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中国稀土问题的经济史透视与演化经济学分析

一、引言

自2010年初我国政府实施稀土储备计划和出口限制政策以来，国际稀土价格已经出现了大幅度上涨。[①]这一方面让美、日、欧等稀土消费大国怨声载道，并高调渲染“中国对西方发动稀土战争”;另一方面，一些针对中国稀土政策的行动业已广泛展开，如近期美国宣称要重新启动国内稀土开采活动并积极寻找替代供应的来源，日本则在指责中国“资源武器化”的同时，还频繁对印度、越南、蒙古等“有土”国家展开外交攻势[②]，欧盟也搬出WTO规则对中国稀土政策施压……在我国稀土问题上，某些西方国家展开了紧锣密鼓的活动。

西方国家在中国稀土问题上的“神经过敏”表明，目前我国的稀土政策着实打到了某些国家的痛处。然而好景不长，最近据国外媒体透露，世界贸易组织初步裁决中国对9种原材料的出口限制违反了WTO规则。虽然该案不涉及稀土，但却很可能是西方国家的一次“投石问路”。在这次试探得到WTO的首肯之后，西方国家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将锁定中国稀土。[③]这意味着，目前我国对稀土等原材料的限制政策将可能面临严峻挑战。

事实上，即便我国已经有所行动，但在目前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下，稀土等稀有金属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作用基本上是发挥不出来的。既然如此，为何西方国家还要在我国稀土问题上如此小题大做呢?以下是笔者援引某位中国专家的话：

【“(稀土)全球一年只需要12万吨，这是非常小的用量，其中还有很多是被有战略远见的国家储备起来的。……真正需要(稀土)的那些应用强国早就以低价大量储备了中国的稀土，所以现在中国对稀土的调控根本不会威胁到它们。它们大肆炒作，其实是想让中国继续以不合理的廉价供给他们稀土，同时消耗中国具有独特优势的战略资源，……这正是几个稀土进口大国与中国较量的手法。”[④]】

笔者认为，上面的这段话对我国稀土问题的国际争端做出了非常精辟的回答。为了打破某些国家企图通过稀土问题继续掠夺我国宝贵资源的险恶用心，并为我国进一步实施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战略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尝试从经济史和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对此展开分析。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回顾经济史上自然资源在发达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便为我们理解为何其现在仍高度重视控制自然资源提供历史背景。然后，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和历史经验分析一国出口自然资源无法致富的原因，为我国限制乃至停止出口稀土等初级资源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从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入手，探讨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在我国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乃至跨越式发展中的关键性战略地位。最后，通过当前我国稀土等资源产业面临的种种困境，透析了我国资源战略大转变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二、自然资源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崛起：经济史的透视

稀土是我国储量丰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但是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稀土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用我国丰富的稀土资源换取相对稀缺的国外资金和技术，是稀土出口的主要任务。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在稀土高端应用领域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反而已基本被外资或合资企业所把持。稀土依然没有摆脱“卖个好价钱”和“引进好技术”的职能定位。事实证明，稀土既不能卖个好价钱[⑤]，也不能引进好技术。有人可能会说，稀土通过出口创汇为我国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种说法不免会被熟悉经济史的人贻笑大方，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是通过贩卖国内资源的方式而崛起的。

恰恰相反，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秘诀之一就在于，重要资源作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被投入到了当时的高端经济活动之中。从经济史上看，重要自然资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起飞阶段几乎都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能源的煤炭，密集分布于英国工业区的矿床之中，为早期英国工业革命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就认为，19世纪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就是英国当时发现了大量煤炭，从而破除了工业化的能源瓶颈。[⑥]邱建群(2010)对英国首先使用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与英国之所以爆发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有趣且具有说服力的论述。[⑦]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赖特(Wright, 1990)和纳尔逊(Nelson, 1991)认为，美国大规模生产范式的兴起与其数量巨大的廉价能源获得和人均物资资源丰富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⑧]阿布拉莫维茨和大卫(Abramowitz and David, 1994)指出，土地、矿藏和森林等资源的丰富是南北战争之后有利于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⑨]

鉴于重要资源在工业化崛起中的巨大作用，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是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国内未经加工的原材料出口的。例如从15世纪晚期开始，为了发展当时作为国际竞争支柱产业的羊毛纺织业，英国政府曾制订了严刑峻法：除“羊毛之外，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法律的实施十分严厉，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被处死’”。[⑩]英国还把限制本国羊毛等原材料的出口作为打击竞争对手国内较为成熟的毛纺织业的武器，并且导致了当时作为欧洲纺织业霸主的低地国家的衰落。英国着名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丹尼尔·迪福在《英格兰商业计划》中详细描绘了英国这种原毛出口限制政策，并且认为“出口禁令使低地国家的竞争对手走向了毁灭，因为他们丧失了原材料”。[11]

在限制国内资源出口的同时，发达国家还尽可能地控制原材料来源，建立殖民地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通过向殖民地“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英国成功崛起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长期维持着世界霸主地位。此间，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曾经饱受英国对其进行原材料掠夺和限制制造业发展之苦，因为“在殖民地，英国非常喜欢对它所不希望发展的先进制造业断然施以禁令”。被公认为英国第一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1676-1745)为了迫使美洲殖民地沦为其廉价原材料的供应者，“禁止在美国建造新的轧钢厂和切分钢厂，迫使其专注于低附加值的生铁和条形铁生产，而不能发展高附加值的钢产品”;他还“对美洲殖民地的原材料生产(比如大麻、木材)既提供出口补贴(美洲方面)，又废除进口税(英国方面)。……确保殖民地固守初级产品的生产，永远也不要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12]

更具警示意义的是，美国后来正是效仿了英国这种“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的重商主义政策，才逐步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时至今日，美国受该政策的影响之深，依然可以从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迫使拉美国家放弃工业化而恢复原材料出口的战略中窥见一斑;直到最近，为了控制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并稳定其后院，美国仍然支持了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的国内政变。[13]此外，许多帝国主义战争也是为了争夺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而爆发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就与其把工业原料和能源的来源视为国家“生命线”的理论有关。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何如此依赖并重视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呢?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1992/2011)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原因，

【“在工业专业化能顺利进行之前，初级原材料的生产瓶颈就必须得以解决。为了尽可能地减轻这种约束，工业国率先发展了遍布世界的原材料供应以支撑其工业扩张，这就避开了成本陡升的压力，否则其经济增长将始终面临着原材料紧缺的约束。”[14]……“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是将粮食、原材料和其他初级品的价格控制在其最低生产成本的边缘而不是高的垄断价格之上。”[15]】

所以，严格限制国内原材料出口并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自然资源，就成为了发达国家能够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手段。

三、出口自然资源无法强国富民的演化经济学解释

那么在成功崛起之后，为何当今发达国家还要严格限制自然资源出口并实施控制资源的战略呢?为何美国等国家封存本国的稀土开发却迫使中国必须出口稀土呢?演化经济学深刻揭示了发达国家实施这种政策的原因：高附加值和创新机会窗口大的高端产业环节由于是报酬递增活动的载体，因而构成了国家富裕的基础，但这都是以获得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为前提的，否则它将成为“无米之炊”;在缺乏这种高质量产业支持的情况下，一国即使自然资源再丰富，单纯靠出口资源也不可能实现强国富民，反而迟早要陷入贫困的境地。

在历史上，曾经强盛一时的西班牙就因为从美洲殖民地大量掠夺金银而导致了“脱工业化”，不得不出口其自然资源等初级产品获取他国工业制成品，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衰败。西班牙财政大臣路易斯·奥蒂斯在1558年致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一份关于防止西班牙货币流出的备忘录中曾写道，

【“(荷兰人)只花1个佛罗林货币来购买来自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原材料，特别是丝绸、铁和库切尼拉(一种红色染料)，而他们却以10至100佛罗林的价格将制成品返销西班牙。通过这种方法，欧洲的其他国家给西班牙带来的羞辱要远远大于西班牙强加给印第安人的侮辱。西班牙人以价值大致相等的小饰品去交换(印第安人的)金银，却以天价回购自己的原材料，这使西班牙人成了整个欧洲的笑柄。”[16]】

可见，出口初级资源不仅无法致富，反而很可能导致一个强大国家的衰落。当今大量存在的所谓“资源诅咒”现象也表明，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没有通过这种方式致富，相反却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早在1764年，启蒙运动时期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弗兰西通过对经济史的细致观察，就得出了如下发人深思的结论，

【“一般而言，一个弱小贫穷的民族将自己的原材料输送给更强大更富有的民族之做法，是错误的。那些工业较多的国家，将原材料进行加工后使其价值提高一倍以上。它们通过这种高超的技巧来养活大部分本国人口。由于获得了巨大利益，因此，它们始终能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17]】

弗兰西的观点十分类似于现在迈克尔·波特的产业价值链理论。在奥蒂斯和弗兰西的时代，制造业活动无疑是当时产业链条上的“高质量”环节。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由于制造业在当时具有最高的进入壁垒，例如较高的固定成本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等，所以相对于原材料生产而言，那些生产制成品的国家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同时更长的国内产业链条也能够为就业提供更多机会。这就是所谓“熊彼特租金”和“协同效应”共同创造的收入和就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与以往相比，如今产业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地位虽已大相径庭，但基本原理却并未改变。那些未能抓住产业链高质量环节并从事“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坏的贸易”的国家，将遭受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 1996)所谓的“自然资源的三重诅咒”：收益递减[18]、完全竞争和价格震荡[19]。[20]

值得注意的是，赖纳特所谓的“自然资源的三重诅咒”不同于目前流行的“资源诅咒论”。“资源诅咒论”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多种多样，却鲜有认识到“抓住高质量生产活动”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合理利用其资源的基本前提。但在赖纳特看来，这恰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等资源丰富国家没有出现“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而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出口之所以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停滞、贫困加剧和社会动荡，就是因为缺乏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支持。因此，“资源诅咒”并非是由自然资源的丰富所导致的，而是源于不恰当的发展战略及其政策。此外，“资源诅咒论”也严重地忽视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导致贫困国家“资源诅咒”的重要根源。在历史上，国际贸易从来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一种垄断结构，在发达国家控制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通过自由贸易不仅难以致富，反而会被锁定在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甚至常常被发达国家用殖民手段控制或成为其政治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因为缺乏由“熊彼特动态”所创造的进入壁垒，使得发达国家实力强大的跨国采购商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或者干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手段直接掏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

我国虽然不是以出口自然资源为主的经济体，但是“资源诅咒”现象已在我国稀土等稀有金属行业普遍存在，例如最近记者披露出我国钒钛资源存在与稀土一样严重的问题。[21]长期以来，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私欲在稀有金属资源问题上始终无法统一，缺乏监管规划的过度开发和私采滥挖现象屡禁不止。如果考虑资源环境成本，我国稀有金属行业早已深陷“收益递减陷阱”之中。无序竞争、血拼杀价的“竞次”行为，使得我国稀土非但无法像中东石油那样获得高额利润，反而被美、日等一些国家处心积虑地大量贱购。据报道，日本储备的中国稀土足够其使用二三十年，甚至有能力影响国际稀土价格。更严重的是，由于战略统筹规划和政策扶持导向的基本失误，我国稀土行业内的技术进步大多发生在外资鲜有兴趣涉足的稀土开采、提炼和深加工等初级生产环节，而在稀土高端应用领域则长期停滞不前，目前基本上已经被外资所把持，于是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稀土定价权就被牢牢握在了外国人手里。另外，这种技术进步也为外国掏空我国廉价的稀土资源大开方便之门。[2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出口稀土等重要资源呢?[23]

四、稀土、第六次技术革命与我国跨越式发展的机会窗口

来自理论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经验都告诉我们，当前我国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的利用和发展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亟待做出重大战略调整。那么路在何方呢?卡洛塔·佩蕾斯(Carlota Perez，2001)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伴随技术革命引起的创新机会窗口的开启与关闭，发展中国家将在技术进步的特定阶段，通过抓住某些特定活动的机会，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赶超的可能。[24]正是运用这种原理，佩蕾斯(2010)分析了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市场分割和网络效应等一系列技术经济范式的根本转变，将导致“资源诅咒”观点不再成立，并据此为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提供了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战略。[25]

早在1988年，佩蕾斯和苏蒂就区分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两种机会窗口。[26]一种是当某种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后，发展中国家就具备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这种方式的追赶被称之为“第一种机会窗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无论怎样追赶，也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更不说实现跨越了。在佩蕾斯和苏蒂看来，对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具有意义的，则是处于酝酿阶段的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在这种机会窗口中，虽然大量的和主要的新技术最初出现在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是公共的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性程度很低，处于这个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更像是“一张白纸”，甚至能比率先崛起的国家更加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而后者则往往严重受困于旧范式的锁定效应，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它就有可能取代先行者的技术和制度领先地位，实现跨越式发展。德国和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崛起就是“后发优势”的最好例证。

“第二种机会窗口”的理论为我国稀土战略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世界范围内将有可能爆发以新能源、新材料、纳米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而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正是这次技术革命中新材料和新能源(也包括部分生物技术)领域内的必需投入品。如果能牢牢抓住此次技术革命的机会，大力发展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科技研发和应用等高端领域，我国将很可能基于“后发优势”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我国在这些资源上可媲美中东石油的垄断地位，将为实施这种赶超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保障。

在现代生产领域，稀土等稀有金属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原料，更是一种用途极为特殊的战略资源。稀土广泛应用于各种复合材料尤其是合金的生产中，起着赋予和提升材料特殊性能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尖端武器的生产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稀有金属如钨、铟、锗、钼、钒、钛等，也分别在超级合金、太阳能电池和超导材料等尖端制造业领域内具有重要用途。目前，这些稀有金属资源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航空航天、信息产业和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等当今最前沿的生产领域。

由于作用极为特殊，这些稀有金属在现代工业中已然形成了强烈的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完全替代它们将产生难以逾越的经济成本和技术障碍。这意味着，至少在未来新技术革命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稀有金属在高端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都将难以撼动，其技术应用领域也将是各国抓住高端生产活动的“兵家必争之地”。目前美国认定的35个战略元素和日本选定的26个高技术元素中，都包括了全部稀土元素;日、英、法、德等工业发达国家都缺乏稀土资源，但它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稀土应用技术。[27]这些国家都把稀土看作是对本国经济和技术发展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战略元素。这也是我国在2010年10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将“大力发展稀土功能材料”列为新材料行业重点发展领域的主要原因。

我国是世界上稀土等稀有金属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除了稀土综合储量占全球30%强之外，稀有金属钨、铟、锗、钛的储量分别占全球的85%、80%、50%和37%，均居世界第一。此外，大量能够以低成本开采的稀有金属资源也都富集我国，且我国是世界上惟一能够供应不同等级、不同品种稀有金属产品的国家。邓小平同志曾经意味深长地说：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

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在稀有金属资源上这种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抓住即将到来的新技术革命的难得机遇，将丰富且成本低廉的稀有金属资源投入到我国而不是别国的新能源、新材料的研发应用等高质量生产环节上，是发挥稀土等战略资源重要作用的最优手段，也是我国稀有金属资源战略调整的唯一方向。

五、稀土问题折射出我国资源战略大转变的必要性及其具体措施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将重要自然资源或原材料投入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高质量生产活动之中，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本前提，这是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工业化国家所遵循的资源战略的基本原理。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英国和美国分别抓住了以煤炭和石油为主要能源的两次技术革命一跃成为了世界霸主。同样，那些成功地避免了“资源诅咒”的发达国家，都是通过有意识地在基于资源的经济活动之外创造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才避免了如今拉美国家的厄运。

今天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内涵与当初发达国家崛起时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其内涵已由原来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重化工业，以及后来以石油能源和石化产业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范式，向以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为核心的绿色生产范式转变。同时，低质量生产活动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除了以往“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的“坏的贸易”之外，任何使用自然资源生产低端制成品进行贸易，或利用国内廉价能源提供动力从事低端来料加工贸易的经济活动，在当前都具备低质量生产活动的全部特征。

不幸的是，我国当前以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和来料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这种低质量生产活动的典型。在我国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输出大量廉价商品的背后，是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等宝贵资源的贱价消耗和巨大浪费，同时也是对国外消费者的廉价资源补贴。另外，作为“世界工厂”的巨大资源消耗，导致我国进口初级资源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出口低端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却在不断恶化，深陷利润空间被“两头压缩”的窘境无法自拔。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国目前这种以低质量生产活动为主的经济模式，使得充分发挥稀土等重要战略资源巨大作用的可能性已基本化为泡影，恐将导致我国与即将到来的新技术革命机会窗口失之交臂。

我国稀土等战略资源面临的种种困境，折射出目前我国基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战略的资源利用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需尽快做出重大调整，逐步实现由将稀土等重要资源投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向将其投入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转变。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不要受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WTO等国际机构施压的影响，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当前的稀土储备和出口配额政策。发达国家在我国稀土等战略资源上一贯表现贪婪[28]，说明了其目的绝不仅是为了获得我国廉价稀土原料那样简单，而更可能是一种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在2010年政府未削减稀土出口配额之前，我国用占世界30%的稀土储量供应了全球90%的稀土消费，其中60%以上出口至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是敞开了门不计成本地向世界供应。商务部长陈德铭据此指责美国等在我国稀土问题上“太没良心”，不是没良心，而是对华政治需要。就连某些日本专家也认为，目前以日本为代表的某些国家，大造寻找稀土替代材料或重启稀土开发的舆论，不排除是为了牵制中国的一种姿态。[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有继续贯彻执行当前的稀土政策，才能避免落入发达国家设置的政治圈套。

其次，我国目前的原材料政策应当更近一步，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我国应当逐步停止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并将涉足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生产和加工活动的外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30]我国稀土储量在1996至2009年间大跌37%，只剩2700万吨。按现有生产速度，我国的中、重类稀土资源仅能维持20年左右，而未来5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我国面临着过去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没有遭遇到的空前资源压力。停止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能否克服资源瓶颈成功实现工业化崛起。禁止稀土资源出口并将“涉土”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就是要扼住发达国家掏空我国宝贵资源发展它们高科技的企图，为我国实现赶超战略赢得宝贵的资源和时间。

第三，从短期来看，对于自然资源行业，尤其是稀土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要实施“大资源战略”。在当前的混乱局面下，对内整合并控制生产能力，对外成立卡特尔统一定价权，是短期内我国如稀土等资源行业避免落入“收益递减”和“竞次效应”的有效措施。我们在上一点已经提出，我国要逐步禁止资源出口，将宝贵资源投入到国内高端生产领域。但是，从目前的国际政治压力和国内需求环境来看，立即禁止稀土等资源出口都将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采取卡特尔限制出口并垄断价格是一个次优选择：既避免了资源被快速掏空，又可以有一个过渡期的调整阶段。联系到最近我国稀土资源整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导致稀土价格大幅上涨的事实，OPEC组织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也要避免过度垄断对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损害。

第四，从长远看，我国要大力发展在第六次技术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将稀土等战略资源投入到我国而不是外国的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和高端应用中。这是我国抓住第六次技术革命实施赶超战略的最好机会，也是获取与稀土相关的制成品定价能力的终极途径。为此，我国亟需转变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的具体要求，重点发展国内的稀有金属复合材料、超级合金、永磁材料、超导材料和太阳能电池等，力争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获得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有金属高端应用技术，并大力推进这些稀土终端材料在整机制造业上的应用水平。我们建议，在高端技术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我国要大幅减少稀有金属开采;而在高端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我们也应从战略角度出发，在价格低廉时从国外进口而不是开采本国的矿藏。

最后，要将稀土应用等高端产业留在稀土资源富集地。目前，我国稀土资源集中分布于内蒙古白云鄂博、江西赣南、广东粤北、四川凉山等地。在这些稀土富集地就近发展稀土深加工和应用等高端产业，不仅仅是出于资源便利的考虑，更是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缩小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如果这些地区只保留高效率的稀土开采和粗加工行业，而高端应用领域都被转移到了沿海发达区域，那么这些地区必将深陷“资源诅咒”。只有将高端产业留在当地，这些地区才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转变资源性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大力推进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剂良方。

[①] 笔者在“中国稀土”网查询了2010-1-1至2011-3-1我国主要稀土产品的价格。仅以碳酸稀土为例，其价格已由不足12000元/吨，飞涨至27000元/吨以上。详情可登录http://www.cre.net/list.php?catid=38查询。

[②] 蔡成平：《揭秘日本稀土大战策略》，载《稀土信息》，2010年第11期。

[③] 孙韶华等：《WTO初裁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违规》，载《经济参考报》，2011年2月22日第2版。

[④] 引文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所加，并对原文略有删减。参见刘刚等：《持续廉价进口耗中国资源手握大量储备压中国降价——西方想重绘稀土霸主地图》，载人民网网站，2010年11月12日，http://energy.people.com.cn/GB/13195509.html。

[⑤] 虽然当前的稀土政策导致我国稀土价格大幅度上涨，但是由于缺乏稀土应用领域的核心技术，我国在稀土高端产品上鲜有生产能力和定价权，所以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制于人。并且，由于严重忽视资源环境成本，即使按照我国目前稀土的“历史高价格”来看，也远低于当年美国稀土生产商无利可图而破产闭矿时的成本。所以当前的“高价”并非“好价钱”，而是“贱价”。

[⑥] 马丁·雅克着：《当中国统治世界》，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页。

[⑦] 邱建群：《生态危机与能源转换——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原因之新解》，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⑧] 库尔特·多普菲主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⑨] 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王中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⑩] 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57页。

[11]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2] 同上。第29页。

[13] 2002年委内瑞拉的政变未遂，而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则颠覆了努埃尔·塞拉亚政权。

[14] 赫德森的论述引自根据其2009年英文第二版在我国即将翻译出版的中译本(第十二章)，但由于在我国找不到2009年的英文版本，因此参考文献中的页码对应的是1992年第一版，其与中译本内容略有出入。该书中译本将在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参见Hudson Michael, ‘Trad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Debt: A History of Theories of Polariz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London: Pluto Press, 1992, pp. 290.

[15] Ditto, pp. 292.

[16] 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王中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17] 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王中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18] 弗兰克·格拉汉姆(1923)的经典文章揭示了收益递减的存在，将导致从事初级资源出口贸易的国家出现比自给自足时更糟糕的经济表现。参见Graham Frank, ‘Some Aspects of Protection Further Considered’, 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1923, pp. 199-227.

[19] 如果商品价格存在剧烈波动，生产者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销售时机上，从而忽视经营管理和创新活动。为了在不确定的价格条件下生存，这样的企业将会奉行低工资策略。

[20] Reinert Erik S,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The Dilemma of Resource-based Economies under a Free Trade Regime’, in Stein Hansen, Jan Hesselberg and Helge Hveem (eds.)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Environment: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slo, Centre for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Oslo, 1996, pp. 119-150.

[21] 稀有金属资源的无序开发在我国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参见杨烨、王涛：《钒钛如何才不会成为下一个稀土?》，载《经济参考报》，2011年3月2日。

[22] 目前我国的稀土开采、分离萃取和深加工等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参见中国科学院网站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版块刊载的名为“徐光宪院士：用创新改变了世界稀土市场格局”的文章，http://www.cas.cn/ky/kjjl/gjzgkxjsj/2008n/xgx/mtbd/200907/t20090729_2282673.shtml。

[23] 我们还从美元储备不断贬值的角度讨论了禁止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原因。参见贾根良、刘琳：《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回购资源型外资企业》，载《经济纵横》，2011年第2期。

[24] Perez Carlota,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s a Moving Target’, in Cepal Review, No. 75, 2001, pp. 109-130.

[25] Perez Carlota,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Latin America: a Resource-based Produ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epal Review, No. 100, 2010, pp. 121-141.

[26] C•佩雷斯、L•苏蒂(1988)：《技术上的追赶：进入壁垒和机会窗口》，载G•多西、C•弗里曼、R•纳尔逊等编，钟学义等译：《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6-592页。

[27] 张海顺：《坚持科学发展，做强稀土产业》，载包头市人民政府网站，2009年6月3日，http://www.baotou.gov.cn/html/2009-06/2009-06-03-10-52-0868.html。

[28] 有证据显示，某些发达国家进口中国稀土除了生产所需，还通过政府拨款超额购进并囤积稀土;除了购买，还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参与我国稀土开发，对我国稀土进行变相掠夺。

[29] 刘刚等：《持续廉价进口耗中国资源手握大量储备压中国降价——西方想重绘稀土霸主地图》，载人民网网站，2010年11月12日，http://energy.people.com.cn/GB/13195509.html。

[30] 贾根良、刘琳：《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并回购资源型外资企业》，载《经济纵横》，2011年第2期。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察网摘录自《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