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建中 | 智利“9·11政变”：美国是如何以宣传战颠覆别国政权的

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对智政策的总体战略目标。为此，美国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设计与策略谋划，针对智利展开了全方位的隐蔽行动，最终策动了1973年智利“9·11政变”，颠覆了民选的阿连德政府。可以说，1973年智利“9·11政变”是美国隐蔽行动政策谋划与实施的结果，是美国运用隐蔽行动推翻他国合法政权、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美国策划实施的对智隐蔽行动中，宣传战(亦称心理战或隐蔽宣传行动)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目的就是混淆舆论视听，制造心理恐慌，进而搅乱智利局势。事实证明，在1973年智利“9·11政变”的策动过程中，美国秘密组织的宣传战发挥了丑化并削弱阿连德政府、制造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的作用，极大地促成了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尽管有所提及，但并不系统，更未进行专门研究[1]。有鉴于此，本文依据美国解密的档案资料，力图剖析美国对智宣传战的政策设计、实施过程及其政治后果，以期进一步厘清美国与1973年智利“9·11政变”的关系，并据此梳理美国对外宣传战的惯用手段和方法。

一、美国对智宣传战的政策设计与目标

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代表“人民团结阵线”(该阵线是一个由社会党、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力量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在1970年通过民主选举赢得智利总统大选，阿连德政府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的和平道路而获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府。阿连德的当选震惊了美国。于是，美国通过隐蔽行动方式，积极策动政变，并颠覆了阿连德政府。宣传战则是美国对智隐蔽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实际上，在智利总统选举期间，美国就始终密切关注智利的政治局势，包括智利舆论环境的发展动态，要求驻智利大使馆随时汇报智利舆情。在阿连德赢得总统选举的第二天，即1970年9月5日，美国驻智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 M.Korry)致电国务院，对智利媒体进行了评估。科里认为，《信使报》(El Mercurio)[2]是智利最大的自由新闻媒体，并以反对共产主义着称。电视台的情况则不容乐观，在首都圣地亚哥的三家电视台中，一家是国有电视台，智利大学电视台完全被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控，另一家电视台则被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教会大学的左翼力量联合控制。科里的分析引起了尼克松总统的关注，要求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组织人手进行专门研究[3]。由此可见，在阿连德刚刚当选但还未正式就任总统之际，美国就将目光投向智利的新闻机构，目的就是摸清媒体资源态势，为策动舆论攻势做出前期准备。

作为美国负责对外隐蔽行动的跨部门决策机构，由基辛格担任主席的“40委员会”(40Committee)于9月8日举行会议，专门讨论智利问题并做出决定，要求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在智利有效组织反对派对抗阿连德并策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作为政策酝酿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瓦伊伦·瓦基(Viron P.Vaky)在9月14日致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建议，应在智利内部发起强劲而持续的宣传运动，目的就是曝光所谓“共产主义的阴谋”，煽动智利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于瓦基的建议，基辛格表示完全赞同[4]。至此，策动政变成为美国应对智利局势的政策选择，与策动政变相关的宣传战随之进入美国决策层的视野。

鉴于智利议会对阿连德总统资格的确认已经毫无悬念，美国遂加紧了应对智利局势的政策筹划。10月14日，由基辛格担任主席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高级评估小组就智利问题举行会议并决定，要求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拟定一份详细的计划并提交总统，该计划需列明美国将要采取的特别行动(隐蔽行动)，目标就是孤立和扰乱阿连德政权，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予以颠覆。以高级评估小组会议的决定作为依据，中情局迅速于10月16日致电圣地亚哥站，宣称通过政变推翻阿连德是美国坚定不移的政策，中情局将动用一切资源实现这一目标;中情局的行动将以秘密和安全的方式进行，以便隐藏“美国之手”。为此，中情局要求圣地亚哥站盘点其已经控制或可以控制的资源，包括宣传战资源，尤其是用以实施黑色宣传行动的资源，以备不时之需[5]。由此可见，在具体的行动计划出台之前，中情局就已经确立了行动的目标和方式，宣传战则是中情局策动政变的重要工具。更为重要的是，高级评估小组会议的决定和中情局的前期准备表明，运用包括宣传战在内的隐蔽行动方式图谋推翻阿连德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对智政策的总体战略目标。

经周密策划，中情局于10月27日设计制定了一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方案及其附件(简称“中情局附件”，CIA Annex)。该文件明确指出，美国隐蔽行动的最终目标就是唆使智利反对派势力推翻阿连德政权。为此，“中情局附件”对美国隐蔽行动的实施手段做出了精心安排。在宣传战方面，“中情局附件”亦做出了具体的部署：(1)阿连德政权。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包括欺骗行动)对阿连德政权展开直接批评，同时寻求在“人民团结阵线”内部制造矛盾和分裂;实施“孵卵鸭行动”(Sitting Ducks Operation)[6]，在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利用传播渠道对阿连德政权展开具有一定力度的诽谤攻势，挑唆反抗行动。(2)智利军方。渲染古巴和苏联情报部门正试图渗入并控制智利安全机构，意图从事内部和外部的颠覆活动，目的就是通过虚假宣传以影响智利军方。(3)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力量。向反阿连德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集团及其控制的媒体提供秘密的资金支持，利用其制造广泛的反政府运动和宣传攻势。(4)智利民众。运用一切可能的隐蔽宣传手段在智利营造不安的政治环境，着力鼓吹在社会主义政权的统治下，智利民众将面临贫穷和饥饿，未来的命运注定惨淡。(5)美洲国家组织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利用美洲国家组织启动国际宣传运动，渲染阿连德政权对民主体系的破坏;利用拉美地区的新闻媒体对阿连德政权展开强劲的宣传攻势，形成地区舆论压力[7]。

由此可见，随着对智隐蔽行动政策的确立，中情局的隐蔽行动方案最终出笼。作为对智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情局附件”对宣传战做出了全面规划，圈定了宣传战的总体框架，确立了宣传战的政策目标和具体领域，为对智宣传战的展开提供了路线图。对于“中情局附件”，基辛格予以充分肯定。至于宣传战等隐蔽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基辛格辩称，只要能够推翻阿连德，美国不必在意别人的指责[8]。更为重要的是，“中情局附件”再次表明，通过隐蔽行动方式颠覆阿连德政府是美国既定的战略方针，正是包括宣传战在内的一整套隐蔽行动计划为美国策动“9·11政变”构筑了政策框架和行动指南。

在完成了相关的政策设计和决策之后，美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宣传战全面铺开。

二、美国对智宣传战的实施与“9·11政变”

在设计制定全面的宣传战计划的同时，美国针对智利的宣传战就已秘密布局。鉴于《信使报》是智利最重要的反共产主义报纸，中情局在1970年9月中旬就将其作为向阿连德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并展开宣传战的重要平台，决定提供秘密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向美洲各情报站以及经过挑选的部分欧洲情报站发出指令，要求它们利用一切传播渠道展开宣传运动，声称共产主义正试图控制智利的所有媒体，目的就是以此打压阿连德政府[9]。由此可见，在阿连德正式就任总统之前，美国中情局已经做出前期部署，对智宣传战一触即发。

在接到总部的指令之后，中情局相关情报站随即在宣传战领域展开行动。根据中情局10月17日的一份报告，中情局美洲各站以及部分欧洲情报站正持续编造针对智利的宣传话题，中情局秘密资助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正加紧蛊惑智利局势，为此，中情局向这些媒体提供了相关的背景资料;中情局圣地亚哥站已启动旨在抹黑阿连德及其政党联盟的“污水新闻工程”(Program of Sewage Press)，并向智利政府官员、军官和议员散发反阿连德的材料[10]。与此同时，中情局持续发动以声援《信使报》为中心的宣传运动，指责阿连德践踏新闻自由，并将其作为在智利实践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步骤。为此，美国采取的隐蔽手段包括：在拉美主流报纸发布支持《信使报》的电文;唆使国际新闻协会发表题为“智利的新闻自由正被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势力及其同盟扼杀”的抗议声明，并组织世界媒体予以转载;秘密资助来自十多个国家的新闻记者到智利进行现场报道;通过地下出版社印制并邮寄相关宣传资料[11]。至此，美国对智宣传战的路径初现端倪，即充分利用智利境内和境外的传播渠道，通过捏造事实和制造谣言等方式，以期在智利煽动心理恐慌，制造社会混乱，助推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

随着“中情局附件”的出台，美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宣传战正式铺开。在11月19日的“40委员会”会议上，中情局汇报了前期宣传战的进展。例如，在智利境外物色相关报纸杂志，资助其发表为抹黑阿连德而量身定制的文章;通过特殊渠道向阿根廷和巴西领导人发送简报，宣称在一个午夜秘密集会上，阿连德向某些游击队领导人承诺，智利将成为资助和培训拉美革命组织的中心;中情局已向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提供了资金支持，以便在学术研究的伪装下对阿连德政府展开批评，鉴于学术研究伪装下的宣传战具有更强的欺骗性，中情局拟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中情局正考虑通过特殊方式购买智利的一家出版社，购买或租用智利的广播电台，同时筹划利用设在第三国的无线电广播对智利展开宣传战，为此，中情局储备了相当数量(具体数目尚未解密)的智利货币，以备宣传及购买宣传渠道之用;在国际舞台上，中情局已经在拉美和欧洲选定相关媒体，资助其持续发布古巴和苏联情报机构在智利从事颠覆活动的消息，以期形成国际性舆论压力;中情局还展开了世界范围的努力，向拉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定期发送简报，攻击阿连德破坏宪法，践踏民主，图谋建立共产主义国家[12]。

由此可见，为推进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总体战略，美国针对智利的宣传战从一开始就是全方位和综合性的，并且在范围上囊括了智利国内和国外两条战线。一方面，中情局不仅以民主和新闻自由为幌子发动持续的灰色宣传，而且加紧实施以散布谣诼、诽谤中伤为主要手段的黑色宣传;另一方面，中情局积极部署占据更多的媒体资源，以便为推进大规模的宣传战提供传播平台的支撑。透过中情局煞费周章构筑的宣传战体系，美国颠覆阿连德政府的决心可见一斑。

进入12月之后，美国针对智利的宣传战开始升级。为此，中情局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凭借中情局提供的资金支持，智利最大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已经购买了数家报纸，并正计划购买一家电台;智利的另一个反对党———民族党———亦寻求美国的支持，以购买媒体资源。在美国看来，由智利国内的反对派掌控电台等媒体具有更大的成功机会，这是美国在智利实施宣传战的重要管道，因而值得投入。为避免暴露“美国之手”，中情局正筹划安全的途径，通过欧洲的秘密渠道向智利反对派提供用于上述目的的资金[12]。事实证明，在中情局的策划和资助下，智利反对派开始占有更多的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标志着美国对智宣传战取得新的进展。与此同时，经由欧洲的资金输送渠道的筹划亦表明，美国将进一步加大对智宣传战的力度，阿连德政府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舆论环境，承受更为强大的心理压力。

鉴于运用金钱支持智利反对派抢占媒体平台并展开宣传攻势的努力初见成效，美国遂决定追加资金，扩充智利反对派的舆论势力。经1971年1月28日“40委员会”会议批准，中情局决定向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民族党和民主激进党提供总计124万美元的秘密资金支持。除支持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之外，这笔资金还将用于帮助智利反对派政党购买报纸和出版公司，资助其出版并发行反对阿连德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出版物，尤其是建设能够覆盖智利全境的无线电广播网络(中情局拟定了一份购买媒体的清单，但未解密)，目的就是增强反对派的媒体能力，有效投送并传播美国的观点，强化业已展开的宣传和心理攻势，推进“中情局附件”所确立的政策目标。会议期间，基辛格再次提出资金安全问题，中情局西半球分局局长威廉·布罗(William V.Broe)回应称，美国的资金输送渠道(尚未解密)经过特殊处理，不会曝光[13]。至此，美国对智宣传战进入纵深展开的轨道，利用智利反对派控制媒体并展开宣传攻势成为美国对智宣传战的一个重要依托，美国亦借此在智利国内构筑了一个针对阿连德政府的宣传战网络。

到4月初，美国向智利反对派政党提供资金支持的成效进一步彰显。除继续利用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发起反政府宣传攻势之外，智利反对派还借助美国的资金支持，开辟了新的宣传和传播渠道。例如，反对派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所谓学术报告(出版物名称均未解密)，对智利局势展开批评，这些报告不仅在智利传播，而且投送到世界其他国家;一家研究公司(名称尚未解密)出版了一份有关智利经济的研究报告，渲染智利的经济困境，该报告在至少54个国家的商界和新闻界传播，并被美国合众国际社和英国路透社等国际新闻机构转载[14]。显然，这些出版物和研究报告的目的就是挑起智利乃至国际社会对阿连德的不满和批评，多方位推进美国的宣传战。事态的发展表明，借助美国提供的秘密资金支持，智利反对派控制的媒体以及其他传播媒介已经成为美国对智展开宣传战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掌控智利的传播资源既是“中情局附件”设计的政策路径，亦是美国展开宣传战的一个重要手段。鉴于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党在反阿连德宣传中的卖力表现，“40委员会”于5月20日批准向基督教民主党提供一笔新的巨额资金(数目尚未解密)，以强化其政治和宣传行动[15]。

实际上，美国的宣传攻势早就引起了阿连德的注意，在2月19日同正在智利访问的美国海军上将朱姆沃尔特(Elmo.R.Zumwalt)的会谈中[16]，阿连德专门做出回应。阿连德表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并不反美，智利官方媒体从未发表过一个字的反美言论。但美国媒体却大肆诋毁智利政府，诬陷阿连德犯有诸多滔天罪行，例如，阿连德曾毒打自己的亲生父亲，致其落下终身残疾，但阿连德却毫不在意;阿连德好色成性，甚至利用作为医生的便利强奸了一名被麻醉的女患者;等等。阿连德情绪激动地指出，所有这些均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7]。显然，美国的意图就是利用谎言刺痛人们最敏感的道德神经，贬损阿连德的人格，煽动舆论攻击，进而服务于美国的政治目的。上述举措再次印证了美国宣传战的一个重要方式———人格毁损，也有力地揭示了美国黑色宣传的惯用伎俩：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欺世惑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为提升对智宣传战的规模，中情局决定进一步资助《信使报》这一宣传战堡垒。在9月9日的“40委员会”会议上，基辛格指出，尽管资助《信使报》是高风险行动，但基于对智宣传战的目的，仍然值得一试。为此，基辛格同意向《信使报》提供7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18]。随着新的资金支持计划的批准，美国牢牢掌控了一个宣传战的舆论阵地，进一步将《信使报》同对智宣传战紧密结合起来，服务于美国的政策目标。

除将《信使报》作为对智宣传战的主要平台之外，美国还持续资助智利反对派政党及其控制的媒体。为此，中情局于10月29日建议向各反对派政党提供新的秘密资金，目的就是支持其政治活动。中情局特别指出，基督教民主党的媒体资源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基督教民主党新近掌控的教会大学电视台第13频道———这是智利反对派争夺电视媒体资源的一个重要成果———亦急需运转资金，此外，基督教民主党还需要资金印制反政府宣传的小册子、招贴画和传单等。11月5日，“40委员会”批准了中情局的建议[19]。鉴于掌控媒体资源是实施宣传战的基本保障和重要平台，因此，中情局的举措进一步表明，美国正力图巩固并扩大在智利的媒体布局，以期挑起更大规模的宣传战，推进美国的隐蔽行动目标。

美国的资金支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智利反对派媒体成为反阿连德的前哨阵地。基督教民主党、民族党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阿连德的文章和社论;反对派电台、教会大学电视台第13频道密集展开批评阿连德的舆论攻势;反对派的相关出版物亦从不同角度猛烈抨击阿连德政府及其政策[20]。到1971年年底，智利社会中反阿连德的声浪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资金接连不断的注入，《信使报》更加俯首帖耳地接受美国的政治操控，成为美国对阿连德政府展开宣传攻势的急先锋。1972年4月，由中情局秘密策动的“智利大学危机”全面爆发。除力图帮助反阿连德的政治势力获得智利大学校董会多数席位和校长职位之外，中情局煽动“智利大学危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控制本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控的智利大学电视台第9频道———智利最具影响力的电视频道之一。为配合美国的隐蔽行动，《信使报》竭力推波助澜，最终促成了美国目标的实现[21]，美国由此抢占了一个新的宣传战资源。

不仅如此，《信使报》还秉承美国的意旨，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政府宣传。例如，《信使报》利用智利的政治骚乱挑拨社会情绪，宣称阿连德政府对游行自由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允许共产党组织的集会，另一方面却取消了反对派的游行计划;《信使报》还发布消息，谎称智利共产党正向军队渗透，甚至公布了所谓共产党在智利军队中展开政治宣传的文件，目的就是挑起军方与阿连德的对抗，等等[22]。借助《信使报》和其他反政府媒体的宣传攻势所带来的心理效应，智利的局势更加动荡，密集的宣传战亦为美国策动政变创造了舆论和社会环境。

1972年8月之后，智利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引发了接连不断的示威游行。为此，阿连德政府宣布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为利用智利社会的动乱局面制造恐慌心理和紧张局势，智利反对派媒体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为美国摇旗呐喊。其中，《信使报》表现得尤其卖力。例如，它宣称阿连德的支持者对游行示威者采取威胁和恐吓等手段，包括向居民投掷石块等，目的就是试图阻止人们参加游行示威;接连发表文章和社论，呼吁智利商界、企业界和农民联合起来举行总罢工，并公布了所谓支持总罢工的有关社会组织的名单;竭力鼓噪警察与中学生之间的街头对抗，以期挑动更大规模的学潮[23]。由此可见，在美国的秘密资助下，《信使报》等反对派媒体紧紧追随并密切配合美国的政策意图，大肆散布甚至编造反阿连德的舆论，完全沦为美国对智宣传战的工具;而美国的目的就是借助反政府的宣传攻势，制造媒体焦点，支配智利舆论，营造紧张和危机气氛，搅乱智利社会，以期为策动政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到1973年，智利社会愈加动荡。为加剧智利危机，美国中情局利用业已掌控的媒体资源和其他传播手段，不间断地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攻势。为此，“40委员会”于2月12日批准向智利各反对派政党提供额外资金(数目尚未解密)，主要用于支付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出版社的宣传费用，以及翻译并印制招贴画、小册子和其他宣传资料的费用[24]。美国扩大隐蔽资金支持的意图非常清楚：利用更加密集的宣传战，引爆智利危机，助推政变的发生。

借助宣传战的舆论和心理功效，智利的危机状况持续发酵。进入9月之后，智利的局势迅速恶化，反政府的大罢工仍在继续并呈蔓延之势，圣地亚哥街头出现严重的哄抢事件甚至枪击事件，电视转播塔等处发生爆炸，通往圣地亚哥的铁路线亦被炸毁。面对失控的局势，美国一方面积极敦促智利军方乘机发动政变，另一方面加紧为政变造势，中情局秘密资助的媒体甚至公开叫嚣军事政变[25]。9月11日凌晨，智利军方发动政变，阿连德不幸遇难。至此，民选的阿连德政府被颠覆，美国的隐蔽行动最终酿成了智利的历史悲剧。

三、从“9·11政变”透视美国的宣传战略

“9·11政变”后，美国继续运用宣传手段掩盖政变真相。“9·11政变”后的第二天上午，美国负责处理危机事件的跨部门机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基辛格时任该小组主席)———就举行会议并决定，一旦被问及中情局与智利政变的关系，美国应断然否认。9月13日，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均发表声明，竭力撇清美国与智利政变有关的“谣言”，称美国事先并不知情[26]。美国的目的就是用外交谎言掩盖其策动智利“9·11政变”的恶劣行径。

事实清楚地证明，为实现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总体战略目标，美国设计了全方位的隐蔽行动计划(包括宣传战计划)，智利“9·11政变”正是美国隐蔽行动政策谋划与付诸实施的结果。从隐蔽宣传行动的角度看，智利“9·11政变”是美国实施宣传战的典型案例。美国在策动智利政变期间所采用的政策方法，进一步昭示了美国宣传战的政策隐蔽性和手段多样性的特征。

宣传战在国际政治中长期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爱德华·H.卡尔就指出，舆论权力(支配舆论的权力)也是政治权力，这在广播电台、电影和大众报刊成为舆论传播工具的当代世界尤为突出。因此，有组织地运用支配舆论的权力遂成为对外政策的普遍手段，宣传战成为国际政治的普遍现象[27]。由此可见，支配舆论是宣传战的核心内涵。

在美国隐蔽行动序列中，宣传战既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国实施的包括策动政变在内的多数隐蔽行动均充分利用宣传战作为引导性行动[28]，目的就是通过宣传战诱导并支配舆论，以便为有关政策的实施营造声势，助推政策目标的实现。作为美国隐蔽行动体系中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渗透力的行动类型，宣传战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虚假或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以达到特定或长远的政治和战略目的。具体地讲，宣传战主要具有两大政治功能：一是通过长期而持续的隐蔽宣传，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塑造目标国的舆论环境，改变甚至重塑对手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这是宣传战的一般功能，服务于长远的战略目标;二是在特定条件下针对目标国展开直接的舆论攻击，在目标国制造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这是宣传战的特定功能，主要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的[29]。

正因为宣传战可以发挥独特的政治功能，因而成为“中情局附件”对智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美国特定的政治和战略目标———颠覆阿连德政府。据初步统计，在对智隐蔽行动期间，美国仅用于秘密资助智利媒体的费用就高达四百三十多万美元[30];如果加上中情局对智利反对派政党宣传活动的支持，以及对智利境外媒体的支持，这笔资金数目将更为庞大。正是在美国的秘密资金的支持下，智利反对派不仅拥有《信使报》这一宣传喉舌，而且还控制了智利约65%的大众传媒。于是，智利反对派充分利用大众传播渠道，鼓噪紧张气氛，致使阿连德彻底暴露在舆论攻击之下[31]，完全失去了舆论反击的能力。进而言之，依托美国的资金支持，智利反政府媒体为反对派势力攻击阿连德政府提供了舞台，极大地扭曲了对智利现实状况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智利的舆论环境[32];美国则凭借提供资金支持的筹码，将智利反政府媒体作为宣传战工具，不仅据此支配了智利舆论，而且为策动政变创造了政治和社会条件。

可见，宣传战是美国蓄意混淆舆论视听、支配舆论环境、挑起社会矛盾、搅动智利局势的有力工具，在“9·11政变”的策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丑化并削弱阿连德政府、分化瓦解智利社会、制造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的作用，极大地促成了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

透过美国对智宣传战的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可以得出以下教训和警示。

第一，掌控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是美国实施宣传战的重要前提。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主要指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影电视等。鉴于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是实施宣传战的主要渠道，对其加以掌控和利用成为美国实施宣传战、进而支配舆论的基本前提。

在对智宣传战中，掌控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是美国的首要目标。为此，除向《信使报》提供资金支持之外，美国向智利反对派政党提供的资金亦有相当部分用于媒体资源及传播平台的建设。凭借美国的资金支持，智利反对派政党抢占了越来越多的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包括前期并未掌控的电视台，从而为美国实施对智宣传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依托对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的掌控，美国基本实现了支配并塑造智利舆论环境的目标，助推了政变的发生。

第二，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是美国实施宣传战的基本特点。在方式上，美国的宣传战既充分依托大众传媒和图书公司等新闻出版机构，亦广泛借助招贴画、传单、墙报、小册子等传播渠道。在类型上，美国的宣传战分为灰色和黑色宣传两种类型。灰色宣传是指没有隐藏全部信息来源和渠道的隐蔽宣传行动，其素材可以是真实的或捏造的，或两者兼而有之;为使捏造的宣传素材更加可信和有效，灰色宣传可以夹带一定数量的真实信息。所谓黑色宣传，是指信息来源和渠道完全隐藏、宣传素材完全虚假或捏造的隐蔽宣传行动[33]。

为颠覆阿连德政府，美国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战方式，既有媒体的宣传攻势，也有借助出版物而展开的宣传战;与此同时，美国秘密资助印制的招贴画、传单和小册子等，亦成为美国实施对智宣传战的重要方式。在宣传战的类型方面，美国既展开了以扞卫民主自由为名义的灰色宣传，亦策划实施了以人身攻击和人格毁损等为主要内容的黑色宣传。因此，对智宣传战几乎囊括了美国当时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进一步昭示了美国的宣传战伎俩。

第三，建立秘密资金输送渠道是美国展开宣传战的重要保障。美国宣传战的实施是以资金投入作为支撑的，因此，建立秘密且可靠的资金输送渠道是宣传战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之一。为确保资金支持的隐蔽性，通过跨国公司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提供秘密资金支持是最佳途径。

为有效实施对智宣传战，中情局始终将资金支持作为保障手段。从根本上讲，展开具有一定规模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是中情局向所有反阿连德的势力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重要动机[34]。不仅如此，在对智宣传战的实施过程中，秘密资金支持的输送渠道及其安全性亦是美国特别关注的问题。为此，中情局设计了周密的资金转移渠道。尽管这些渠道目前尚未解密，但秘密而安全的资金输送无疑为美国实施宣传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美国的秘密资金支持，就难有宣传战的展开，这也是美国对资金输送渠道至今秘而不宣的原因。正因为资金输送渠道的高度隐蔽性，有人据此为美国针对智利的宣传战进行辩解，认为智利反对派媒体并不知道这些资金来自中情局，因而谈不上美国对智利媒体施加了影响[35]。随着中情局档案资料的解密，美国利用秘密资金支持实施宣传战的事实昭然于世，这就有力地证明，建立秘密资金支持与输送渠道是美国实施对智宣传战的重要支撑。

作为美国策动智利“9·11政变”的工具之一，针对智利的宣传战进一步揭示了美国隐蔽宣传行动的政策手段和实施路径。除制定周密的政策计划并确立宣传战的目标之外，掌控媒体资源和传播平台、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建立秘密资金支持与输送渠道是美国对智宣传战的三个重要环节，服务于美国煽动政变的政策目标。透过美国策动智利“9·11政变”过程中所实施的宣传战，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美国宣传战的政治功能和政策本质，有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领悟并洞悉美国对外宣传战的发展动向和趋势。

[1]关于国内外学术界对美国与1973年智利“9·11政变”关系的研究综述，参见舒建中：《美国与智利1973年“9·11政变”》，《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第125～136页。鉴于宣传战在美国对智隐蔽行动中扮演了特殊的重要角色，本文将集中探讨美国宣传战与1973年智利“9·11政变”的关系。

[2]《信使报》出版商奥古斯丁·爱德华兹(Augustin Edwards)与美国铜业公司关系密切，因而早就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爱德华兹亦同中情局保持频繁接触[参见卢布纳·Z.库雷希：《尼克松、基辛格与阿连德：美国卷入1973年智利政变》(Lubna Z. Qureshi，Nixon，Kissinger，and Allende：U.S.Involvement in the 1973 Coup in Chile)，兰哈姆：列克星敦图书公司2009年版，第31页]。

[3][4][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第21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14年版，第178，199～201、240，360～368、373～374页。

[6]所谓孵卵鸭，是指易被欺骗的对象。

[7][8][10][1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415～417，424、429，382～383，486～489页。

[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第E—16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15年版，第115～116页。

[1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212～213页。

[12][13]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503～505、540～546页。

[14][1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300、324～325页。

[16]在密谋策动政变的同时，美国依然同智利保持低水平的外交关系，目的就是为对智隐蔽行动的展开提供外交掩护。基辛格就指出，维持同智利的低水平外交关系与隐蔽行动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公然的敌意将妨碍美国隐蔽行动的实施[参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392页]。

[1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575页。

[1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690～693页;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429～431页。

[19][20][21][2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455～458、490、575～577、561～562页。

[23][2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806～808，898～899、912页。

[24]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667～668页。

[25]乔纳森·哈斯拉姆：《尼克松政府与阿连德智利的殁殇：一个助杀案例》(Jonathan Haslam，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ath of Allende’s Chile：A Case of Assisted Suicide)，伦敦：弗索图书公司2005年版，第211页。

[27]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Edward H.Carr，The Twenty Years’Crisis 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61年版，第132～137页。

[28]迈克尔·特纳：“隐蔽行动：秘密宣传效果评估”(Michael A.Turner，“Covert Action：An Appraisal of the Effects of Secret Propaganda”)，洛赫·约翰逊主编：《战略情报》(Loch K.Johnson，ed.，Strategic Intelligence)第3卷，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108页。

[29]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5期，第53页。

[30]威廉·J.多尔蒂：《行政秘密：隐蔽行动与总统职权》(William J.Daugherty，Executive Secrets：Covert Action and the Presidency)，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31]吉尔·默诺姆：“民主、依附与动荡：阿连德政权的动摇”(Gil Merom，“Democracy，Dependency，and Destabilization：The Shaking of Allende’s Regime”)，《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105卷第1期(1990年)，第88～89页。

[32]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4页。

[33]罗伊·戈德森：《肮脏的诡计或制胜的王牌：美国的隐蔽行动与反情报》(Roy Godson，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U.S.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布拉西公司1995年版，第151～158页。

[34]乔纳森·哈斯拉姆：《尼克松政府与阿连德智利的殁殇：一个助杀案例》，第175页。

[35]罗伯特·亚历山大：《智利的悲剧》(Robert J.Alexander，The Tragedy of Chile)，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231页。

【舒建中，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原标题《美国宣传战与智利“9·11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