它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5页。】

所以，“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即它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马克思注意到，如果货币是一个等价物，如果它有等价物的形式，它首要是社会不平等的等价物。那么，危机并不是来自于平等化的社会中流通的不完善，它也不能被平等的社会中流通的改革所纠正。危机是从生产关系的不平等而来的，只能通过克服这种不平等而被克服。”【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6页。】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8页。】

归根结底，“很清楚，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而古代共同体本身则已经同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与此同时，“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6-177页。】

一句话，货币表现为生产关系，所以，“斯密是正确的，因为货币不是任何特殊生产部门的工具；费里埃是正确的，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要素之一，就在于产品和生产因素被纳入货币的规定，而这种规定是以不同于产品的货币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7页。】

“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97页。】赢来这一评价：“总之，马克思的成就是非凡的。他为包括历史学派理论家自身在内的许多其它学者提供了指导性的启示。在设计不同的历史分类框架时，这些理论家的理论缺陷即使不比马克思的更严重，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马克思的贡献是之后的理论家们难以媲美的。马克思的理论将长期标志着经济学和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高水准。”【注：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64页。】

（四）

货币对资本的财产关系起建设作用，相反，对与之对峙的财产关系起瓦解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也就意味着：“货币的属性必须要预设价值的属性。”【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9页。】

相比单纯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以产品与商品的“更加对立”为条件。它事实上仅把工厂内的活动视为“产品的”，在社会上则广泛地以“商品”从而“货币”看待。这样，隐蔽在货币中的资本本性就暴露了，或不如说，蕴藏在生产流通结合中的规定直接体现了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既然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既然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那么，它即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资本家寻求改良主义的发展，这提供了保护，以避免来自劳动者这一面的批判”，然而，“资本家自身的重组，与替代的必要性相关联，总是达到矛盾的最大限度，即流通形式从生产关系的对立而积累的那个限度。”因此，“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去神秘化，就要揭示改良主义和发展中的资本利益的结合点。这就是说，要坚持剥削功能的形式中心。”也因此，“还要分析到这一点上：革命是作为剥削内容的解放而出现的，即是从价值的流通形式中解放出来，这是极简单的价值——没有别的，只是剥削的计算形式。”“所有流通形式社会化的过程，都突出了剥削的内容：因此正是这样联系的过程，应该被摧毁，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反映和强化作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都应该被摧毁。所以改良主义者对于货币的改革都是毫无用处的……‘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6-47页。】

货币在实体-形式中挹注自己的规定。货币史，真正意义的货币史没有局限价值形式的形成史。或者说，尽管始终贯穿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而毋宁说成是货币共同体的总体化生成运动。货币形象丰满起来、清晰起来。

【在这里，我们涉及基本问题，它同起点已经不再有联系。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它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把这些改变本身不是当作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应该研究，或者不如说应该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好地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是，每种杠杆都是以阻力始终存在这一点为依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70页。]】

就是这种运动使产品从人们对它的感觉上与它的使用对象完全脱离开，社会实体概念化，成为独自运行和自我再生产的神秘性的国度。资本主义从中诞生，它让自身的灵魂始终浸泡其中，升腾出神秘化王国规定，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拜物教，从而是完成了的货币的精神现象学。得以引导我们：“资本主义是以价值和资本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即典型的观念化的存在（理念或形式）支配了人的肉体和自然这些物质性存在（质料）的状态，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理念主义’。”“资本主义的‘理念’的内容是‘货币的精神’和‘资本（主义）的精神’，马克思早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如此重新诠释了《逻辑学》。”似乎唯有如此，方能深刻认识到，“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不只是生产有机体（生产一般），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有机体、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应该从生产资本循环的角度去把握的生产。【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32、343页。】

（五）

内田在工作规定上混淆对象与研究对象，把货币看作与预备资本有关的一项历史客观知识。货币为资本备好了“质”“量”“度”，是标准的资本存在方式。那么，货币的本质呢？按内田弘的逻辑，它必然是没有自己的本质的规定。望月清司而且说得更为露骨：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既是洞察整个世界史=人类史“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同时也是展望整个文明史=市民社会史的“人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对他而言，现代的市民社会毫无疑问是一个炼狱，由本源劳动者结成的“所有”共同体只有通过这一炼狱才能在真正的人类社会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体联合。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一炼狱中人格的狭隘联系虽然被贬低为普遍的物象关系，但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不断的提升，而且只有这样人格的普遍性联系=关系在未来才能实现。所谓对“共同体”的洞察，换言之就是对人格联系的普遍形式的洞察；所谓对“人的社会”的说明，换言之就是对隐藏于背后的生活和生产普遍关系原理的说明。“政治经济学”将西欧的市民社会想象为人类永恒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过去、现在、未来看成是一个关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我们不能说，在马克思那里只有“无剥削的共同所有→在阶级分裂和剥削基础上的所有→无剥削的共同所有在更高形态上的复活”这一逻辑才是正确的，其它的逻辑都是错误的；同理，我们也不能说“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的辩证发展”才是唯一的钥匙。研究方法不同，世界史也完全可以描绘成“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两个阶段。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到正史”的构图显然就属于这一两个阶段的认识。[注：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499页。]】

望月如此，然则，我们的内田弘呢？

【在《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没有像《批判》和《资本论》那样明确区分货币的发生史和价值形态，也没有展开货币从第一个形态到第四个形态的向上发展过程。而是把物（黄金）的货币作为前提，接着指出货币作为结合分工劳动的中介，是私人分工劳动结合形成的交换关系的物象化，从而显示出货币是一种关系。两种流通形式结合在一起，不断深化的货币循环使私人劳动结合的关系不断循环得以再生。追溯到私人交换关系开始的阶段，认为货币的发生史就是随着循环的一再重复，交换关系得以物象化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

他们如出一辙。内田的目的自然是努力使马克思在循环过程中把货币的本性显露出来的“企图”和斯密的“深谋远虑”扯在一起。因为，斯密早就指出：“深谋远虑的人为了消除物物交换的不便而发明了货币”，这一“发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最终“使货币从实物货币发展成为金属货币”，“这一发展过程主要是与欧洲的货币发展历史相对应的。”内田指认，“平田清明先生是这样阐述《大纲》‘货币章’中价值论=商品论的意义和界限的：‘面对着已经产生的货币和货币关系，努力从理论上阐明货币和货币关系产生的必然性。这种努力当然只能回归到商品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原始假定阶段……即商品原始假定的必要性。’”“广泛阅读了‘货币章’以及《大纲》之后，我们对平田先生指出的认识到商品原始假定和价值形态的发生史方法的必要性这一点深有同感。而且在产品向商品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货币，推导出货币循环的方法，换句话说被当作前提的物质最终实现了再生产，然后再次成为前提。在终点=起点的圆圈之中，明确了再生产，理解了现存物质的本源的产生史。平田先生作为先驱，明确了在循环=转折论中成立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贯穿在‘货币章’的货币循环之中。”【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98-111页。】

望月是内田的学生，是受平田和内田双重影响的学者，从中反观出内田对市民社会学说的毫不迟疑的支持性。日本学派集体论证的“货币发生史的方法”，内田最后确定是一种认识循环的工作方法，说白了，预前设置好规定——视为自为的发展规定，然后予以解释学演绎。为挖空心思地把《大纲》表述成该种图式，内田进行特别的引述：“马克思在‘资本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包容较高级的形式的主体出现的。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东西）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尔后借机发挥说：

【（1）资本的形态规定如果是这样从货币流通中产生的话，那么不断流动循环的资本被展开的形态就是货币，不是一般的生产。甚至最初被作为前提的生产实际上也是资本承担和展开的，是以资本为中介被资本设定，正是资本由货币形态改变为生产各条件并进行生产来证明的。为了纯粹地展开交换价值这个概念，以基于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前提……使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现实地抽象了生产一般。因此最适合体现生产以一般为前提而展开的纯粹的交换价值的作为货币的货币代替了生产自身的生产，并且不是简单的生产一般，而是资本组织的生产一般。以资本为中介的生产一般是纯粹发展的交换价值的概念，即寻求无限的量的增长的冲动的内在化，因此很广很深地开发了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过程，使消费欲望膨胀，将交换和分配普及下去。因此资本必须首先从货币形态改变为用生产使交换价值增长的要素。

（2）（而在）货币资本循环论的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论（里面）……望月清司先生在确认了平田清明先生所谓三共同体论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包含在《大纲》特别是资本循环=积累论中的划时代的意义之后，进一步分析了那个包含构造，并指出其逻辑展开基本上遵循了①异化→②所有→③积累=循环→④原始积累→⑤共同体→④′原始积累→③′积累=循环→②′所有→①′异化的结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相当于上边序列的⑤→④′。[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26、131-132、206-208页。]】

循环还是为了循环，形式为了把握形式。这是“市民社会”主义理性狡计的全面上演。好像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去描述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唯美的世界史体系的基本图式，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要将只有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所有者这一未来图景看成是‘现代’的内在契机必然发展的结果。因此，‘过去’是作为旁证而被动员起来的，它未必一定是从世界史开端到‘现代’为止的全部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是人的共同体经过重叠进化而积累起来的历史。”【注：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00-501页。】

根据这种说法，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定原始地包括在市民社会当中了。这是“没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市民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妄想，“庶民的胜利”变成了“市民的胜利”。然而，“‘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恰恰是市民=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规律”，“望月把‘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作为本源共同体和市民社会的共同原则是错误的，本源共同体是‘基于所有的劳动’，市民社会=资本主义才是‘基于劳动的所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来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说法，并指出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提法，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和意识形态。”可见，“望月误读这一原则的根源在于他和蒲鲁东一样，停留在‘财产’（即‘所有’）的抽象一般概念上，没有区分‘生产条件’和‘生产结果（产品）’。”而马克思总是强调：“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在深层次上就可以说，望月：“把马克思变成启蒙学者，把马克思改塑成斯密、改塑成韦伯，就不仅在实践上成了资本主义的共谋，而且在理论上也不是什么‘启蒙’，而是‘遮蔽’甚至‘阉割’了……（如此地）把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学’化的……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倾向是同实践上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化内在统一的。”因而这里也就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之前的粗陋平均的共产主义，它并不是全盘否定和完全抛弃自由主义，而是对其作辩证的扬弃；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自由主义，即使在东方，在亟须现代化的中国，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用望月的说法，即‘教义体系’）对自由主义采取了绝对的否定态度，反映了其所谓社会主义更多地带有向马克思以前的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的‘回复’，那么‘望月史学’就和在哲学上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等人‘回到康德去’、博托莫尔在‘马克思主义以后’‘回到黑格尔去’一样，在经济学上把马克思拉回到斯密去了：马克思由一个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精致的辩护士了!马克思说过：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低于私有财产’，但是马克思批判这种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绝不是要对‘私有财产’顶礼膜拜，而是要上升到‘私有财产’之上，即上升到科学的共产主义!”【注：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

资本生产史——生产和再生产行动

转化史I阐明非商品（生产）关系向商品（生产）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货币生成运动；与之接续的转化史II是阐明单纯的商品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的转化，揭示出资本生成运动。与转化史接续的工作则是整体勘探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结构，在对资本发生史的分析与揭示中阐明资本家阶级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特质，说明它的两个生产本质：稳定化的剥削机构（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扩张机制。其中，前一方面为后一方面奠立基础，后一方面的发展巩固了前一方面的特征。通过阐明生产关系实体（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在历史成长和社会构造方面的工作统一性，尤其在历史发展上的统一性，社会构造关系的实体性被全面提示出来，内含在这个生产方式运动当中的根本性矛盾因素被反映出来，对资本的时间批判过程的揭示也就有了坚实基础。从而可以说，“这第一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并且……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着作。”【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3-34页。】

（一）

正如商品本身就是价值和产品的相互追捉，在这相互追捉中，商品来到人间；资本的发展体现在货币和商品的相互追捉中，在这种相互追捉之中，资本来到世间。因此，货币可说是演历了资本的“时间”（资本是特殊货币），商品则是演历运动中的资本的“存在”。货币是关于商品生产的抽象存在。货币一开始并不是实体，后来才成为实体（货币是一般商品）。然而，资本所利用者正是这后来的性质——抽象实体的存在。

“罗雪尔教授先生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这就是对概念下的定义！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一种快意的商品’。”所以，“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2页。】

《资本论》首篇没有局限于货币形式的发生史的简单追溯，而将批判的触角延伸到全部的商品生活，并且一定程度上，这项工作也逾越了商品生产的发生史分析。同样如此，次篇，亦不能说是仅仅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它实际上又是对首篇历史分析的工作延伸以及一种补充。其挑明了历史的越来越深入的发展境界：一部商品生产史，一部货币生产史，其后又是一部资本生产史。这些历史前后追随，在规定上彼此更迭，具有共同的发展母体和始源条件。从而整体看，货币生产史是前后历史的必然性“中介”，既是中间发展形态，同时亦是独立的一部史，货币共同体孕育、发展壮大了越来越具有成熟化形态的资本的经济形式，牢不可破地确立了抽象统治社会。如此一来，对发生史的阐发，就不是什么起源学上的规定，仿佛要提供出“出生证明”。然则，历史学教授先生的教训口气岂不奇怪？是由定义获得发生史的规定么？

要旨在于指明：货币的本质规定在于它是商品。罗雪尔痛快说出了“快意的商品”。然而，并不是什么教授的发明。因为，资本的本质规定性就蕴藏在“快意的商品”中，从货币的运动中，能进一步揭示出实体和形式的特殊意义的结合。所以，马克思没有满足于现象学的刻画描述，甚至不满足于提取本质的那种分析，重在指明资本的全部生理学（包含了病理学在内，这不过是它自我挣扎和克服弊端的过程）。从产品到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然后，否定链条反过来：资本→货币→商品→产品。资本的“时间”是在货币共同体的批判规定基础上建立的，货币本身的发展提速即意味着资本自己的历史时限。在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货币规定是不能够强制拆除的，也不像寄希望对这个体系进行改良的学派所希冀的那样，货币是可以不发展的，是能够予以废除的。因此，改良主义学派的短见就在于总是认为，商品是资本的全部存在。资本空间=全部商品，那么，资本就可以是没有时间的社会规定，通过废除货币，就会存在全部商品=全部产品的公式了。这个公式的妄想并不比历史理论妄想要好上多少，不过多了一些关于现实主义的工作幻想。

（二）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资本生产将货币原则强制灌输到内部过程，使4 = 4，在8小时之内，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他为资本提供的生产劳动时间完全等同，它们均遵守着古老的法则：“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2-113页。】

W化为c + v + m。含意是：不能够像数学中任意假设的那样可以使不变资本c = 0，而相反，必须使c > 0，并且必须为一历史定值之上。这里，真正创造了价值的普遍一般性：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货币被表现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的实质”，并代表着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本质。表明这一点：“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因素之一，就在于产品和生产要素被纳入货币的规定……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这一点也不外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货币形式总体表现出来的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这里，“预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预付资本价值C的价值增殖额，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245页。】

这种精确性超越了商品本身的规定。一方面，“撇开所有它的神秘化不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资本’不仅经常被视为某种物质实体（像‘资本财产’），而且还被视为一种关系。然而，黑格尔将这种关系描述为：（1）绝对逃脱不掉的；（2）一种慈善性的强制；（3）必然为一种超个体的主体支配，鉴于孤立的个人主义的因素——利己主义的个人——被设想为构成总体化的‘市民社会’的复合体。”但是，“黑格尔的‘同一的主客体’概念是所有这些属性的必然推论。因为，为了控制市民社会的（用他的话说是无限的）离心力，他所能提供的——在从资本的立场设想的制度的限制内——唯一连贯的规定，是通过将一切个人包容在它之下的‘理性的狡诈’实现的虚假中介。作为真实的历史活动的同一的主客体必须实现自身的设计，通过特殊个人自身选择的手段创造——既定的——制度，并使之永恒化，很难想象，除此之外，还能合理地设想出什么。”另一方面，“卢卡奇把黑格尔的这一概念作为哲学的起点来接受……然而，卢卡奇的同一的主客体——具有‘总体的立场’的无产阶级——最终证明为并不是工人的阶级，而是党的阶级……卢卡奇以哲学/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术语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提供了一种保证。‘同一的主客体’范畴是他的解决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通过其本质的真实界定，卢卡奇的‘历史的同一的主客体’能够为成功提供一种先验的保证，就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不正视同一的主客体的事业和自为实现的世界精神，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注：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47-49页。】

所以，马克思指示的方向与黑格尔不同，他认定资产阶级社会在工作性质上与一般的市民社会有区别，甚至是根本相异的。由于采取了完全革命的立场，致使马克思断然将资产阶级体系视作是围绕客体批判的运轴展开的体系，基于阶级主体的历史构造看，它本质上是“市民（社会）批判”工作体系。从而这种否定之否定过程，不是重建市民意义的私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占有，以及商品社会的内在缺陷得到了充分地克服（需要从产品社会发展的向度上看待这个问题）这些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关系。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厘清劳动的市民社会与资本的市民社会的历史差异，并将它们看作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工作系统。后一过程，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权”历史过程。关于其发展性质，他这样写道：

【一旦劳动力由劳动者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越来越是为卖而生产，而且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不仅强加于整个社会，而且第一次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越是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越是必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学派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应用商品生产的永恒规律可以摧毁这一制度，他们的这种想法多么荒唐！[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616页。]】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如此地全面结合，目的是使剩余价值成为只是资本家的财产的规定，也就必然要求全面的中介——货币：既作为内容，也作为形式。马克思其实还写道：“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资本家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74页。】

这后面的一句出自舍尔比埃的作品《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马克思说，作者明显感觉到了辩证的矛盾，却错误地进行了解释，“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然而，“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商品生产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去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诚然，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76-677页。】

马克思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标准”是交换与生产联系起来发展的标准，“生产和再生产如此密切地混在一起，我们没法分辨从事直接生产和从事再生产的生产力。生产循环集中于社会资本的总体中，所有的社会劳动（直接地或间接地）都立即地或长远地被视为从事再生产的生产力。这里，成为马克思分析第一个范畴的一般社会抽象劳动，取代自身获得了一种历史维度、一种具体的维度：它自身即是共产主义社会个体的构成因素。概念和真实的生产力向循环、再生产的发展，不仅导致历史特性的出现，还导致出现共产主义主体的历史个体性形成过程的多样性。这样，在定义上，在理论层面上所达到的这个过程，使马克思能实现这种扩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马克思的生产力定义是一种再生产性的定义，它和人力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论连在一起。在理论条件改变时，这种价值论依然起着决定作用。多深刻啊！对生产力概念的唯一取代就是革命阶级的定义。为了保存这种价值而定义这一概念，并把系统中所有其他的定义取代，这没什么用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马克思曾饱受由工人运动的这种局限性所带来的苦恼。”【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226-227页。】

（三）

我们提到资产阶级工作者为了在流通领域求所谓普遍地自由和平等的“资产阶级王国假象”，为此所捏造的谎言是“基于劳动的所有”的普适性实现，也即望月所津津乐道的“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企图完全遗忘：“最初的生产是建筑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共同体内部，私人交换仅仅表现为完全表面的次要的例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350页。】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这种鬼话，马克思剖解了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他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具有对象的存在。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的条件的主人。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这样……在这两种形式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造成剩余劳动……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5-466页。】

资本绝不是历史一开始就有的。把资本认定为货币的始源的发展规定，破除了把资本变成只考察其纯粹物质方面规定的自然实体的资产阶级教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任意制造“资本是什么”的解释游戏，玩弄起史无前例的实证主义工作命题。

“如果说经济学家在单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把资本只是说成物，原料，工具等等；那么他然后就会忽然想起，生产过程毕竟也是价值增殖过程，而且就价值增殖过程来看，这些物只能作为价值来考察。”“他把抽象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而把他自己的主观抽象称为‘社会’”，如此等等。“资本掌握了劳动过程，从而工人不是为自己本身工作，而是为资本家工作，但是，劳动过程并不改变自己的一般性质。因为货币在转化为资本时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各因素，从而也必然采取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形式，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并非天生地成为资本，正如金银并不因为货币例如表现在金银上而天生地成为货币一样。”于是进一步，有了这样的企图：“当货币主义对于‘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回答说：‘金银就是货币’的时候，现代经济学家们嘲笑这种货币主义的幼稚；可是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却敢于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回答说：‘资本就是棉花’……如果其他人补充说，‘资本就是肉和面包’，那么这是理所当然的……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做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手册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也转化为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证明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的非常方便的方法……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5-480页。】

通过越来越把货币的生活原则强加于内部过程，资本建立了全面抽象性的生产秩序：从抽象劳动体发展出抽象的社会的生产联合，从而，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增长就意味着非劳动的货币因素增长，而与之对照，劳动的货币因素增长变得萎缩。理性的吊诡即在于，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如果说资本是‘作为手段并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它迫使我们进而认可：“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 ，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不发达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上述定义中所包含的进一步的规定是：产品的物质材料完全被抽掉了，过去的劳动本身被看作是产品的唯一内容（材料）；同样，这个产品现在应再作为手段来实现的那种一定的、特殊的目的，也被抽掉了，相反，作为目的的，只是生产一般。所有这一切似乎只是抽象的产物，而这种抽象据说对一切社会状态都同样是真实的，并且和往常的做法比起来，只会使分析更彻底，使表述更抽象（更一般）。”然而，“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是一个用来生产价值的价值额，那么这就是说：资本是自己再生产自己的交换价值。但是从形式上看，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也会再生产自己。这种说法固然抓住了使交换价值成为出发点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同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来说并不像对简单的交换价值那样是无关紧要的）。”即“要害在于……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3-215页。】

（四）

资本主义的货币增殖最终还是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流通实际是为了生产。马克思最初预言《商品和货币》中，“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但是，撇开一切论战的目标不谈”，要知道，“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由此引出了马克思那一句标志性的台词：“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43页。】

出于对特殊共同体规定的货币的限定，价值形式被提炼为“不断成长的分配关系”。而首先是“不断成长的交换关系”：一方面，其不过就是生产关系，是对物质存在施行的社会规定，即物质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是对于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物质关系施行的社会规定，因此，它使生产定格为同时蕴涵生产行动和分配行动的社会生产行为，即实现分配关系的具体化的社会生长。这样，“价值将通过平均劳动而定义，通过社会必要劳动而定义，就在此意义上货币被定义。‘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的定义是一种已经社会化的定义。所以，‘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9-50页。】

从而，彻底否决了社会改良主义的工作主张。因为“在这里，任何资本都是‘完成的价值’。货币是‘最完善的价值’，是完善到顶的价值。可见，这就是说：（1）产品由于成为价值而成为资本。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简单的价值。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2）因为货币表现为简单流通中出现的价值的完成形式，所以货币也是真正的‘完成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2页。】

可是，我们看到：

【李嘉图自己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因为：（1）他始终只谈现成数量的分配，而不谈[利润和工资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最初起源；（2）理解这一点就会迫使他看到，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的关系是同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并且李嘉图无法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等价交换制度转变为不支付等价而占有，并且以这种占有为基础；（3）李嘉图关于相对利润和相对工资的原理只不过是说，如果一定的总价值分为两部分，如果任何一个量分为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的量必然成反比。后来李嘉图学派也就不无根据地把问题归结为这种废话了。】

由此看出，李嘉图的理论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对立形式的反映，在实践上如此，在认识上也如此。而李嘉图本人的确没有意识到，并试图打破这一点。总括起来说：

【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3、599页。]】

（五）

《资本论》从破除商品及资本物象开始。《资本论》头两篇的历史叙述使商品生产成为“历史活体”，揭示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其实在于取得时间上的，而并非物象规定上的发展规定。事实上，G—W—G′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说明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化的运动过程。资本是运动，不是静止物，是无休无止的运动过程；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不断更新的这个运动中才有价值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我们来看存留于《大纲》中的那些工作提示：

【（1）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从经济条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是再错误不过的了。

（2）蒲鲁东恰恰是把社会的东西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3）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4）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他所理解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非经济起源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这种条件……是预先存在的。

（5）好样的蒲鲁东不但能够，而且一定会同样振振有词地给作为财产形式的资本和雇佣劳动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因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和工人在资本家方面作为无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价值同活劳动之间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其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这种历史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换句话说：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

（6）军队是古代共同体中最先采用这种发薪饷方法的形式之一。普通士兵的薪饷也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只由他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费用决定。但是，他用自己的服务交换来的是国家的收入，而不是资本……在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或多或少会被玷污……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这两种劳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的规定，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种劳动是客观形式上的规定，另一种劳动是主观形式上的规定——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1、461-462、480-481、490页。]】

（六）

一种是食殖（物质产品或使用价值本身的工艺学意义的增殖），一种是货殖（价值或货币的增殖）；货殖是区别于食殖的特定存在，资本的界限就设定于自身的运动规定中。“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因此，G-W-W-G这一形式规定也和另一个表现为最初的形式规定的W-G-G-W同样正确。”不过对货殖而言，“这一点应以关于交换价值本身那一章中的论述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4-155页。】这些当然不是蒲鲁东理解得了的东西，因为社会绝不是主观抽象，相反，“社会的东西”仅意味着抽象的规定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是考察社会的经济关系。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谋生术，把它叫做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字面意义是零售贸易，亚里士多德采用这个形式，是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说，因此，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必然产生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富有。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78页。]】

蒲鲁东关于财产起源问题的糊涂看法，被剩余价值的真实发生史——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在进行史——资本构成的形成和稳定的剩余价值率剥削制度确立的同步史的过程所勘破。资本规定就此被刻画为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带来剩余价值与资本重新由剩余价值资本化产生相互推动的历史生产运动形式，即完竣了的剩余价值（形式）。《资本的生产过程》主要立足实体域中观看资本运动，这实际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和纯净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成长。从而，资本的经济形式也是实体的直接运动形式。它通向了《原始积累》。马克思说，理由很简单：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它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0-341页。]】

一定的预先积累是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结合和技术工艺的整体的起点。但是，单个企业实际进行的原始积累在阐明资本发生过程时并不需要讲明，在存在者的发生规定上，它已并入在转化史的分析中了。“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做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20页。】

有了这个前提，第一卷就工作性质而言，就在于整体阐明资本生产的历史发生，马克思的工作任务集中在为之提供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一次批判性分析。

【注：鉴于此，法文版将第一卷直接命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工作命名的依据是资本的形成史已经提供了其进一步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运动史的生理学说明。这是三部历史的彼此连贯和推进：第一部是完整的商品生产史，第二部是完整的货币生产史，第三部是完整的资本生产史；正像第二部历史含于第一部历史中，第三部历史同样含于第二部历史中。马克思将资本的前史分成两步完成，分别作为转化史I、转化史II予以系统阐述，从而，积累——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步骤——就从中脱颖而出，一步步地发展壮大、自立起来。】

所以，它很快导入了对这个社会能够“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运动的内在性说明（这里当然已经包括了对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界的那些规定的说明）。反过来，对原始积累予以整体分析，解明了它在发展上的非可逆性，从而进一步指示资本的历史界限性。

所以，能够通过实践过程导向“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的分析，而在那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制”，“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现在是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1页。】

对于资本发展的历史界限性而言，整体考察带来了如下规定：资本的特点就在于积累，在历史中完成积累既是资本的基本事项，也是核心发展内容上的特征。这孕育于三部历史中，商品变货币（实质是产品中变出商品）、货币变资本（实质是价值实体中变出货币实体），以及从原始积累直到资本积累本身，以至于它们能够作为“一部整史”看待。

【注：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缺乏整体历史发展观，总把本质和形式搅和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搞清楚事实真相。与此同时，从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工作者也没有可能真正达到这一高度。其弄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一会这样说价值，一会那样说货币，时而是实体关系描述，时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形式。致使存有疑问：“马克思删去了第四个‘自相矛盾’的价值形式（我们可以在第一版中找到），并且用‘货币形式’来取代它，这和‘价值的一般形式’相比，在形式上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是由商品本身的社会活动引起的。货币形式的提出不仅意味着要抛弃精确的‘结构发展’途径，而且也使第一章（商品形式的分析）和第二章（商品本身的社会活动的分析）中描述的不同程度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其结果是在许多讨论中，这两章的地位和目的仍然非常不明确。在第一章中货币已经被认为是价值形式分析的结果，为什么第二章还要把货币作为一个结果来描述呢？”（海里希：《重建还是建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载贝洛菲尔等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第109页）以及说，“从价值被简单认为是劳动出现的社会形式这种观点中，我将继续论证价值是一个人为的形式，像吸血鬼一样依附在劳动上并榨取其血汗。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不可能从劳动开始证明商品是劳动所采用的一个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是外部强加于劳动的，人们必须从商品的高级形式——流通形式开始。通过交换，劳动被抽象化，从人类劳动中抽象出来，因为是交换形式在被消耗的劳动与商品等值之前首先建立了所需要的社会合成。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到这里暗示了一种诠释方法，首先论证价值形式，接着提出依据，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产品上，而不是从生产（即‘价值’）开始，接下来让人困惑地把非价值因素放到商品形式的范畴中。从辩证法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开头很武断。他以被交换的物品是劳动产品为前提，这个观点从对生产方式兴趣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表面上的证实，但是要想沿袭黑格尔辩证法的模式就需要一个没有任何强加条件的绝对的开头。只有在论证了流通形式之后才能够为系统地拣选那些重要的商品，即劳动产品，提供依据。综上所述，交换引出了没有任何预设内涵的自成一格的形式，因为所有的使用价值都缺失了，不仅是所有确定的实用性，而且价值范畴本身。这个形式在交换中被设为假设前提，在交换后被实现，但却不在交换过程中出现。”（亚瑟：《价值的虚幻本体论》，载《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17-318页）】

毫无疑问，这是真正工作批评的开始，是否定的开始，意味着把掌握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锁钥，作为“武器”交给善于运用它的那个阶级。并且正如资产阶级社会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也是这一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伴生物，它本身也是生产和分配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而且，这已经展示一种前景：“只有当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当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9-60页。】

【本章附识】所谓“现代殖民理论”，是时间上永续的政治经济殖民的概念。盖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高度经济性的属人方式，造成资本积累的特别时空条件——全球化和国际化。而这“两化”的核心内容是最大时空的夺取剩余价值。设若一旦“殖民条件”丧失，无产阶级力量将空前强大，那么，由此引发的经济冲突和阶级矛盾将瞬间使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成“新社会”。可见，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扩张（我们应在广义的规定上使用“殖民地”这一术语），本质上乃是“时间规定”，而非单纯的空间规定。“资本的空间性的秘密也就是空间性自身的秘密，即分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一言以蔽之，“现代殖民”深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非国别”的成长规定性（所谓的一国而至世界史的积累属性要求）。这里，国家与国家的界限变成了资本竞争与垄断的界限，从而凸现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的图像”。归根结底，“现代殖民”并非空间化的解决路径或策略，它由于承担着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时间修复的职能，也就必然使自身定格为全球化再生产与资本自我实现的国际性“时间存在条件”。这种条件将会使阶级斗争的格局日趋复杂化。要之，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填补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空白，目的就是把“哲学态的时间规定”还原为历史生活的实践批判（即对“历史批判”的规定予以客观呈现），以及相应地，同样把“哲学态的空间规定”予以现实还原，定格为有关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总体批判”。中国人称两者为“道”和“德”，实则是本质规定，这显然是实施现象学批判和认识批判的根据和理论地基。以下接续的“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认识发生学”三章内容，围绕“时间和空间的运轴”展开，实现了“辩证法之思”：宏大叙事与具体细审的统一。据此，应该更多重视詹姆逊的警示：“我们的分析似乎更严峻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辩证法的批判的危害，这些人企图把《资本论》改写成一本完全不同的书。”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将《资本论》限制为历史事件本身或局限于解释学的“显现”。因为在当代我们更加需要的不是“回到马克思”，而是还原马克思的“工作本相”，求取“今日的文本”与“马克思的文本”的精神实质的一致性。资产阶级试图强化“空间”，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则始终在于“时间”，然则，“现代殖民”的时间规定恰恰显露出社会主义批判的现实重要性。当下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创新，所突破者“纯要素”和“纯空间”的经济扩张也。此种产业链延伸、价值链管理的梯度国家（地区）发展观，体现了“战略性共同富裕”的中国思维和中国构想；于是，从国内“新常态”到国际“新生态”，“中国智慧”（中国学）将逐渐走出一条知行合一的工作路线，并远播“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世界和平交往主张。这是在开放中结构升级的“优势巩固”。因而，“中国方法”突出体现的是制度张力上的“创新”：一种新型意义和样态的时空结合观——中国道路与世界方向的“合流”。

【本章判语·宝玉词】千年道论，乘骐骥兮以驰骋。一路经行，茕茕独立！欧亚分流，柔情佳期。凡鸟偏向末世来，昼夜毋停。抟扶摇，重霄九！似水如梦，不与君逢。春萧瑟，秋浓郁，恁彳亍！归似曾，莓苔履痕。建兮太一，主兮忽无，妙处观恒。来吾道夫先路，不可逆兮直人评！娉婷眼波，逝者如斯被人猜。忽喇喇宝玉，胡虏人前，似大厦倾；昏惨惨海市，犹灯将尽。一盏风雨，好一似骨肉家园，齐抛摈。曲折颠簸多环回！到头来，终灭泯。疏影横斜，亘亘文明心。水流清浅，壮士暮年志。

*首版此章附有副标题“资本的时间与存在·客观逻辑之一”。在学科方法上，此即“实践地批判”。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十三章，修订版2017，第322-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